胡平：达兰萨拉观访小记

　

提要：从3月14日到24日，我和苏晓康应邀前往印度的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社区，进行了为期一周（除去旅途时间）的参观访问。此行收获很大，感受良多。我将写文章一一道来。这里，我先将此次的行程做一番交待，顺便讲几件有关的事情，可供后来观访者参考。


从3月14日到24日，我和苏晓康应邀前往印度的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社区，进行了为期一周（除去旅途时间）的参观访问。此行收获很大，感受良多。我将写文章一一道来。这里，我先将此次的行程做一番交待，顺便讲几件有关的事情，可供后来观访者参考。

和晓康一样，我也是第一次去达兰萨拉。本来定下的日期是3月4日到11日，由于我的签证迟迟没批下来。负责安排这次观访的贡嘎扎西先生就把日期顺延。这样，我们就错过了3月10日的西藏抗暴52周年纪念活动，不过却赶上了流亡政府的选举日（3月20日），也很好。

动身前，我特地向李江琳请教此行有何注意事项。李江琳叮嘱说，到了那里，别喝生水，要喝瓶装水；要预防腹泻，咳嗽；3月的达兰萨拉，气候适宜，早晚凉一些；从新德里到达兰萨拉，有段路要坐汽车，另外，到了达兰萨拉，去各处参观也要坐汽车，山路盘桓，路况不算好，有晕车毛病的人要当心。等等。我遵循她的嘱咐，带上了好几种药片，有备无患；不过还好，到头来一片也没用上。

14日下午，我们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班机，从纽约肯尼迪机场直飞新德里。机上服务不错，乘客少，可以占用三个位子躺下睡觉。15日下午抵达新德里，新修建的机场高大敞亮。旺贞拉姆女士前来接机，旺贞操一口台湾国语，一问，果然在台湾上过学。旺贞拉姆带着我们乘出租车穿过新德里到老德里的藏民村。公路上很拥挤，大汽车小汽车，摩托车尤其多，争先恐后，随意穿插，还有自行车和人力三轮车，偶尔还能见到马车。我们下榻于旺登旅馆（Wangdhen House）。我带了电脑，但旅馆里不能上网，于是我们就上了街上的网吧，忙着看信和给家里报平安。

次日，我们自己乘出租车（司机是头晚旺贞拉姆约好的），走马观花地游览了古德卜尖塔、国家博物馆、巴哈伊礼拜堂（又称莲花寺）等，然后来到印度门，经国家大道，到总统府——这一带开阔，街道笔直，建筑宏伟，颇有气势。新德里很热，最高温度摄氏32度。晚上，旺贞拉姆送我们上火车。印度的硬卧车厢和中国的不一样，另一边也有两个座位，但一到夜间就拉下来成上下两个铺位。车上满员，没空位。我和晓康有时差，睡不着觉的时候找不到地方坐，只好躺在铺上翻来覆去，所以我们决定，等回来时干脆坐大巴士算了。清晨，火车到了巴坦高特站（Padhankot）。接我们的是身穿绛红色袈裟的益西丹增，他是《北京之春》的热心读者，一眼就认出我们。我们乘车前往达兰萨拉，途中在一印度餐馆小憩，吃了顿早午餐，中午时分抵达目的地，安置在绿屋（Green?Hotel）。

接下来几天活动很多。我们先后参观了儿童村、学校、图书馆、博物馆、难民接待中心、藏医药研究所和人权与民主中心，还参观了议会、流亡政府的一些部门以及好几处寺院，听他们介绍，和他们交流，并且和前政治犯团体、西藏妇女会、西藏民主党等几家非政府组织举行座谈。拜会了达赖喇嘛、流亡议会会长平巴次仁和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等负责官员，流亡政府外交部长格桑.塔可拉和两位秘书长还设宴招待我和苏晓康。在这一周的活动中，外交与新闻部中国科负责人桑杰嘉全程陪同。他既是导游，又是翻译，很健谈，对西藏问题如数家珍。我们也去了十七世噶玛巴的临时住所，噶玛巴正在印度南方，我们没见到噶玛巴本人。来自纽约的《星岛日报》总编辑王宁恰好也在这段时间访问达兰萨拉，有几次观访活动我们三人一道。

我和苏晓康是在达赖喇嘛官邸拜会达赖喇嘛的。在候客室，我们巧遇来自台湾的林中斌夫妇和苏嘉宏教授。林中斌原住美国，我和苏晓康在92年洛杉矶的一次会议上和他相识；后来他在华盛顿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工作，其后回到台湾，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现在淡江大学任教。苏嘉宏是高雄辅英科技大学的教授，对两岸关系问题和西藏问题都很有研究，著有《流亡中的民主：印度流亡藏人的政治与社会（1959-2004）》，曾多次来纽约参加我们《北京之春》组织的研讨会。

在林中斌夫妇和苏嘉宏教授与达赖喇嘛会见之后，轮到了我和晓康。我们和达赖喇嘛交谈了大约40分钟。现场由我们的老朋友才嘉做翻译。达赖喇嘛身体和精神都很好。那天下午，他已经会见了好几批来客，但仍然兴致盎然，毫无倦意。首先，我们感谢他向诺委会推荐刘晓波作为2010年和平奖得主，然后我们就中国政局及其他一些问题交换了看法。

在会谈结束后，我和晓康分别拿出一本达赖喇嘛的文集请他签名。晓康还拿出一串藏式腕链，是刚给他妻子买的，请尊者加持。然后，达赖喇嘛和我们分别合影留念。

我们这次访问达兰萨拉，赶上两件大事：一是达赖喇嘛正式退出政治活动，一是流亡议会与行政首长举行选举。20日是投票日，上午，我和晓康来到达赖喇嘛所在的大乘法苑，这里是一个投票所，只见选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手里拿着绿色的小本子——流亡藏人自愿缴税本，等候着领票、圈票和投票。这次选举意义非凡，藏人参与热情很高，各地来参观的人也很多，还有国际性的观选团。三名首席部长候选人中呼声最高的洛桑也来到这个投票所，受到鼓掌欢迎。洛桑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在投票箱前投下了他的一票，然后离去。洛桑今年43岁，算来和王丹、吾尔开希等天安门一代是同龄人。

作家朱瑞在达兰萨拉小住，邀请我和晓康到她的住所，亲自下厨，还送给我们她新出的书《拉萨好时光》。挪威《西藏之声》电台的德吉美朵也到我们的旅馆和我们聊天。我在这里的旅馆和德里藏人村的旅馆里看电视，发现有个频道，没有影像，有声音，正是他们《西藏之声》的中文广播。

记得多年前，项小吉就告诉过我，他在达兰萨拉访问时，走在街上听到有藏人叫他的名字，原来他们是看《北京之春》杂志上的照片认出他来的。我这次在达兰萨拉也几次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在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社区，《北京之春》大概是影响最大的中文刊物。不少藏人朋友，如达瓦才仁、桑杰嘉，都是我们的作者。早先薛伟来过几次达兰萨拉。这里好几个朋友要我转达对薛伟的问候。

达兰萨拉给我们留下很好的印象，市面熙熙攘攘，街道干净，秩序良好。虽然还没到旅游旺季，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已经不少，有观光的，有朝圣的。流亡政府“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各种工作都很上轨道。据说有家国际组织做过考察，认为在世界上十几个流亡政府中，以西藏流亡政府的制度建设和行政管理最出色。

22日傍晚，桑杰嘉送我们坐上长途巴士，第二天上午到达德里的藏民村。旺贞拉姆在那里等候，领我们在另一家旅馆住下。回纽约的飞机是24日深夜12点多起飞，次日白天我们又进城游览。泰姬陵是印度最热门的观光景点，可惜太远，我们没去。看北明的书，他们去过甘地陵，于是我们也去甘地陵。司机没弄清楚我们的意思，把我们带到了甘地纪念馆，也好，我们参观了纪念馆，然后又请司机把我们带到甘地陵。

飞机正点起飞。不料在快飞到冰岛的时候，机上说有一位80岁的老太太病重，飞机又折回去降落在芬兰的赫尔辛基，停留了两三小时才又起飞，到纽约肯尼迪机场已是25日中午一点多种，比预定抵达时间晚了将近8个钟头。出机场我们发现，纽约还是那么冷。

这趟旅行，开销不大。以美国居民的眼光，印度的东西都很便宜。例如我们住的绿屋旅馆，设备齐全，景观甚佳，有网吧，也可以无线上网，一天才800印度卢比，折和美元不到20美元；叫一辆带空调的出租车在德里逛半天，车费不过一二十美元（哪像在挪威的奥斯陆，出租车一启动就十美元）；两三美元就是一顿饭。我和晓康都是饮食上的保守主义者，净捡中餐吃；换上我太太，那还不趁此良机好好尝几顿地道的西藏餐印度餐。

以上，是达兰萨拉之行的流水账。有关感想和思考，且听下回分解。

转自北京之春：http://beijingspring.com/bj2/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