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文化的扭曲与变形

——驳批天峻县二郎洞之说

阿顿•华多太


所谓二郎洞，位于青海省天峻县关角乡关角沟，一白红色石灰岩孤立小山丘之岩洞谓之。洞宽约6米，高10米，深12米（原深度15米，后经填埋），位于北纬37°07′，东径98°52′，去天峻县城西28公里。

其实“二郎洞”这个名称，是七十年代89210部队48团铁道兵在此施工时命名的，是一个根据藏语的“（gling）阿郎” 读音，以音生意而创造出来的词汇。当时的工程队还将“二郎洞”这三个字用红漆醒目书写于洞口。从此，很多人把本土民众本原的名称“bkav-vgyur-brg-khung（甘珠尔洞）”置于一边，逐渐被边缘化。而以“二郎洞”三个字为鉴，心安理得地掘出许多有关于二郎神的历史传说，与之匹配，与之对号入座。殊不知它的本来面貌、不追溯其出处来源，使将二朗洞之说不胫而走，随之而来的学术“论证”更是纷至沓来，似乎跃然成为一个早已定论的事实。尚有人就此不甘，煞费苦心将二郎洞又“研发”至什么“昆仑石室”、“西王母室”等等，把《汉书•地理志》和《汉书•郡国志》、《十洲记》、《西宁卫志》以及《西宁新府志》对于西王母和昆仑石室的坐标定位于临羌（今湟源）的记载与全然不顾，执意塑造二郎神与西王母在此活动过的历史背景，俨然将其化为一个史实。更有甚者，借二郎神及西王母的神秘传说把此洞用文学艺术手法描述得生龙活虎、活灵活现，浮夸到一个登峰造极境地。

近些年来，诸如此类的有关文章及报道更是目不暇接，不绝于耳，致使以讹传讹之说的“二郎洞”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给学术界造成了一个莫须有的虚构文化，啼笑皆非，实在是个天大的遗憾！

一、 对本土历史的偏见

话说此地为二郎论者，大多在谈论天峻地区藏族历史时以清朝末期的北迁入居为作为源头来看待，从而对当地藏人的历史传说带着一种偏见的心态，总认为他们的口传历史不那么悠久，不值得借鉴和引用。这个错误的判断造就了这些以专家自居者的偏见。其实根据藏文史书以及历史传说，藏族先民自古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尽管后来有一些外族的穿插和占据，但还是有一定的延续性的。根据藏文史料《嘛呢宝训集》和《贤者喜宴》、《柱间史》《递吾宗教源流》等记载，大约公元三世纪之前，这个地区为古代藏族氏族部落董氏（ldong）和折氏（vbri）的地盘，这个时代青藏高原上的藏族部落先后经历了十二邦国和四十个小邦国割据状态。于三世纪末开始此地等环青海湖地区的古藏族部落逐渐被西迁入侵的鲜卑人吐谷浑所统治，直至公元640年，吐蕃将此地纳入己下，完成了统一青藏高原各部大业，天峻一带成为吐蕃王朝对外扩张的腹地。公元845年吐蕃王朝灭亡之后，此地还一度被称为宗喀王的吐蕃王室后裔角唃厮罗的统治近一个世纪。元代至明代一直有藏族部落在这个地区繁衍生息。到明代晚期（明武宗正德五年1559年），此地先后受到东蒙古亦不刺、阿尔秃厮两部迁居和这之后和硕特部的入侵，当地藏族部落大规模南迁至黄南、果洛一带，近两百年之后的清朝末期又北迁入居故土至今。

以上是此地历史地简短概述，在各朝各代史书中都是有据可考的。鉴于此，我们可以看出此地的历史沿革中最使人联想到断层的阶段就是蒙古各部入居之后的时代背景。但是根据历史资料，在这个历史时期，蒙古各部入侵迁居此地之后，原有的藏族各部不是鸟兽散而去，也就是说原住民部落不是一个不留地南迁而去，对蒙古首领俯首称臣的相当一部分藏人留在了这片故土上，与蒙古民族共同生活下来。如今海西地区的蒙古族前辈们的语言及服饰起居惯于藏族的风俗就是这种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结果。不仅如此，海西地区的蒙古族还保留传承着一些藏族古代地名的原因也在于此。后来，清朝末期参与洛桑丹津反清时的众多藏族士兵都是来自此地与蒙古部落杂处的这些藏族人。从另一方面讲，南迁之后的这些藏族部落也不是一直悠然自得地生活在异地他乡，而是不间断地北迁故土，又不间断地被迫迁返当中度过了近二百年的游牧生活。这些历史事件在《明史》中有较详尽的记载。最终，罗桑丹津的举兵反清失败事件之后，这些南迁藏族部落（汪什代海、果密、日安等）才得以重返故土安居。

因此，根据上述背景资料，我们可以断言，天峻县及都兰县地区的藏族部落返迁入居的历史事件不是开始了历史，而是延续了历史，此地的历史主脉是延续的，而不是断裂的，尤其是一直到明代晚期此地的藏族历史一直是连贯的。否认这个实史，就意味着丢失了本地历史的最初轨迹。所以，研讨此地的历史，以清朝末期为起始点，既不合常理，也悖于历史文物主义的客观公正之原则。那样的论证，最起码都解释不了海西地区数以万计的藏族先民古墓。

二、 关于藏语“阿郎”

“gling（阿郎）”是格萨尔这个名称在藏族民间所称郎•格萨尔的简称，这个“郎”字在汉语记音时由于声韵母的差异产生“阿郎”这样的译音。格萨尔在裕固族土族等地流传的如《阿布郎创世》、《二郎娶亲》中的“阿布朗”与“二郎”都是在指格萨尔，而不是说什么二郎神。

如今，《格》学界认同格萨尔实为的历史人物，因此天峻地区有关格萨尔的传说也与其他藏区一样是古老而富有历史色彩，是具有史实因素的。根本不是什么很近的历史时期的产物。有些学者把该地区这些格萨尔传说说成是什么“藏族人民移居天峻后，也有为崇拜藏族人民的大英雄格萨尔王而开始传说的故事”是不切实际的。如果是那样，最起码把该地区沿用至今的“gzhog-leb疏勒”和“vjangs-tsa-vdam-rgyl-bo羌柴达木王” “gyag-ra-smug-bo喀喇昆仑山”“ vjang-ri-smug-bo羌紫山”乃至整个海西地区的古老藏语地名都无法解释的。

由于“阿郎”与“二郎”的相近发音，再加上格萨尔与二郎神共同的神话特点及英雄形象，《格》在甘青等汉区流传时往往与二郎神相提并论，从而把格萨尔的一些故事强加与二郎神，创造出另类的故事。如 “据传：二郎神杨戬路过此地，见此地山明水秀，又是东往西去的大路要道，但地处偏僻，十分荒凉，不见人烟，往来行人到此，只有露宿草地，便拔剑削下了那座高峻大山的这个带石洞的山峰，置于大道之旁，供行人投宿（又说该智合崆是杨二郎静修处），故曰‘二郎洞’”。可见，此传说分明是以格萨尔征讨霍尔时的故事情节蜕变形成的。这个故事原形在当地藏人中是这样流传的：“格萨尔王与霍尔大战时，其弟壤吾叶德合在此战死，格萨尔悲痛之余拔下剑，一刀削下关角山的山头置在山谷中央，又用剑戳成一洞，在洞内静修诵经，为其弟念颂《甘珠尔》108部，历时九年九月零九天，终于将其超渡成仙”。

暂且不说《格萨尔王传》的史实成分有多高，不容置疑的是因为这个故事，造就了当地藏族人民称此洞为‘关角智合崆’这个地名，为藏语‘甘珠尔岩洞 ’之意。洞内桌上所置108枚石子和洞外围墙砌的108块长方形石块也被传为代表《甘珠尔》经108部。其所在地的“关角沟”和“关角丫豁”皆由此而得名。那座削下山峰的山，更名为果罗山，意译则为“无首山”，现在位于关角智合崆的北边。

当地还传有对甘珠尔石板的另外一版本，但这个故事分明是后人借以上故事为基础加增加了佛教思想。故事是这样的：“赤松德赞时代，萨霍尔堪布莲花生大师，降服妖魔鬼怪，众生灵及天龙八部，发扬佛法，其后浊世野蛮时期，周围的毁坏誓约的魔鬼拥向前藏，千位佛、莲花生大师及神变的格萨尔王，将假约上签字的血眼刹女，用神变智慧的剑，砍下血淋淋的头，将血眼魔女压在这山下。唯有菩萨心的缘法，真诚的誓言又盖上信誉的印鉴，在修练的印鉴旁又盖上坚如磐石的《甘珠尔》印，格萨尔王叫三遍“嗦”声，包括傲慢鬼神八部，顺从地接受。关角沃赛智合崆（关角智合崆），未来由谁来信仰，可消除烦脑和障碍，二利（自利和他利）事竞成。这块地方东方有日杰伦宝圣山，南方有察措嘎木（茶卡盐湖），西方有阿萨香哇大树，北方天峻圣山巍峨屹立，此地的景观秀丽奇特。朝圣时，围其转一万圈，一切灾难就会自行消失，转七千圈就会得到如意妙果。磕一百个头就会消除灾难，磕一千个头就会得如意妙果，磕三千个头就会得共同成就和不共成就，到这里巡礼朝圣和磕头的人们，赐于共同成就不共成就的吉祥，消除一切衰败让青春焕发。莲花生大师神变和格萨王的能力，从魔地到这里，制止一切妖魔鬼怪的危害，压制无常鬼域野蛮的祸害，世界和平藏区幸福” 云云。

岩洞名称的出处还可通过著名探险家俄国布里雅特蒙古人贡博扎布•采别科维奇•崔比科夫的传记《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一书中的描述得到例证：“早上八点十五分动身上的路，一直走到一个叫甘珠尔•丘卢（甘珠尔石块）的地方。在一块异常宽阔、平坦的谷地中间矗立着一座小石山。小石山的西北面有一个大洞穴，可以骑马走进此洞穴，向后转个弯，还可出来。该洞穴的洞口有一堵用大石板垒成的小围墙，高约丈余。石板端的边缘处有凸缘，这是作为墙盖用的。洞口对面的围墙上装了个大门，大门完全是由大石块固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大门两边的短墙由于时间的关系向外倾斜着，造成两道裂缝。洞穴左面的那道裂缝小一些，它被认为是不洁净的。因为，据传说，有一位王公的公子曾经在这儿被挤死了。右面的那道裂缝被认为具有清洗罪孽的功效。在这里，我正好看到了一些男男女女是如何尽心竭力地穿过这道裂缝。他们相信，如果一个人是有罪的，那么裂缝便会缩小并长时间地折磨他。罪孽深重的人是根本无法通过这道裂缝的。”

崔比科夫先生在有关此地的描述中特意提到了“甘珠尔•丘卢”，这和藏语甘珠尔石板是相吻合，从中也可以证明到“甘珠尔智合崆”这个名称自那时起就在使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王公的公子被挤死的故事”，这分明指的是格萨尔王的侄子壤吾叶德合在此战死的传说，在此不用赘述。因此，这个一个世纪前的记载也说明这个岩洞的出处源自格萨尔，而并非二郎神。
藏文史书《世界形成志宝贝经珠》中也有格萨尔王在此修行云云之类的记载。

靳玄生先生的《青海历史的古迹》一文对这处景点的围墙描述时除描述了些石板情况外，“甘珠尔”的汉语异记，大藏经经律论，没有什么二郎洞之说。

另外，诸如这个地方的有关格萨尔遗址传说，还有快尔玛（红城）乡的“雅则红城”，称之为霍尔城堡；城墙上的据说是霍尔坦夏色波鸟“乌鸦”的石头模型。方圆四周，有相传各路霍尔在此商议入侵岭国事宜而集会的“霍尔措合”；辛巴隐藏犏牛的“作莫贡隆”；森达阿东追赶霍尔马群的“阿东贡卡”等等符合霍岭大战某些故事情节的事迹也是一个例证。

三、关于汉语“二郎神”

关于二郎神的原形其来历有五种说法:即秦代蜀郡太守李冰第二子说，隋代嘉州太守赵昱说，《西游记》与《封神演义》中记玉皇大帝外甥杨戬说和晋襄阳太守邓遐说，还有一个相传是四大天王之北方多闻天王毗沙门二子独健说，以上都一致尊为灌口二郎神。关于二郎神的这些来历有些显示为历史人物，有些则为神话人物，将其供养为守护神，大都集中于如今四川地区，且没有青藏高原东北一带这一说。

就中国内地民间俗神信仰而言，二郎神的影响相当广泛。自古以来，俗信多以四川灌口的二郎崇祀为正宗，至今在都江堰岷江东岸还有二郎庙(又称二王庙)。与此对应，四川民间对二郎神崇拜也最兴盛，凡驱傩逐疫、降妖镇宅、整治水患、节令赛会等各种民俗行为，无不借二郎神。有关二郎的大量传说，被编入多种戏剧，甚至影响至该地区的地名、山名，但从来没有传说在西部青藏高原形成二郎山名，或者地名。

有人以所谓“二郎洞”附近曾发现“长乐未央”、“常乐万亿”数块古代的碎瓦片来引证这个推理。笔者认为这些不足以证明与二郎神有什么因果关系。把汉代瓦当作为此洞为“西王母石室”依据更是没有根据的。请看看这个地区与汉朝的关系就会明白这个道理。“长乐未央”、“常乐万亿”这两种瓦当可谓是当时的皇帝宫城御用建筑材料。这个地区的古代原住民不管是羌部还是吐谷浑国，都有着向慕华风的思想基础，因此，把这些事件看做一种借丝绸之路，相互文化交流的产物何尝不可呢？况且这个地区还夹于古代的丝绸之路之间。诸如现代社会流行的建筑风格，国度之间、种族之间的相互穿插流行不受地域和时间的制约而进行着，即便它包涵什么族群的文化。如果那样的推理成立，以海西地区出土的古波斯文字和古波斯纹饰的文物也可以引证许多关于古波斯的神话传说了。因此，以这两个瓦当来“引渡”二郎神是说不通的。

不仅如此，而且把这个故事里的山洞言之凿凿地称之为什么 “昆仑石室”或“西王母石室”。把天峻参康说成“昆仑山祠”，强行与二郎神有关的故事匹配，搞了个子虚乌有的话题，实在是无中生有，贻笑天下。

总之，些基于把“阿郎”误认为“二郎”的观点，把“二郎洞”说称 西王母石室；把天峻参康说成“昆仑山祠”。把二者之传说事迹相互融合、穿插，显得扑朔迷离，无中生有，望文生义。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在这个地区首先有了格萨尔的传说，然后才有二郎神的故事。不讲求这个次序，强势文化的影响足以使本土文化扭曲和变形，最后导致面目全非。因此，这个岩洞名称的最初来源应该是根据《格萨尔王传》中的一小段的格萨尔的故事，即“关角智合崆”，由此导向舆论，还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一个真实的故事，哪怕它是传说，它是神话，这对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是难能可贵的。

诸如此类，还有把康区的sku-gnyan（思格年）山神仅以记音引证为四姑娘的观点也与以上管论如出一辙。在多元文化的国度里，与本民族文字记载，与本民族历史文化绕道而行的这种单边主义学术思想，有道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如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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