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22日星期日

韩修君:北京商人在拉萨经商略记

8月1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劉雲山要求《人民日报》深入西藏各寺廟在內的藏區各個角落,搶佔宣傳輿論制高點。中宣部副部長蔡名照要求《人民日报》擴大發行覆蓋面,確保在西藏和四省藏區進機關、進社區、進學校、進企業、進村鎮、進寺廟......

这种流氓式的挑衅,必将导致一场比2008年更大的起义,迫使更多的人加入"藏独"行例!然而,历史上大多数时期,藏汉之间的关系都是正常的、友好的,尊重他人也必然得到他人的尊重。以下文章,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朱瑞




1941年,也就是我17岁那年,跟随掌柜叶茂青从北京来到拉萨,在“文发隆”商店当小伙计。叶早年跟随“德茂永”商店掌柜张福田来藏,原是“德茂永”商店的小伙计,后来自己开张,成了“文发隆”商店的掌柜。

“文发隆”商店是1935年前后开市的,第一任掌柜就是叶茂青。这个商店所以叫“文发隆”,是因为东家叫解文会,而掌声柜叶茂青的原名叫叶增隆。为使这个座落在八角东街的小商店开市大吉,所以取了东家和掌柜名字中含“文明”、“兴隆”的字义吉性而来的。当时,和“文发隆”商号挨间的有“兴记”、“义生昌”。八角街南街有“喜马伦公司”、“裕盛永”。而“喜马伦公司”则是从“兴记”号分出去的,东家是邦达昌,掌柜是梁子质,因为他们在印度颇有名声,所以自己开了“喜马伦”这个号。“裕盛永”掌柜叫刘万荣。他早年到过西藏,后来一直住在北京。在八角街“果芒康沙”的楼下是“德茂永”,东家和掌柜都是张福田一人。后来,因为他的儿子张奇英也在号上掌权,所以别人不再继续和他合伙,只好独自经营。往东有个“玉记”号,东家和掌柜都是张春台。所有的北京商号加在一起,其人员也不很多,除二十多人常住拉萨外,还有一部分人住在印度的加尔格达和噶伦堡及帕里等地,具体负责转运货物。

北京和西藏地区的贸易关系源远流长。但是,在拉萨设立商号则是近百年的事。起初是由北京的“外管”,即走外蒙大库伦的商人转过来的。据说,最早的一个人就是解文会。他来西藏后,开始也是做生意。后来给西藏政府的札萨•柳霞•土丹塔巴当管家,积累了钱,于是,给“文发隆”、“兴记”商号出钱,当了东家。他和一位藏族妇女结了婚,并有儿女,他的儿子也当过柳霞的大管家。“兴盛合”、“广益兴”两家也是在外蒙独立后,转到拉萨来的。在拉萨的北京商人,实际上没有一个是北京城里的,都是北京效区的乡下人,来自京都的香河、武清等县,但绝大多数是京南一带的深县、束鹿、冀县、枣强、景县、饶阳等地的人,从前走“外管”的也多为这几个县的人。

各家掌柜大都住在北京办货,其伙计在拉萨坐庄营业。货从天津上船,经香港、加尔哥答,到噶伦堡后再用骡马、牦牛、毛驴等驮运到拉萨,一年大致进两、三次货,约三百多驮,价值大洋六万余元。冬货夏天办,夏货冬天办。货物由天津运到拉萨大概需要三个月左右。

最初,北京商人并没有开设铺面,各家商号合在一起,也只有十来个小伙计,不管哪那家的,吃、住都在“果芒康沙”楼上。大家在一起做些小手工活,如铜器、丝线辫绳等,货源也很少,而且多为零碎商品,并且大都批发给街上的小摊贩和回民商人出售。

因为东家和掌柜都是有房产、地产的人,生活富裕,自己住在北京城里,派伙计出来跑生意,不过是想捞点外抉而已,不敢放手让伙计做大生意。后来,经验丰富了,觉得有利可图,才开始大干,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才陆续在八角街开了六七家商号。

1945年前后,“兴记”和“文发隆”两家商店生意最为兴隆,因为柳霞作东家,本钱大约都在一万品藏银(每品为50两)。其他北京商店也各有本钱五六千品左右,本钱不够时,可以通过关系向西藏政府借款。拉恰列空、孜恰列空、扎基列空等放帐;大商人根拉敏、邦达昌和贵族等也放帐。每品藏银年息在六、七两左右。调换印度卢比,则大多通过康巴商人之手进行,因为当时没有银行和钱庄,而康巴商人,如邦达昌、桑多昌、恩珠昌等,都是做羊毛生意的,羊毛价钱好就低,羊毛价钱不好就高,一卢比兑换藏银三两多,直到解放时,才定为五两。此外就是在本地买土特产发往内地,如麝香、熊胆、狐皮、豹皮、水獭皮等;虫草、贝母等贵重药材,大都集中在康定、玉树等地交换。一些康巴商人在那里换茶叶运进来,并把虫草、贝母等运往广州。

各北京商号经营货物主要是绸缎、瓷器、玉器以及铜器、丝线、小手工艺品等杂货。绸缎虽是大宗商品,但是,我们也都是从北京“正源兴”绸缎庄买的苏、杭绸缎,丝线也是在北京办货,买的是山东邹县的产品。只有瓷器才是我们亲自派人到江西景德镇办货。我自己在1950年元月到7月间,也曾到景德镇办过一次货。其中花绸缎销路最广,因寺庙里做“佛衣”、“供品”、“神伞”、“画轴”、“顶棚”等均需此物。记得十四世达赖喇嘛13岁那年,僧俗民众为使达赖喇嘛过好“本命年”,各寺院都为佛像涂金面、换新佛衣,所以市面上的好绸缎竟销售一空。铜器自然也是佛事用的占多数,如唢呐、曼遮、净水壶、提炉等。不过,丝线的销路特别广,因为,藏族人无论男女老少都留辫子,扎辫结,所以买丝线的人也多。大宗货物,如绸缎等可得利润20%左右,瓷器在40%左右,其他商品的利润也在20-40%之间。

北京商号的人事规矩是很严格的。“三爷”,即姑爷、少爷、舅爷不许同在一个商店,这是因为怕裾带关系排挤他人。此外,为了商号的荣誉不能欺老骗幼,除了必要的人情往来外,商品价格都是一样的。各商号之间没有什么大的竞争,行情、货价等基本相同,只是办来了什么货,各自保密。

我们与上层中作官兼经商的人,如邦达昌、噶雪巴、贵桑子、柳霞、帕拉等有密切的经济关系,这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要依靠他们。同时,大家都经商,谈起来也投机,他们从我们这里拿走一些好东西,如瓷器、手饰等等,有的是送给他们,有的是便宜地卖给他们,反正互相利用。每逢年节或有红白喜事,大家都请客送礼,我们一般送他们的是绸缎,他们送我们的是鸡蛋、氆氇、油炸果子等。我们与那些仅仅做官而不经商的人,几乎没有交往。太太、小姐、少爷们是我们各个商店的常客,人们聚在一起听唱片、打麻将等,有什么新鲜东西先让他们看看。由于受佛教影响,很多人认为我们抛家舍业,远离亲朋来到拉萨,对我们有一种同情感。我们在办货时,对沿途旅店和歇宿处也多给一些钱,同时,对乞丐也肯施舍。这样做,除同情心理外,更重要的是为自己来往过路开方便。我们各商店与下层群众打交道虽然少,但是他们对我们也很好,从未发生过争吵、打架或商店被盗之事。人们亲切地称我们为“色古学”(少爷、公子);称尼泊尔商人“索达拉”(商品的主人);称回族商人“百衣拉”(白帽人)。

当时,拉萨除了有本地商人,北京商人外,还有来自云南、青海、四川等地的商人以及尼泊尔商人。云南商人有二十来人,都是经营茶叶的,以陀茶数量最多。最老的是夏洛土丹的爷爷马世元,记得1944年,在他97岁时,办过一次百年大寿,相当阔气。青海商人一般一年来往两次,来的货主要是骡马、枪支、杂货,如酒、醋等。走时则买氆氇、青平绒和布匹。四川商人数目最多,据说都是清朝衙门里的人,或是清末赵尔丰、钟颖的部下,他们大都住在河坝林和鲁布一带,一般是种茶、做豆腐、理发、开烟馆和甜菜茶馆等,在日喀则、下司马等地也有。抗日战争后期,从云南来了很多的商人,这些人大都是些伙友,一般都会抽大烟,嫖、赌就更不用说了,可以说他们什么坏事都干,所以来的时间虽然不长,却有两个人被杀死,这种事以前没有,后来也没有。他们在走时,很是狼狈,甚至借钱做路费。我们与尼泊尔商人的关系还可以,过年时,他们送给我们一盘名为“桑岗帕列”的油炸点心,我们回赠一条哈达。

与国民党办事处不存在什么关系,只是与其中的人员,由于乡土观念,往来较频繁。

1945年,“8•15”日本投降,消息传来,国民党驻藏办事处立即活跃起来,各个商店和在拉萨的汉人也都提灯游行,热烈庆祝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大家凑钱,借用邦达昌的院子演了两天节目,其中有京剧《乌龙院》、《打面缸》,滇剧《三娘教子》和一些小魔术。服装、道具等都是大家出钱现做的,演员都是自己客串。国民党驻藏办事处,还邀请了噶厦政府官员前来观赏节目。司伦朗顿和噶伦然巴、索康、噶雪巴和绕西彭康等都在楼上搭的帐篷里就座;高级官员和三、四品官员及他们的家属在二楼就座。整个院内挤满了人,大家尽兴地玩耍欢笑,吃茶点。

1949年7月8日,西藏噶厦政府突然搞了一个“驱汉事件”,弄得我们人心惶惶,特别是我们这些在西藏安了家的人,更是提心吊胆。后来,“驱逐”的仅仅是国民党驻西藏办事处、电台和拉萨小学的工作人员,以及国民党在拉萨搞特工的人。我们没有受影响,不过是关了几天铺门,事情结束后,又照常营业,直到解放。

(1983年元月 郭翠琴整理)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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