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31日星期三
达赖喇嘛尊者谈藏中分歧
(2010年3月9日)
达赖喇嘛尊者:华人朋友专程来达兰萨拉,欢迎!
多年来,我努力和华人朋友见面。世界上其它地方的藏人,也都尝试着跟华人朋友交流。就在我们双方的接触越来越有意义的时候,中国方面却指责我们“破坏民族团结”。大家知道,我们交流的目的,是为了收获好的成果,消除怀疑。有时候,我们会提出一些批评,这是根椐毛主席的指示:共产党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否则,犹如鱼离开了水,没办法活下来。我们是在制造水。(笑)好了,有什么问题、批评,都可以提出来。
问:最近的藏中会谈,中共特别提出,谈判的目的是解决达赖喇嘛个人前途、而不是西藏问题,不存在西藏问题,对这种说法,尊者您是怎么看的?
答: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胡耀邦就提出了解决达赖喇嘛个人问题的五点建议,具体到包括达赖喇嘛怎样从印度返回中国,住在什么地方,地位如何,什么样的人到机场迎接等。我们马上作了回复,明确了不是要解决我个人问题,而是600万藏人问题。2000年我们恢复了与中国政府的接触。在最近的第九轮会谈中,还特别强调了达赖喇嘛个人没有问题。
应该是第四轮商谈时,我们提出了希望达赖喇嘛到五台山朝圣,纯粹以宗教名义,可当时中国回应说,达赖喇嘛不管到哪里,都不是单纯的宗教访问,而是复杂的政治问题。
这次,也就是刚刚说到的第九轮会谈,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议题:无论达赖喇嘛,还是流亡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最大分歧,就是对西藏内部状况的了解和认知。中央政府一再讲,境内藏人是幸福的,但是我们得到的资讯是,他们非常痛苦。所以,这次我们的代表特别提出,希望我方能派人到西藏实地考察,当然中国官方的代表也可以参与、一起了解真实情况。如果藏人的确安居乐业,很幸福,说明我们的资讯是错误的,必须向世界公开道歉。如果真实情况是藏人的内心正在经历巨大的痛苦,中国也要面对现实。但是到目前,除了攻击,没有任何回应。无论我与外国朋友,还是华人朋友见面,都希望大家能到西藏,客观地、自由地了解西藏情形,并向世界介绍西藏。今天,我再次呼吁大家到西藏,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
我在国外公开演讲时,当然演讲的内容,不涉及任何政治和西藏问题,但是,听众提出西藏问题时,我常回答,希望他们能到西藏,了解西藏的实际情况,不要只听我们讲,或者中国方面讲。我开玩笑说,“去的时候,你们可能要借一些钱(如果没有旅费),但到了那边,会找到一些西藏的古董,大的也好,小的也好,买回来,在国外卖出去,能赚一些钱。”(笑)所以,你们能去的话,非常好。
“我去过。”(一位参访团成员说)
“什么时候?”(尊者问)
“2005年.”(参访团成员)
“多久?”(尊者)
“半个月。”(参访团成员)
“感觉如何?”(尊者)
“很多汉人都在那里工作。所有比较挣钱的活,都是汉人在干。连出租车拉客,都是汉人做汉人的,西藏人做西藏人的,藏人只能做那种小巴。……布达拉宫里住着军队,我看到了。”(参访团成员)
“最近,拉萨附近的寺院,以消防的名义住了很多军队,我们也听说有些军人穿着僧人的衣服混在里面。我的印度朋友去了拉萨,在哲蚌寺(西藏最大的寺院),还有罗布林卡,都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人,虽然穿着出家人的衣服,看起来,脸色,还有他们的做法,一点都不像出家人。”(尊者)
问:当藏区完全获得自治时,汉人,以及和别的民族通婚的藏人,是不是将和藏人一样享有同样的权利?
答:西藏问题,不是汉藏民族之间的争端。历史上,有的藏王的母亲应该是汉人,还有的大学者的父亲或者母亲,也是汉人。早期的西藏,基本上没有民族纠纷。直到1959年,是的,有些问题已经存在了,并且,情形一年比一年坏。在那时,藏人仅仅对中国的政策不满,最终那些问题发展成了汉藏之间的矛盾。有时我的确感到,毁掉彼此尊敬的是态度(强硬、粗野),无法交流,不是吗?
像你说的那样,出租车、商站、饭店,大多数,不是所有的,都是汉人在经营。学生,尽管相同的水平,找工作,如果一个是汉人,另一个是藏人,常常是那个工作属于汉人。这是他们自己带来的歧视,悲哀的事情。因此,我的观点,未来藏人在藏区应该是大多数。蒙古地区,现在,蒙古人口只有3、400万,而汉人人口近两千万,这个资讯是可信赖的。这样的情况下,自治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
在西藏地区,藏人应该占多数。不过,作为少数的汉人,我们的朋友、兄弟姐妹留在那里,将受到欢迎。我一直告诉藏人,让汉人提供我们好吃的的食物,我们提供他们精神食物,不是吗?头发的颜色是一样的,面孔基本上也是一样的。是的,没有问题,两个民族,幸福地,完全相互尊重地、信任地在一起,没有问题。这是我的观点。但是,那些认为藏人太脏,太落后的汉人,最好离开。我们和真正热爱西藏文化的汉人幸福地在一起,结婚、养育孩子。(笑)
过去的历史就过去了,我们要面对现在和未来。未来,我们不得不着眼全球。我常说羡慕欧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以前还是不同的货币,但是,他们着眼的是共同的利益,因此,发展成一个欧洲联盟。我们怎么样呢?西藏,尽管历史上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不得不考虑共同的利益。过去,在精神上西藏非常富有,我想,全世界都了解西藏佛教、西藏文化。你们看到了,当我对一些中国来的佛教徒讲授佛学时,常说,作为佛陀的弟子,从佛教传入的时间讲,你们是学长,我们是学弟,所以,学弟,必须尊重学长,我总是表达我的尊敬。但是,我也开玩笑说,学弟的佛学知识并不坏,所以,我们可以帮助你们,不是吗?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佛国,有很多佛教寺院,佛教圣地。儒家时代,看重的是相互尊敬,尊敬读书人、老人、父母,提倡诚实,这是那时的人们真正珍视的东西。
中国帮助我们发展物质,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复苏基本的普世价值观:诚实、信任、慈悲。现在,仅仅是金钱,不是吗?没有其它的价值观,所以,不幸福的事,到处都是。腐败,共产党自己就在腐败。西藏有句俗话,大官贪污的时候,小官也不得不贪(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的贪污腐败非常严重,而最严重的,听说还是共产党员,因为他们有权力。
消除恐惧、尊敬、信任、和谐,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为他人着想,尊敬他人的权利,注重共同的利益,不仅仅想的是他人的口袋。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贫富之间差异巨大。在中国的北京和沿海等地,亿万富翁有几个,你们知道吗?但是,穷人还是非常穷,尤其在乡村。所以,提出西部大开发,我非常欢迎,因为西部,特别在甘肃、陕西一带,有非常穷的人。那年我去北京,透过火车看到黄土高原一带,有的人就住在窑洞里,看上去很贫穷。
问:请问尊者,您认为北京现在对藏政策和以前比较,有哪些变化?
答:1954年,我想,是9月份,作为西藏代表中的一员,我去北京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我呆了几个月后,又去了其它地方,不包括广东,我看到了中国大多数省份。那段时间里,我见过很多官员。每一个地方的晚宴或者欢迎会上,党委书记的讲话,都很有内容,我印象很深。而副省长,副市长,主要党外人士,总是太客气,谈话,几乎没有实际内容。夏天非常热,冬天非常冷。党员们,很认真地讨论,关于怎样发展等。这些人,很有献身精神,尤其劳动人民,他们是真心的。
在北京,我见到了很多领导人:邓小平,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很多领导人;还有毛主席,在不同的几个地方,我们都见过面。有一天,一个长桌子的两边,我坐在这边和一些西藏官员,毛主席和其他官员,坐在那边,包括张经武,不是张国华,还有范明,至少,两个将军在那里,毛主席指着他们说,“我派他们去西藏,目的是帮助你,如果他们违背了你的意愿,就告诉我,我会撤回他们!”多么好心哪!不是吗?
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和一些国家领导人,差不多有4、50人,来自不同的部门。毛主席保持挨着我坐在那里,他提到,“现在,有一些人,没有做好,人们对我们的官员产生了怨言,任何批评意见,都必须提出来。” 而后,没有人说话,很安静。那次会议上毛主席还说,他收到了来自湖南,他的出生地的平民上访信。他提到,“这只是一个例子,所以,所有的批评意见,都必须说出来。”
然后,他转向我:“你们西藏,在过去,是非常强大的民族,现在,有些弱,因此,我们去帮助你们,2、30年后,你们强大了,再反过来帮助我们。” 后来,毛主席对我建议,“也许比较好的是,建立一个自治区?”我们都很感动。军政委员会和自治比较,当然自治要好得多。从毛主席那里一回来,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官员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回复毛主席:考虑到西藏的现实,完全同意建立一个自治区,如果可能的话,要尽快地建立。因此,1956年西藏自治区建立起来了,陈毅副总理为此揭幕。那时,形势看起来很好。当我返回拉萨,相同的长长的路上,我遇到了张国华,是张国华同志,我告诉他:“去年,也是在这条路上,我充满了怀疑、恐惧,现在,同样的路上,我充满了信心。”
1956年开始,理塘出现了危机,后来蔓延整个西康,57年扩展到了安多地区。晚些时候,到58年,覆盖了西藏自治区。我们接受了很多各藏区的藏人,那些目击者,看到的情景多么可怕啊!镇压、屠杀……我想,58年,我至少写了两封信给毛主席,但是没有回音。我产生了怀疑。因为我们在一起时,他那个动人的诺言,给了我足够的信心,所以,我把这里的艰难情形直接写给了他。这时,那些中共官员,在拉萨,越来越生气,不管什么事情,只要是我的建议,他们就拒绝。这是9年中,我和中共合作的经验。开始,非常好,根据当时的情形,没有理由后来出现那么艰难的局面,但是,情形变化了。终于,1959年3月,形势不能控制了:拉萨,罗布林卡,还有西藏南部。我一离开,罗布林卡就被轰炸了。对话已没有了希望,只能逃往印度。
59年到79年,我们和中国政府没有直接联系,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恢复西藏难民社区,特别是教育上,以及为保存西藏佛教传统,做了一些工作。78 年晚些时候,我的哥哥嘉洛顿珠,收到了北京的信息。他来看我,当时,我正在岗布开一个会议,那是印度如比附近的一个城市。我马上告诉他,你可以去。
早在1974年,我们就已经讨论了,迟早将与中国政府对话,独立的意义已不大了。我们必须和中国政府商讨,重建真正的自治,包括本质上同一文化传统,同一宗教,同一语言,同一民族的其它藏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远在74年早些时候。这也是为什么,当79年,收到北京的信息时,我立刻让他去北京。
79年2月,他见到了邓小平,有两个多小时的讨论。他告诉了邓小平我们的教育、难民社区建设等,给邓小平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你们有上千西藏年轻学生说英语?”作为英语人才,他需要他们中一些人的帮助。我也很现实地告诉我们这些年轻人,现在,有一个机会去大陆帮助他们。我,是的,不能命令他们。最初,有100多人,最后,剩下了50人,但是,商量护照和签证时,由于这些人不愿意接受作为中国人的身份,所以,那个意愿最终没有实现。
也是80年代早期,胡耀邦访问拉萨时,对过去的错误公开道了歉,并且,刚刚我提到的那五点建议也送来了。看起来非常有希望。我始终相信,如果胡耀邦在位多一些年,西藏问题已经解决了。那时,他也允诺撤回80%的汉族官员。后来,80年代中期,中国的一些大学,开始了民主运动,政府的政策也越来越强硬了,包括对藏政策。
1983年,在菩提伽耶,面对几千佛教信众,我提到希望回西藏看一看。后来,我们接触了中国政府。1984年,为了准备我的行程,计划先派代表团,因为我不想出现混乱和被包围的局面。我的第一个代表团,于1979年,探访了安多地区,还有拉萨。那时,蜂拥的人群势不可挡,激动得一片哭声……那样的事情,我不想再发生。我的回去,应该是平静的,有建设性的。为了这个目的,我想先派代表团。当我确实成行时,应该是有秩序的,我不想给人造成任何难堪的局面。但是,84年中国政府拒绝了代表团。我的探访,在85年也自然地没有了结果。
自79年以来,虽然在某些时期出现了希望,最终,形势还是变了,变得更坏了。远在80年代早期,彝族伍精华,我想,是班禅喇嘛的推荐,成为西藏党委书记。他非常喜欢穿藏装,我看到过一些照片。那段时间,又一次地出现了希望。但是,情况最终还是变了。现在,也就3月7日,那个最新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白玛赤林说,“达赖喇嘛是西藏不稳定因素的最大根源”,把我宣传成恶魔,现在,你们也是半个恶魔了。(笑)
我想向你们呼吁,如果强调民主,中共政府会马上拒绝,另外,我们应该很认真地思索 ,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么一个大国,从来也没有体验过民主,当民主真的到来时,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所以,逐步改变是最好的办法。首先在党内实践民主。胡锦涛和一些其他领导人,看起来想尝试,但是我们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强调,同时我们也有道义基础,要求中国政府透明、诚实和必须给予新闻自由、建立独立的司法程序。法治之下,党和民众一律平等,我们必须强调这个。从道义上说,13亿中国人也有权利知道真实情况,没有理由设立审查制度。人们应该知道全部事实,无论好的还是坏的。13亿中国人也应该有能力判断什么是正确的和错误的。
我有一个批评,从一开始,在国外,你们这些中国兄弟姐妹,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领导人。而团结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看到海外的民运人士、很多华人,有一个共同的缺点,要批评你们,是不是在共产党的制度和环境下成长,养成了僵硬的性格?我的意思是,当双方之间沟通时,要多听对方意见,这方面你们是不够的,我说的僵硬,就是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意见。共产党说,13亿中国人,是一条心,这是不可能的。到了国外,还抱着这样一种心态是不对的。你们在坐的有16位,16位中一定有不同的意见,虽然不同,但我们应该求同存异,为共同的愿望而努力。
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推翻共产党,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如果中国的强大,能给世界带来幸福、利益生命,是很好的;可是,过于傲慢强硬,就是负面的。前苏联,军事上非常强大,差不多超级强大了,可它带来的是恐惧,不是吗?美国,不管你怎么形容,当然,它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是真正的民主社会,真正的开放社会。这是很好的,不可思议的,不是吗?而胡锦涛和他的共产党,是高于法律的。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中国,人口众多已经存在了,加上开放和基本的普世价值,还有,道德权威也将在那里。周边国家,像日本,甚至越南,越南也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但是,我见到他们中的一些共产党人,他们并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还有印度,都会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强大的邻居,如果社会机制真正透明、开放,就可以建立信任,信任带来和谐和稳定。胡锦涛强调和谐社会,非常正确,但是,他的方法是用枪。枪杆子,怎么可能建立和谐社会?是不可能的!即使动物,你想和它建立和谐,就必须喂食,如果打它,连那个动物,也会跑掉。
所以,汉人兄弟姐妹,建立一个健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共同的意愿和责任。而开放,还有信任,是关键的因素。我经常告诉我的朋友,我仅仅是一个僧人,难民,没有什么。但是,我的力量源于我的自信,自始而终的诚实和信任。中南海尽管有权力,可最终,他们失去了自信。那9位领导人,我想,彼此是不信任的。当毛主席活着,我在那里时,我的确感到,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所有的这些人,是真正的同志们。可是,1959年彭德怀失踪了,不是同志们了,然后是刘少奇……不是吗?所有的这些人,变成了敌人。为了革命,他们付出了大半生,为了劳动人民和共产党的利益,甚至准备了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一生都工作在一起,但最终都成了敌人!所以,不要怀疑,这是不足之处,不是吗?这就是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障碍。仅仅有大房子、大建筑、一些新的道路,是表面的,真正的大团结,来自内心,不是高楼大厦,不是军队,是从内心开始。只要我们疑心,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友谊。这是我们需要强调的。你们是怎么想的?对不对?
问:中国官方,很不理解您的“印度之子”说,对此,您有哪些解释?
答:我是一个佛教徒,我所有的佛教知识和普世价值,都来自印度,主要是那兰陀传承。我认为自己是龙树菩萨的学生,而龙树菩萨,他不是中国人,是印度人;还有,我的非暴力理念,也主要来自印度文化。这是第一个理由。
另外,我这个身躯,因为印度食物,才得以生存。51年是我一生中的大部分。当我不得不逃离自己的土地时,只有24岁,现在,差不多75岁了。我生活的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国家度过的。印度,养育了我的精神和身体。我有理由说,我是印度之子。
这并不意味着反华,早些时候我就提到,没有必要回答这些不理性的指责。两年前,当他们形容我为魔鬼时,我笑了起来。在意大利,当媒体提到这个问题时,和我在一起的市长们,包括一些共产党员,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一些共产党员表示,也想成为魔鬼。坦白地说,这种话不过是在孩子气地发泻愤怒。他们并不在意是不是事实,有没有依据,只是发泻,最终,使他们自己简单地丢了人。当一些藏人为此而担心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没有关系,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好事,因为,毫无根据的指控,只能让我们获得更大的力量。
问:达赖喇嘛尊者,我在多伦多见过您两面,我的印象是,您是一位非常快乐的人,也能把您的快乐带给周围所有的人,那么,人的生活怎样才能快乐?
答:我的主要兴趣和努力,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提升普世价值。慈悲心,爱,不一定来自宗教,母亲给孩子以爱,甚至动物也一样,比如猫,狗,和鸟等,也给予它们的孩子最大的爱,很宝贵。我们每个人,都来自母体,我们的存活,赖于母亲的乳汁,生命就这样开始了。所以,每个人,包括毛主席,斯大林,希特勒,我认为,所有的这些人,内心深处,都体验过感激母爱,都是有感情的。因此,这些人也有能力给予他人爱和情感,这不是一个信仰问题。
我现在差不多75岁了,健康状况,总的说来是很好的。主要原因,是我内心的平静。在我看来,没有敌人。众生,通常,被我们西藏佛教徒形容为“如母有情”。这一概念的产生,源于对所有生命的爱惜,这就是内心的平静,我一直尝试着与他人分享。健康,依赖于温暖的心,不论宗教人士还是非宗教人士。
其次,我是一位僧人,致力于宗教之间的团结,是我的使命。尽管我是佛教徒,但我尊重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和其他宗教。为人类的精神,这些宗教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尽管在哲学领域里,宗教之间有不同认知,比如,大多数宗教认为上帝是存在的,而佛教主张无神,释迦牟尼佛只是我们的老师,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佛。
有一次,爱因斯坦表示,如果科学家一定要选择宗教的话,那就是佛教。不过,我认为,整个世界60亿人口都成为佛教徒,也是不现实的,是不可能的。还是有些人仍为穆斯林、基督徒,更好。我是一个佛教徒,但我真诚地尊重和钦佩其他宗教为人类的福祉所做的努力。因此,一些基督教徒说我是优秀的基督徒…… (笑)这就是我的第二个承诺。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返回大陆,也会献身于提升普世价值和促进宗教之间的和谐。
(朱瑞整理)◆
《北京之春》首发: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120/2010331101852.htm
2010年3月21日星期日
虎与鹿——颂诫日听达赖喇嘛尊者讲法
文/朱瑞
那是从胸腔深处迸出的庄严妙音,是西藏独有的声音,迂回在喜马拉雅的群山之间。
今天,2010年2月28日,是每月两度颂诫日中的一次。出家人这时,要反省自己的行为,发誓以后不犯同样的错误。
无以计数的人们,早就到了大乘经院的楼下。因为达赖喇嘛尊者,此刻正在楼上和大家一起颂诫。尔后,要向所有信众讲授《佛陀本生故事》。
这是自宗喀巴大师开始,历届传大昭中,最光彩夺目的时刻。几百年了,从没有间断地滋养着藏人。然而,这个最重要,也是最欢乐的节日,在西藏境内,已被取缔。连走近松却热法王的宝法跟前,也被视为行迹可疑。幸运的是流亡社区保留了这些传承,让世人看到,人类的生存方式并不是单一、刻板的。
唢呐响起,迎香的烟缕,缭绕着对上师的恭敬。神圣的法幢出现了、尊者出现了。人群中举起一片白色的哈达,像云。而靠近尊者宝坐的右前方,是一片蓝色,像海,波涛起伏。
不仅蒙古人,还有拉达克人,夏尔巴人,台湾人,欧美人,以及中国人,因为仰慕,人们成年累月地积聚在印度北方这个偏远的小村庄达兰萨拉,并把她举向世界。
达赖喇嘛尊者对着释迦牟尼佛祖磕过长头,走上法座后,信众们开始了对着尊者磕长头,衣服触地的声音,如同细雨。
“作为一名佛教徒,要真正理解佛教,亲身体验,不要盲目地相信,才会对佛法产生一个定结,这样的敬心才是坚固的……”
讲授开始了,黄色的法幢,始终有节奏地转动着。尊者提到西藏的显密教法来自那兰陀的传承,讲到佛陀在多劫多世中,以慈心和悲心感化身边的生命:“有一次,佛投胎转世为一只鹅,莲花池里,虽然不能用语言表达对其它的鹅的关爱,但是,当其它的鹅不能确定哪些食物有毒时,他就最先品尝,以牺牲自己,免除其他生命可能遇到的危险……鹅,虽是小小的动物,但内心尽是良善……”
据说,历代达赖喇嘛,尤其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不仅在传大昭期间对他的子民说法,平时,也常在夏宫罗布林卡坚色颇章的挺院里讲授佛陀故事。布施,利他,从来都是西藏社会的主体追寻。
因此,从前的西藏,对外,不仅和周边的邻居,印度(包括锡金、拉达克)、不丹、蒙古、尼泊尔等,都保持着友好关系,百姓之间,也没有国界的限制,婚丧嫁娶,买卖交换,自由自在。对内,千百年来,甚至没有发生过平民起义,子民视法王如父,如宝。这是世界历史的奇迹,和中国这个世界上平民起义,可为世界之首的国家相比,西藏的社会财富,从来没有被破坏过,除了暂短的朗达玛时期。这也是为什么,古老的西藏,也就是没有被中国“解放”的西藏,那样绚烂,优雅。甚至有人认为,古老的西藏,建立了绝无仅有的王与百姓的和谐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典范。
1959年以前的西藏,自从被毛泽东一厢情愿、颐指气使地定性为农奴制以后,中共官媒发挥了不可思议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把这个华美、和平的佛地,丑化成最黑暗、最落后、最野蛮的地方。因此,中国人,尽管近水楼台,却没有看到那最柔美的月光,实在是一种不幸。
衡量一个社会进步与健康的标准,首要因素,该是百姓的幸福与痛苦,没有精神只有物质的社会,如同朽尸,终会腐烂,发出臭味。
薰香的烟缕,缭绕,讲经结束了。所有的听众都站了起来,弯下身子,目送着尊者。
“你的英语怎么样了?有没有改进?”经过我的身旁时,尊者停下了。
“没,没有太大的进步。”我一时语无伦次。
“还是比以前强了一些。”尊者笑了。
这位一再鼓励自己的子民成为专业人材,尊重知识与科学的圣者,这位在流亡的艰辛中,也不忘建立民主的精神领袖,却被中国官媒,荒诞地批判为“要求藏民族和西藏文化永远停留在中世纪状态,成为活化石”!
在达兰萨拉,一位格西啦(获得博士学位的高级僧人),对我说,西藏和中国,就是虎和鹿的关系。虎,永远在食肉,进攻,而鹿呢,永远都在吃草、躲避。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Saturday, March 20, 2010
2010年3月11日星期四
中藏谈判,中共对国民隐瞒了什么?
文/陈破空
在中断谈判15个月之后,今年1月,北京重开与达赖喇嘛代表的会谈。但中南海心思,不过是赶在美国总统会见达赖喇嘛之前,制造中藏接触的表象。
会谈中,中共“统战部长”向藏方介绍了年初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及会上公布的“未来十年西藏发展规划”,声称,要实现自治区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座谈会”与“规划”出台的背景是,北京奥运前,2008年3月,藏人和平示威,共特挑起暴力,共军血腥镇压,震惊世界。之后,设在北京的民间组织“公盟”,经实地考察,发布《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报告》,得出结论:在西藏经济发展中,藏人被边缘化,藏汉之间,贫富分化严重。这是藏人愤怒的原因之一。
该报告,主要从经济与社会角度揭示西藏问题,较少涉及宗教与政治领域,中南海就恼羞成怒,旋即查抄“公盟”,拘捕其负责人。但中南海显然意识到这份报告的客观性与重要性,于是才有了“第五次座谈会”与“十年规划”的出笼。中共的统治逻辑在于:由我来说,可以;由民间来说,我就打压。一切话语权归于“我党”。
关于西藏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在此之前,中共已经举行过四次“座谈会”,制定过十一个“五年规划”, 事实却是,西藏地区,迄今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最贫困的地区,其年产值,甚至不及广东或江苏的一个县(如顺德与江阴)。
“跨越式发展”的提法,本身证明,中共承认对西藏发展的延误;“长治久安”的提法,则证明,中共承认,藏人的不满与愤懑由来已久。然而,那位中共“统战部长”,却睁眼说瞎话:“世界上没有像我们国家、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连续十几年举全国之力支援一个民族地区发展。”
如果要符合事实,这句话,应该改成:世界上没有像我们国家、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连续几十年,举全党全军之力,竭尽对一个民族地区宗教、文化、文物、古迹、生态、人文环境、乃至社会经济的全面破坏。
中南海仍然认为,或坚持“认为”,西藏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而不在于宗教、文化和民族关系。这种认知,如果不是“顾左右而言他”,就只能说是致命盲点。
会谈中,中共官员还称:“西藏流亡政府根本代表不了西藏和西藏人民。”但中南海却不敢让达赖喇嘛的谈判代表进入西藏,而将后者的参访地,限制于湖南。何不让他们到西藏参访,看看藏人如何反应?让西藏人民回答,谁能代表他们?
报道这次会谈的中共官方媒体,仅刊登中共方面说了什么,至于藏方代表说了什么,竟只字不提。何不公布达赖喇嘛一方于会谈中的要点,让中国民众评判,谁有谈判诚意?谁在胡搅蛮缠?
中共炒作“大藏区”话题,列为中藏谈判的障碍。但,这个话题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前提是,要将西藏分出去,“大藏区”或“小藏区”,值得一谈,因为,那表示要从中国分出去多少?中藏双方大可讨价还价。如果前提是,西藏就在中国版图上,“大藏区”或“小藏区”,又何须大惊小怪?历史上,四川省曾被一分为三、一分为二,也曾被合三为一、合二为一,有谁在乎过“大四川”或“小四川”?只是,如果不承认民族与宗教完全同质的历史藏区,那么,连西藏最高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本人,都不是西藏人,而是“青海人”。逻辑何在?单挑“大藏区”说事,只能证明,中南海本身具有“藏独”潜意识。
有趣的是,中共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及会上公布的“规划”,首次涵盖所有藏人聚居区,等于含蓄承认“大藏区”的存在。
如果把双方立场都摊在阳光下,中国民众将会惊奇地发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不是达赖喇嘛,而是中南海。因为,藏方主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落实西藏名副其实的自治,却遭中共断然拒绝;主张“西藏独立”或“变相独立”的,不是达赖喇嘛,而是中南海。因为,达赖喇嘛反复阐明: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不主张西藏独立;但中南海却非要把“藏独”帽子死死扣在达赖喇嘛头上。很显然,只有中南海诸公,才配成“制造民族分裂的罪人”。
那位中共“统战部长”,还对藏方代表如是说:“无论是搞暴力还是非暴力,都是没有出路的。”这句话,说得明白一些,就是,关于西藏问题,纵任达赖喇嘛怎样秉持非暴力原则,怎样和平,怎样讲理,中共都不领情、不买账。这是不打自招,证明中南海假谈判、真拖延、拒绝解决问题的厚黑战术。
达赖喇嘛及流亡政府官员,一再重申,不谋求个人利益,一旦西藏问题获得解决,自己甚至可以退休、辞职、完全不问政事。但中南海却充耳不闻,反复唠叨:没有西藏问题,要谈的,只有达赖喇嘛个人及其周围人的前途问题。
一方关注的,是民族、宗教与文化大业;另一方关注的,却是个人利益。如此南辕北辙,不仅令谈判陷入死局,而且让世人看到,达赖喇嘛与中南海,双方精神境界与道德水准的巨大落差。中南海“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令人啼笑皆非。
提到转世话题,中共借“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之口,说出“现在达赖还在,等死了再说”这样的不敬之辞。显示,中南海不惜承担巨大道德成本和历史罪责,要自行指定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以期全面污损、扭曲西藏宗教传统,实现对西藏完全汉化、赤化的阴暗图谋。
(依照藏传佛教传统,达赖与班禅的转世灵童需相互认定。目前,由中共指定的“十一世班禅”未经达赖喇嘛认定;而由而达赖喇嘛认定的十一世班禅,却遭到中共囚禁,被称为“世界上年纪最小的政治犯”。)
按照历史上汉人定义“汉奸”的标准,那个白玛赤林,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藏奸”, 背叛西藏人民,卖主求荣。
----- 写在藏人抗暴五十一周年 (2010年3月9日,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在中断谈判15个月之后,今年1月,北京重开与达赖喇嘛代表的会谈。但中南海心思,不过是赶在美国总统会见达赖喇嘛之前,制造中藏接触的表象。
会谈中,中共“统战部长”向藏方介绍了年初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及会上公布的“未来十年西藏发展规划”,声称,要实现自治区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座谈会”与“规划”出台的背景是,北京奥运前,2008年3月,藏人和平示威,共特挑起暴力,共军血腥镇压,震惊世界。之后,设在北京的民间组织“公盟”,经实地考察,发布《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报告》,得出结论:在西藏经济发展中,藏人被边缘化,藏汉之间,贫富分化严重。这是藏人愤怒的原因之一。
该报告,主要从经济与社会角度揭示西藏问题,较少涉及宗教与政治领域,中南海就恼羞成怒,旋即查抄“公盟”,拘捕其负责人。但中南海显然意识到这份报告的客观性与重要性,于是才有了“第五次座谈会”与“十年规划”的出笼。中共的统治逻辑在于:由我来说,可以;由民间来说,我就打压。一切话语权归于“我党”。
关于西藏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在此之前,中共已经举行过四次“座谈会”,制定过十一个“五年规划”, 事实却是,西藏地区,迄今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最贫困的地区,其年产值,甚至不及广东或江苏的一个县(如顺德与江阴)。
“跨越式发展”的提法,本身证明,中共承认对西藏发展的延误;“长治久安”的提法,则证明,中共承认,藏人的不满与愤懑由来已久。然而,那位中共“统战部长”,却睁眼说瞎话:“世界上没有像我们国家、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连续十几年举全国之力支援一个民族地区发展。”
如果要符合事实,这句话,应该改成:世界上没有像我们国家、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连续几十年,举全党全军之力,竭尽对一个民族地区宗教、文化、文物、古迹、生态、人文环境、乃至社会经济的全面破坏。
中南海仍然认为,或坚持“认为”,西藏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而不在于宗教、文化和民族关系。这种认知,如果不是“顾左右而言他”,就只能说是致命盲点。
会谈中,中共官员还称:“西藏流亡政府根本代表不了西藏和西藏人民。”但中南海却不敢让达赖喇嘛的谈判代表进入西藏,而将后者的参访地,限制于湖南。何不让他们到西藏参访,看看藏人如何反应?让西藏人民回答,谁能代表他们?
报道这次会谈的中共官方媒体,仅刊登中共方面说了什么,至于藏方代表说了什么,竟只字不提。何不公布达赖喇嘛一方于会谈中的要点,让中国民众评判,谁有谈判诚意?谁在胡搅蛮缠?
中共炒作“大藏区”话题,列为中藏谈判的障碍。但,这个话题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前提是,要将西藏分出去,“大藏区”或“小藏区”,值得一谈,因为,那表示要从中国分出去多少?中藏双方大可讨价还价。如果前提是,西藏就在中国版图上,“大藏区”或“小藏区”,又何须大惊小怪?历史上,四川省曾被一分为三、一分为二,也曾被合三为一、合二为一,有谁在乎过“大四川”或“小四川”?只是,如果不承认民族与宗教完全同质的历史藏区,那么,连西藏最高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本人,都不是西藏人,而是“青海人”。逻辑何在?单挑“大藏区”说事,只能证明,中南海本身具有“藏独”潜意识。
有趣的是,中共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及会上公布的“规划”,首次涵盖所有藏人聚居区,等于含蓄承认“大藏区”的存在。
如果把双方立场都摊在阳光下,中国民众将会惊奇地发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不是达赖喇嘛,而是中南海。因为,藏方主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落实西藏名副其实的自治,却遭中共断然拒绝;主张“西藏独立”或“变相独立”的,不是达赖喇嘛,而是中南海。因为,达赖喇嘛反复阐明: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不主张西藏独立;但中南海却非要把“藏独”帽子死死扣在达赖喇嘛头上。很显然,只有中南海诸公,才配成“制造民族分裂的罪人”。
那位中共“统战部长”,还对藏方代表如是说:“无论是搞暴力还是非暴力,都是没有出路的。”这句话,说得明白一些,就是,关于西藏问题,纵任达赖喇嘛怎样秉持非暴力原则,怎样和平,怎样讲理,中共都不领情、不买账。这是不打自招,证明中南海假谈判、真拖延、拒绝解决问题的厚黑战术。
达赖喇嘛及流亡政府官员,一再重申,不谋求个人利益,一旦西藏问题获得解决,自己甚至可以退休、辞职、完全不问政事。但中南海却充耳不闻,反复唠叨:没有西藏问题,要谈的,只有达赖喇嘛个人及其周围人的前途问题。
一方关注的,是民族、宗教与文化大业;另一方关注的,却是个人利益。如此南辕北辙,不仅令谈判陷入死局,而且让世人看到,达赖喇嘛与中南海,双方精神境界与道德水准的巨大落差。中南海“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令人啼笑皆非。
提到转世话题,中共借“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之口,说出“现在达赖还在,等死了再说”这样的不敬之辞。显示,中南海不惜承担巨大道德成本和历史罪责,要自行指定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以期全面污损、扭曲西藏宗教传统,实现对西藏完全汉化、赤化的阴暗图谋。
(依照藏传佛教传统,达赖与班禅的转世灵童需相互认定。目前,由中共指定的“十一世班禅”未经达赖喇嘛认定;而由而达赖喇嘛认定的十一世班禅,却遭到中共囚禁,被称为“世界上年纪最小的政治犯”。)
按照历史上汉人定义“汉奸”的标准,那个白玛赤林,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藏奸”, 背叛西藏人民,卖主求荣。
----- 写在藏人抗暴五十一周年 (2010年3月9日,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0年3月10日星期三
達賴喇嘛尊者在西藏3 • 10和平抗暴五十一周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
今天,是西藏人民於1959年在西藏首府拉薩,對中共暴政進行和平抗議五十一周年,以及2008年3月西藏三區發生非暴力抗爭兩周年紀念日。在此之際,我們要緬懷那些為西藏民族、政教事業獻出寶貴生命的英雄兒女,以及正在飽受折磨、蹂躪的所有同胞,並向三寶特別祈禱。
儘管西藏人民在過去幾十年遭遇了無盡的苦難,然而,西藏民族依然堅守他們的勇氣和決心,保護優良的民族特性;年輕的新一代藏人,也繼承和發揚了西藏民族的正義事業,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事。在此,我要特別對處於高壓恐懼中的境內同胞的勇氣與真誠,表達由衷的贊許。
許多藏族同胞在西藏党、政、軍擔任職務,並直接或間接地幫助、利益西藏民眾。對於他們的真誠貢獻,本人深表讚賞。此時此刻,不管處於任何情況下,都要努力維護民族平等、加強民族團結、保護民族特性與文化,這是所有藏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未來西藏獲得名副其實的自治之際,西藏的行政、領導責任主要由現今在西藏工作的幹部擔任。西藏問題解決之後,本人不擔任任何政治職位;流亡組織的官員,也不會謀求在西藏任職的機會。這一立場曾已多次聲明,今天再作重申。
今天,我要特別呼籲,目前在西藏各地擔任要職的官員,希望以官方或私人的名義,希望前來自由的流亡藏人社會參觀、視察,這樣將有助於瞭解境外同胞的狀況與願望。
身處境外各自由地區的流亡藏人,與其他政治難民不同,他們在繼承和發揚西藏宗教文化及民族特性的基礎上,向世界介紹西藏的真相;向年青一代傳授現代教育和 傳統價值觀等,在政教各方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特別是藏傳佛教四大宗派及苯教的領袖和大部分高僧流亡之後,在印度、尼泊爾等重建了許多講修佛法的寺院,對上 萬名出家男女僧眾提供了自由研習佛法的空間;從西藏新近流亡的僧眾和學生,也獲得了完整的學習機會。
然而,當今的西藏,在中共實施的“愛國愛教”等各種政治運動的管制和打壓之下,各寺院的功能已變為遊覽場所;出家僧眾如同失去自由的囚犯,已經喪失了研修佛法的機會,這明顯是一種毀滅佛教的行徑。
值得欣慰的是,藏傳佛教在東、西方世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使衰落的西藏佛法,在這世界上找到了保存和發揚的新希望。這也是西藏民族最艱難,最困苦時期一個重要成就。
以佛法慈悲、非暴力為基礎的西藏文化,不僅可以利益藏人,也可以為包括漢民族在內的人類社會服務。因此,境內外所有藏人,不要僅僅沉溺於外在的物質發展,而要加強現代文化與傳統價值觀相結合的教育;特別是年輕一代,要堅持不懈地努力學習,想方設法使自己成為專業人才。
在此,我要懇切呼籲,所有民族,特別是藏民族內部,要加強友誼和團結,捨棄個人的恩怨和爭端,以相互理解、包容的態度加深民族情誼,保持民族尊嚴。
無論中國政府承認與否,在整個西藏部署大批軍警,並限制外人自由進藏等的做法,表明了西藏問題的存在和嚴重性,這是任何一方都不樂意看到的,因 此,為了解決問題,在過去三十多年裏,我們盡力透過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員的對話,尋求解決西藏問題;並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宗旨,表達 了藏人的訴求,但是,我們的努力沒有取得具體的結果。以目前中共當權者的態度來看,很難在短期內有所成果,不過,我們堅持協商對話的立場依然不變。
值得鼓舞的是,雙贏互利的“中間道路”政策和藏人客觀的立場,得到了以美國總統為首的世界政治和精神領袖,政府和民間組織,以及民眾的支援。特別是表達贊同與大力支持的華人知識份子日益增多,這表明了西藏問題不是漢藏民族之間的仇恨,而是中共當權者極左政策導致的後果。
自2008年3月西藏發生和平抗暴至今,海內外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發表的支援西藏的文章,已超過八百多篇。為了增進相互瞭解,在我訪問世界各地時, 常常與華人民眾,尤其是留學生和知識份子見面交流,很多人真誠地表達他們內心的關愛、同情與支持。西藏問題的最終解決,離不開藏漢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所 以,境內外全體藏人也要努力與漢民族建立友好關係,讓他們瞭解西藏的真相和現時狀況。
近一段時間以來,新疆人民也遭遇到中共武力鎮壓的極大痛苦;許多爭取自由的中國知識份子也遭受牢獄之災,對此,我想表達我的關注與同情。十三億中 國人民也需要言論自由和瞭解事實真相的權利,如果在中國能實現法治與透明的社會機制,將會獲得人民的信賴,這才是和諧、穩定、發展的基礎。對此,需要大家 繼續努力。
作為西藏人民的代言人,我曾多次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就西藏人民的基本權益問題,作了明確表述,遺憾的是,沒有獲得正面的回應。然而,以目前國 際政治的變遷,以及中國人民的思維方式的變化等現狀來看,當權者無論多麼保守強硬,終究會有解決的一天,因此,大家要保持容忍並繼續奮鬥。
最近召開的中共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與以往不同,在這次會議中,決定統一部署所有藏區建設發展計畫;幾天前,溫家寶總理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再 次強調這一政策,這不僅是一個正面的步伐,也符合我們多次提出所有藏人需要統一管理的主張。同樣,在很多西藏地區,特別是農牧邊遠地區進行建設和發展,是 一個好現象。但是,我們必須警惕這種以發展為名的建設,損害民族語言文化;也要嚴防這種開發成為破壞西藏高原的自然環境的因素,因為世界屋脊的生態環境, 維繫著整個亞洲人民的生活與福祉。
借此機會,我要感謝不畏中國政府的各種打壓和騷擾,挺身支持西藏正義事業的各國領導、知識份子、廣大民眾,以及聲援西藏團體;尤其對印度政府及人民長期以來對西藏人民的關心與幫助,表達我誠摯的謝意!
祈願眾生和平幸福!
達賴喇嘛
2010/3/10
2010年3月6日星期六
《倾听西藏》推荐序
汉族女作家朱瑞,有机会看到了西藏境内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偏远的乡下。和绝大多数游客、援藏干部、移民不同,她沉浸在独一无二的西藏文化里,扎实地观察和了解藏人的生活,信任、尊重藏人,因此,他们向她敞开了胸怀,使她看见了真实的西藏,从前的,还有今天的。
让人遗憾的是,在西藏议题上,很难从中国媒体和教课书中得到正确的资讯。因为中国人的知情权,六十多年来,已被无情地扼杀。这也是为什么,在汉人世界里,出现了完全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相反的对西藏的认识。他们甚至相信:“解放”前的西藏,是世界上“最黑暗、最落后、最残酷、最野蛮的封建农奴社会”,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渠道了解西藏。
当然,从前的西藏,并不是完美的,也存在着其他人类社会存在的弊端。只是千百年来,佛法慈悲的精神传承,造就了藏人天然的怜悯和利他的习性,使得佛光普照的雪域高原,虽然是一个物质落后的社会,但充满着爱心与悲心的精神感召。
总之,完整地了解西藏,是化解两个民族之间本不该有的误解和隔阂的关键之路。对于那些没有机会进入西藏,或者进入西藏,没有可能深入地看到西藏真实情况的人,希望透过阅读这本书,对西藏的真实情况有进一步的认识。
也祈望藏、汉两个民族,能战胜各种障碍,像历史上大部分时期一样,和睦相处,在相互尊重彼此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地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赞许并感谢作者的付出!
释迦比丘 十四世达赖喇嘛
2009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