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在空灵和功利的谈判桌上

汉族人把所有的功夫都花在这一世上。修成君子，沦为小人，贵为“东陵侯”，贱为“青门种瓜人”，都得在这一辈子了结。为子孙计、为社稷计，算是计深远。养出“浩然之气”，也 是为了一个世俗的目的：“千古留名”。从孔子不谈“死”，到现代的“无神论”，汉族人活得非常脚踏实地，同时也很沉重。连<聊斋>里那一群来 无影去无踪的艳鬼，也要跑到人间来成家过日子，实惠而辛苦。能变成蝴蝶便是我们汉族哲人(庄子)和情种(梁山伯、祝英台)最浪慢的好梦。

西藏人不是这么活的。他们活在空灵的雪山中，天蓝得像魂魄，湖蓝得像圣灵。这山川雪域本是一座没有樊篱的城池，在这里梦和智慧可以走在大街上，而人 和转轮则可以飘浮在空气里。这里本没有鬼气，也没有铜臭味。只有用雪山、灵湖、天珠、经幡……那样一些异样的文字定义的“过程哲学”–轮回。就像汉族人不 懂藏族人怎么能把父母的尸骨肢解了喂鹫，藏族人也不懂，汉族人为什么活得那么沉重。穷的时候担心，富了以后还担心；没娶到媳妇的时候烦神，娶到了媳妇还烦 神；当儿子的时候活得辛苦，当老子了依然活得辛苦……

这座没有樊篱的城池很包容，当汉族人把自己理解的“好生活”灌输给西藏时，藏族人从“和亲”和“友好”的角度诠释了政治和经济。於是，有些东西多了 出来，有些东西少了下去。在那座城池上，空灵的阳光正用柔和的口气和膀大腰圆的“商品经济”谈判，一张尚未签订的契约摆在谈判桌上：”人，你到底要什么： 快感还是永恒的平静？”

一.“ 空灵”和“功利”之争

我的藏族朋友告诉我：西藏原来是海，他们的祖先都住在山顶上，只不过那会儿，山不叫“山”，叫“岛”。他们的祖先从一个岛到另一岛去走亲戚，就扎一 个牛皮舟，划牛皮舟去。“牛皮舟就是古时候的汽车，只是没有污染。”我的朋友说：“要是海不退下去，也许我们永远也不需要车。”

西藏的历史是和神话合在一起讲的。不管这个“海”的开头是真事还是神话，都让人喜欢。要是西藏曾经是海，那海一定就是蓝天的妹妹。妹妹和姐姐长得很 像，姐姐高一点，妹妹稍微矮一点。妹妹跳一下，一个浪头打上来，妹妹的手就能和姐姐蓝褂子上的白云飘带牵起来。在两个蓝色姐妹的手臂之间，人的牛皮舟就像 灰色的小瓢虫，悠哉悠哉地爬过去，上下世界被宁静的蓝色填满。牛皮舟一圈去，一圈回，人，在生死两界来回走亲戚。在哪一界闯下的祸都逃不掉责任，在哪一界 行的善都是人快乐的原因。除了蓝色的宁静和无语的雪山，在小瓢虫眼里还有什么可以称为“大美”呢？那个汉族人始终没有解决的恐怖问题-“死”；那个让汉族 人始终困扰的沉重反思-“活著的意义”，就这么简单而深邃地消失在藏族人形而上的精神世界里。

海退下去了，“岛”变成了“山”。在群山之间留下了一些海的孩子，藏族人把它们叫作“海子”。“海子”是海的“化石”，有些大，有些小，其中有三块大的，被藏族人叫做“圣湖”。

天还没有大亮，我的藏族朋友就把我拖起来去看圣湖之一，羊卓雍措湖。我们匆匆开过了一座雅鲁藏布江大桥，雅鲁藏布江水平平地流著，没有河床，水流平 铺直叙，像一群自由主义青年组成的队伍，想合就合，想分就分，走到哪儿睡到哪儿，铺盖摊得很大，这儿横著根树枝，那儿暴出块巨石，连走向都和黄河长江相 反，不往中原流，反跑到印度河去了。当然，这里是好几条大水的源头，谁也不能对幼小的江河太挑剔，就连长江、黄河从青藏高原上流下来的时候，不也都是散漫 的细流，和它们雄壮的名字对不上吗？

这座雅鲁藏布江大桥不高，很普通，但很长，桥上有两个士兵来回走著。是护桥的。他们很认真，在桥中间遇到了还互相敬个礼。桥的两边都是野山，并无军 事重地。有一两头□牛在山梁上吃草。士兵们警惕地守卫著一座冷清的矮桥，似乎有点小题大作。我的藏族朋友说：“他们怕人炸桥。”这句话使我第一次在西藏这 一片和祥的天地里感到了一种冲突。

我们停下来，坐在雅鲁藏布江南岸桥边，静静地看桥上的两个年轻的士兵 - 两个“国家安全”的小更夫。突然，一辆破卡车冲到我们身边，从车上跳下来两个藏民，把一块黄色的塑料布铺天盖地这么一抖，一直落在我的脚下。我的藏族朋友 拉起我说：“走吧，他们是来和我们抢地盘做生意的。”

冲突一下子从“政治”变成了“经济”。而且，那么真实地写在这片纯洁的土地上。汉族人的习气和现代的时髦，像蚕吃桑叶一样，沙沙地从边缘向山区发 展。我的藏族朋友说：“现在办什么事都要关系。”我心里想：他说这话儿的口气简直就跟汉人一样，但并没有打断他。朋友又主动解释道：“援藏干部来的太多， 他们都有关系。他们可以把子女带到西藏来参加高考，西藏分数线比内地低。现在，又来了很多经商的汉人。连著名的拉萨“八角街藏货市场”，都被他们占了。他 们可以结伙压价，藏民根本竞争不过内地商人，也不知怎么办。还有海南岛来的商人，带来了妓女生意。不少藏族人已经学上了坏习气，学汉人拉关系，学汉人卖假 货。我只但愿他们别碰汉人带来的妓女。”

汉族人嫁一个文成公主过来挺好，带来了汉人的素菜种子和中药，传回去土番人的赭红和佛教。“脚踏实地”和“美”互补。但一下涌进来这么多汉人，就有了一些不平等和逼迫的味道。

我们的车在岗巴拉雪山顶停下来，我的藏族朋友说：“羊卓雍措湖到了”。

岗巴拉雪山上全是雾，雪山的山口似乎嚅动著，在寒冷中不停地念著“嗡嘛呢□咪□”，白色的哈气就弥漫开来。我什么也看不到。哪里有什么湖？我的藏族朋友说：“等著，一会儿圣湖就出来了。”好像那圣湖是一只会飞来飞去的鸟儿。

有人拉我的衣服，是三个人。一个藏族妇女，两个藏族孩子。他们要卖给我“天珠”。我的朋友悄悄对我说：“假的。”我对卖主们说：“谢谢，我不要。” 却一下又冒来了五个人拉我的衣服，个个都逼迫著要卖给我他们的“天珠”。我走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我知道汉族人做买卖，有逼迫买主的坏习惯。现在，这种 典型的内地小商贩兜售货物的风格居然在云雾深处，由地地道道的藏民模仿出来了。让我屈服。在“空灵”和“功利”的谈判桌上，“空灵”输了一局。

这时候，雾却在拉拉扯扯中突然散了。只眼睛一眨的功夫，羊卓雍措湖就在岗巴拉雪山的腰际冒出来了。那不是湖，那是一个睡美人！“云髻半偏”，身体修 长。几个岱色的小岛，是别在她胸前的藏佩。一袭透明的碧罗轻纱，裙踞飘摇。风一吹过，每一条淡绿色的波纹都在浅唱低吟，诗的灵气一下一下拍打在湖岸线上， 长长的一首赞美诗。

羊卓雍措湖把人想说又说不出来的归属情怀用一种纯洁的美给表达出来了。她是圣湖。当她把蓝天和雪山的倒影慷慨地献给人们时，“空灵”依然。

我的藏族朋友告诉我：“羊卓”在藏语里为上部牧场的意思，“雍”是“碧玉”的意思，“措”是“湖”的意思。湖面海拔4441米，是喜马拉雅山北坡湖 盆带中最大的淡大湖。湖里盛产高原裸鲤，裸鲤光滑无鳞，鱼肉细嫩，味道鲜美。“但是”，我的藏族朋友说：“我们藏族现在都不吃鱼了。什么鱼都不吃。”他向 周围看看，压低声音说：“你那天在飞机场大声谈’见过达赖喇嘛’，我叫你别说。’达赖喇嘛’是不让公开说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他在那边 说：因为很多未出生的孩子被人工流产了，他们的灵魂回到水里。听到达赖喇嘛这样说，我们就都不吃鱼了。还有，前些年，藏族人学著汉人，到了过年穿裘皮大 衣，戴狐皮围巾，达赖喇嘛说：你们这样做让我伤心，那些都是动物呀！我们听到了，就再也没有人穿那些兽皮衣服了。我们不能让达赖喇嘛伤心。”我的朋友两手 合掌：“我羡慕你。我这辈子是见不到他了，但他是我们心中的神。”

谈判桌上的冲突又回来了。看起来还是“空灵”和“功利”之争，其实更深处是文化价值观之争。

汉族人的问题是太喜欢大一统，大家挤在一个天井里，你给我壮胆，我给你壮胆，你给我拆台，我给你拆台。打打闹闹之间，大家结成一个大雪球，推它走的 时候，推不动，一旦滚起来又停不住，动辄就是群众运动(包括搞经济建设)，目光短浅，且又爱面子。自己文化深处的问题不能反省。对差异却过於敏感。而对藏 族人来讲，宗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原本是不生活在当下的时间和物质里的，他们的道德行为和功利无关，他们关怀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永恒。在汉族文化里， 这个形而上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汉人或者不管有无灵魂，只管吃；或者，让灵魂变成鬼，去报仇。相比起来，在精神生活上，许多文化对灵魂、生死、人性等问 题的哲学反思，都比汉文化深刻。藏族人对精神世界的探究比汉人认真得多，所以，在对“神”和“空灵”的理解上，一个普遍接受无神论的民族，应该保持沉默。 再多的物质利益也是不能解决“永恒”的。如果藏族人正在丧失对“永恒”的哲学追求，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损失。

二.摩托车和牛皮船共存

既然空灵和功利还坐在谈判桌上，那探讨有没有可能让现代化生活方式和古老的意识形态共存，是很有意义的。现代工业的进步常常是以牺牲古典文明作代价 的。这是一些负面的教训。西藏也面临著这样的现实。从理论上讲，现代化本身并不属哪一个民族专有。它来了，举著“科学”的旗帜，显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它本身既不是“好”的标准，也不是“坏”的标准。它是一种选择。“善”的对立面是“恶”，“真”的对立面是“假”，“美”的对立面是“丑”，它们的对立面 不是“科学”。所以，西藏宗教的价值观并不和“科学”对立。从根本上讲，它们只是关注的领域不同。“科学”揭示经验世界的真理；“宗教”关注经验无法解释 的真理。

西藏人其实也正在寻找和现代生活方式“共存”的可能性。而西藏文化的包容性是这一寻找历程中一种珍贵的和平因素。达赖喇嘛有一段名言：“今天的世界 变小了，变得更加互相依赖。一个民族的问题，不再可能完全由她自身来解决。所以，如果没有一种全球的责任感，我们自身的生存都会受到危险。从根本上说，全 球的责任感就是：感受他人的苦难如同感受我们自己的一样，就是我们的敌人也完全受驱动於他们找寻幸福的动机。我们必须认识到：所有人都有和我们一样的需 求。这是各民族达到一种真正的互相理解的途径，一条没有人为的民族献媚的途径。” (The Nobel Prizes 1989, Editor Tore Frngsmyr, [Nobel Foundation], Stockholm, 1990[本文作者译])。

在我们来到西藏的另一个圣湖“纳木措”湖时，我看到了世界变小，时间缩短，摩托车和牛皮船共存的情景。这应该是一个有趣的新故事。

纳木措湖，是喜马拉雅山北麓最大的内陆湖泊之一，是咸水湖。和羊卓雍措湖比，他应该是男性。他个子高，海拔4718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咸水湖， 位于拉萨当雄县和那曲班戈县之间。“纳木错”意为天湖、灵湖或神湖，他蓝得彻底，蓝得壮烈，蓝得青春明朗，蓝得不食人间烟火。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没有见 过这样的蓝色，那不是人间的蓝色，也不是天空的蓝色，甚至不是蓝宝石的颜色。那样的蓝色，不应该是水，而应该是火。念青唐古拉山的冰雪是这片“蓝火”的背 景，起伏绵长的银色群峰佩挂在“蓝火”脖子上。它们是银项圈，最高的雪峰是项圈上的银锁片。纳木措湖是立在天地间的汉子，敞著蓝色的胸。佛教徒们把他尊为 “猛湖”。据说，起风下雪的时候，他波浪冲天。

纳木措湖边停著一只灰色的牛皮船，面对圣湖和雪山，牛皮船显得那么小。小得像一只灰色的小瓢虫，自言自语地讲著远古走亲戚的故事。听众是五个小小的、碎石堆起的嘛尼堆。在这幅图画里，时间是没有意义的，牛皮船把远古载到了今天。

纳木措湖岸是一大片浅绿色的牧场，白色的绵羊像一团一团毛绒绒的蒲公英，肥嘟嘟地落满山坡。黑□牛是一群老农民，或聚在一起抽烟，或蹬在村口晒太 阳。脸一模一样黑，皱纹一模一样深，眼神一模一样淡漠。几个棕黑色的□牛皮帐篷，头顶上冒著安安静静的烟。家家帐篷门口挂著衣服或篮子，衣服或篮子下斜靠 著一辆轻骑摩托车。

我的藏族朋友说：“现在人都不骑马放牧了，骑摩托车。”

“骑摩托车放牧”？！这是一副有趣的现代派作品。想著无边的高原牧场上，一辆摩托车追逐著一大群白羊，一会儿超前，一会儿断后，羊还没跑出一里，那 匹小小的“铁马”已经来回跑了五圈。那多神气。难怪藏民们把红红绿绿的马头饰物都挂在摩托车头上了。其实，用“小铁马”换下牧马，并不需要藏族人放弃宗 教，甚至都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所改变的只是：一匹年轻的“快马”换下了一匹忠厚的老马。摩托车把现代化的梦载到了今天。

牧民把他们的摩托车当骏马一样好好养著。动不动就把它推下河里洗刷，收拾得干干净净。也许，在一个神话和现实不分的文化里，摩托车和牛皮舟都有生 命。当他们在圣湖纳木措相遇，他们可以相隔十米，客客气气地说一声“你好。”如果“牛皮舟”不保守，“摩托车”不傲慢，再走几步，互献哈达，那就是“共 存”的理想境界了。

三. 藏民和政府的差异

纳木措牧区的藏民不会说汉语，他们热情慷慨，和开放地区的藏民有很大差别。我的藏族朋友去会他的牧民老朋友了。我在牧场上拍照。有一位二十一岁的漂 亮妈妈走过来，比比划划要我进她家的帐篷喝酥油茶。她家的帐篷很简陋，中间一个大铁桶，里面烧著牛粪，地下铺了几块布，一家老小就睡在上面。漂亮妈妈眼睛 单纯得像湖水，眼睛里的语言是：再小的帐篷也是我热气腾腾的家，陌生的客人你怎么能不进来坐坐？

几个牧民的孩子，嘴里嚼著口香糖，把小头探进帐篷来张望，其中两个小的就是她的孩子。漂亮妈妈对他们吆喝了一声，小孩子就笑著叫著跑掉了。大铁桶炉 子上的水咕咕冒著热气，牛粪味湿漉漉地随著水汽飘上来。这也是一种情调，比充满香烟味的酒吧清爽、真诚，自然。我们俩对坐著，因为语言不通，又没有了藏语 翻译，就傻呵呵地你看著我我看著你笑。我原有太多的问题想问她，比如她的男人？他们的牛羊？还有他们的孩子怎么上学？等等。可一笑，便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如果，男人们骑著“摩托车”去放牧，圣湖和雪山关照著大家的灵魂，人生就是很简单呀。活得简单，其实是活得轻松的同义词。

坐在这样的□牛皮帐篷，是我喜欢的。它让我想起印地安人的皮特帐篷。美国人对印地安人的问题处理得非常糟糕，看起来，中国政府对西藏人做的要好一些。他们确实给了西藏许多经济援助。但在这张谈判桌的两端坐著的藏族人和中国政府对“好生活”的理解恐怕是有明显差异的。

不一会儿，我的藏族朋友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他说他的老朋友们都很担心。因为内地的一家势力强大的大公司要把纳木措湖沿岸买了去，开发成旅游点，建大 旅馆和游乐场所。想到纳木措湖边不久就要竖起高大的火柴盒子般的旅馆，浅绿色的牧场就要变成高尔夫球场，宁静的圣湖上开来开去，穿梭著游艇。这种景象让人 不寒而栗。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变成钱的。如果连圣湖都可以买卖，那藏文化还有位置吗？藏人的灵魂还能永恒吗？我的藏族朋友说：沿湖的藏民正在讨论如何反 对这个计划，要联名给政府写信。他说：“就看政府的意思啦，如果政府支持我们，我们能赢。不然，我们就输。”

他说的“政府”是西藏自治区政府，也是中国政府。

在中国，一个宗教要政府保护是常事。但是如果一个宗教生存在政府的羽翼下，那她就难免要被政治所左右。“政治”不是伦理道德，是利益均衡。它有的时候做好事，有的时候做坏事。所以，藏民们得碰运气。

当我们离开圣湖，到日咯则的扎什轮布寺去的时候，我的藏族朋友开始和我谈论政治。他用藏族人特有的平和态度谈著自己的看法，并不愤世疾俗。因为，去扎什轮布寺是很难回避政治的。

扎什轮布寺表面看，并不像是一所被政治涉足的寺庙。它其实更像是一座僧人的城市。僧人住在小小的僧房里，有狗和猫在里面来往，使僧房像“家”。僧房 再往上走，就是庙堂。三座高高的庙堂建在褐色的山石上。金顶翘目以待，俯视著尘世的罪恶。经幡从山顶一直挂到山脚下。天上一颗亮得耀眼的太阳，不时有七色 彩虹围绕太阳一圈，像太阳的帽沿。我在其他地方见到的彩虹都是横跨在天上的弧形，可扎什轮布寺天上的彩虹却是绕著太阳一圈的一个圆形彩虹。扎什轮布寺是历 代班禅喇嘛驻锡的寺院。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是藏族人的第一和第二位天神(活佛)。藏族的传统是：如果其中一位圆寂，另一位活佛就要操持寻访、确定转世灵童，并为其师表。所 以，在达赖喇嘛所居住的拉萨布达拉宫内亦有班禅喇嘛的位置。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相互学习，有“教学相长，互为师表」的传统。1792 年，清朝实行了“金瓶掣签”制，由中央政府监督灵童的定铎。如在活佛转世中出现问题，好从中裁决，同时也对喇嘛教起到一定控制作用。1989年十世班禅在 西藏圆寂后，在寻访转世灵童的过程中，达赖喇嘛於1995年5月14日宣布了灵童更登确吉尼玛是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而中国政府又在同年11月29日用“金 瓶掣签”在扎什轮布寺通过隆重仪式，另选了一个灵童，确吉杰布，为十一世班禅。由共产党员李铁映将第十一世班禅金册授予确吉杰布。而原全国政协委员、灵童 寻访小组组长，扎什轮布寺活佛恰扎仁波切被定了“叛国罪”被捕，达赖喇嘛选定的小班禅，登确吉尼玛，被带到北京(据说)。至今下落不明。

这样，藏民们在班禅转世的问题上就很不运气。一下子有了两个班禅喇嘛。是要宗教领袖达赖喇嘛选定的哪个呢，还是要共产党政府选定的这个？这简直像一 个“To be or not to be” 的问题，让很多虔诚的藏民们困扰。他们的宗教情节和他们的公民情节在这个人为的政治矛盾中冲突起来。我的藏族朋友说：“我们藏族人做事情不是为了现在，是 为了将来。要是跟了一个错的班禅喇嘛，将来怎么办？”

现在，政府选的班禅喇嘛十七岁了，在北京读书，一年会回来一次，政府很支持他，他也很爱政府，只是在藏民中威性不高。其实这是藏传佛教的悲剧。宗教 信仰不基於理性，也不基於科学，更不基於政治。保持某种信仰的前提是：相信。“相信”不可以被制造出来，它必须来源与一种情结。和孩子愿意跟著母亲走的情 节相似。倘若孩子们犹犹豫豫，怀疑母亲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这对双方都没好处，说得再清楚一点就是：这对十一世班禅喇嘛和他的子民们都是伤害。

在我接触的藏民中，有教师，医生，工人，农民，牧民等等，他们没有人愿意当政府的对立面，但同时，他们又都小心翼翼地坚持著自己的信仰。并期望政府能够理解他们，保护他们的利益。也许这是一种对达赖喇嘛提出的“和平中间道路”的实践吧。藏族是一个和平的民族。

结束语

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不同价值观和宗教观的共存，只能是人们的一种理想。冲突是不可回避的。火车，汽车，飞机把西藏暴露在世人面前，西藏神秘的美被 不同的人们关注著。西藏在世界的位置和西藏的未来，就得看西藏的孩子们了。我去了两所西藏小学，还接识了两个在深山里教书的藏族教师，我的感觉是：也许西 藏的下一代会比他们的父辈们更倾向与功利。这可能和越来越广泛的汉化教育有关。藏族孩子们穿着汉族孩子的制服，戴著红领巾，用著汉语课本，很多聪敏的孩子 小学一毕业就被选送到内地上学。在当地的，到了中学，藏语也就用的更少，所有数理化课程都得用汉语教学。大学就更不用说了。汉族人的价值观是一定会影响他 们的。但愿他们只吸收好的那部分，也但愿西藏空灵的山水迟早能让他们悟到他们自己文化的精髓。


袁劲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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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民间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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