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瑞
图丹桑培：生于拉萨，后流亡印度，获德里大学学士学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出版过英文小说《Falling off the roof of the world》等，现任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秘书长。
朱瑞：这次西藏噶·结古地区发生的7·1级地震，给当地藏人造成了千百年来未曾出现的重大损失，几乎尸横遍地，因此，达赖喇嘛尊者希望前往西藏灾区，为灾民超渡和祈福，可是，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回应，以您的分析，主要原因在哪里？
图丹：上个世纪80年代，嘉瓦仁波切的代表团抵达藏区，那种被拥戴的程度，完全超出了中国官方的想像。因此，他们一直担心，嘉瓦仁波切回去的话，将使中国官方的一切宣传，都不攻自破，这对于中国政府，是十分难堪的。
1991 年，嘉瓦仁波切访问耶鲁大学时，提出了访问五台山的想法，听说，当然只是听说，江泽民说，如果达赖喇嘛回来，第一个激动起来的，就是所有的西藏人，接着是蒙古人，然后是民主人士，狂热浪潮，很可能席卷各地。而政府，在这个时候，进行阻止，自然造成极为负面的国际影响。那么，装做什么都没有听见，是上策。
近年来，中国官方强势攻击嘉瓦仁波切，比如张庆黎说，“达赖喇嘛是披着袈裟的狼”；而那个新上任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白玛赤林说，“达赖喇嘛是西藏不稳定因素的最大根源”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请嘉瓦仁波切回西藏，已经没有了台阶，他们自己拆掉了那些台阶，嘉瓦仁波切真地回去的话，他们下不了台，无法向中国百姓交待。
过去不一样，请嘉瓦仁波切回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具体地说，79年到85年，中共官方基本没有攻击嘉瓦仁波切的言论，所以，回去的话，也很简单，很正常。
我曾作为法王代表团的一名成员，80年代时回过西藏。当时，在北京，正好赶上嘉瓦仁波切的生日，我们举行了一个庆祝仪式，也邀请了中国方面的一些官员参加，很多中国官员都参加了，气氛很好，因为当时中国方面没有任何攻击嘉瓦仁波切的言论。
朱瑞：这一次，如果尊者成行，将会非常实际地帮助和安慰劫难中的藏人，甚至灾民认为，可以改变他们在轮回路上的生命质量。因此，中国政府的装聋作哑，也可以说，是一种阴谋和冷漠，会不会在藏人心中，埋下新的、更大的怨恨？
图丹：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嘉瓦仁波切亲临灾区，不仅灾民，就是所有的西藏人，对中国政府的态度都会有所转变，甚至很大的转变，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中国政府错过了。
其实，他们没有必要担心自己没面子。不久前，嘉瓦仁波切在接见华文媒体参访团时，还提到，“我的回去，应该是平静的，有建设性的。”“……当我确实成行时，应该是有秩序的，我不想给人造成任何难堪的局面。”
温家宝曾向灾民表示，满足他们的一切需要。因此，灾民立刻提出，“我们需要达赖喇嘛！”可是，中国政府没能做到，这对灾民来说，不仅削弱了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关键是，在他们心里留下了极大的创伤。
朱瑞：这种创伤，也可以说是一种怨愤，会不会影响将来西藏问题的解决？
图丹：从流亡政府方面看，还会本着一贯的原则，就是坚持以对话，或者说和谈和非暴力解决西藏问题。至于接触有没有结果，完全依赖于中国政府。
尽管嘉瓦仁波切这次希望探访西藏灾区，没有得到中国的回应，但，我们还是在尽其所能地帮助灾区。
朱瑞：您是一位小说家，是什么动力，使您舍弃写作，投身于流亡政府的工作，尤其是流亡政府官职人员的工资还是微薄的？
图丹：这一切，都源于对嘉瓦仁波切信心。可以说，在整个西藏历史上，甚至包括世界历史，都很难找到，像嘉瓦仁波切这样公正、宽容、一心利益他人的领袖。能在嘉瓦仁波切的引领下工作，这是一个人一生中很难遇到的机会。
世界上很多著名的领袖，一旦流亡到异国它乡，都会垮掉。而嘉瓦仁波切不同，无论在什么样的困境下，都没有改变过为民族做事的信心。所以，当中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占领了西藏以后，嘉瓦仁波切仍然把我们的文化，在印度保留了下来，甚至得以发展，这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功绩。
有些时候，我结束工作，回到家里时，常有一种满足感，因为我在为我们的政府和民族做事，尤其当我们还处在这样特殊的困难时期，这种满足感，高于我对金钱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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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May 02,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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