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莉藜
近年来，中共的一些基层干部突然流行起口吐真言来了（当然，其中不少是被“革命小酒”给烧的）。林嘉祥的“屁民”，芦涛的“国家罗汉”，逯军的“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都是传诵一时的名言。党官们不经意间撕下了罩在官民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让百姓窥见了他们龌龊而凶悍的形骸。相比之下，党官们豢养的政治学者们却城阙深深，蛹儿一样躲在重重谎言织成的茧子里面。不管执政党处境有多尴尬，民众觉悟有多大变化，依然靠着年深日久的忽悠功夫，不遗余力地漂白罪恶，蒙蔽民智。这些学者大都有一串很唬人的名衔，加之官方大力推介，其言论之毒害性不可小觑。
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是打出来的
正值中共建政60年纪念，关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社科院的房宁教授应人民网之邀，与网友对谈。房教授说道：“合法性（正当性）的表现可以有很多具体的形式，比如说选举、社会革命、默认等等。中国共产党及其执政地位是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革命斗争中获得的，是亿万人民用他们的鲜血、生命、财产、情感、知识得来的……如果从西方的政治学原理或西方法理学的角度，这叫做革命权，即人民革命塑造了政权的合法性。”这段话，如果通俗地讲，就是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是打出来的。
虽然中共政权并不十分避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毛式表述，但像房宁教授这样用暴力夺权来解释源自西方政治学的权力来源、政权合法性（正当性）仍然让人感到新鲜。要知道，随着国门开启，欧风东渐，连中共自己都不好意思再渲染暴力夺权的武功，而代之以较为委婉的“人民的选择”。当然，“人民的选择”肯定不是“人民的选举”，即使非要赖给“人民”，也不过是在各派恶斗中的选边儿，而不是理性、和平、自愿的选举。
其实，与合法性（正当性）概念相关的还有一个合理性（justification）概念。合法性关注权力的来源，合理性关注权力既成后官权能否与民众达成良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非要说中共的权力来源合法，那么中共夺权政权后的六十年来其合理性依然没有确立——别的不说，光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就依然被当局剥夺。人民以默认的方式向政府让渡部分权利，但却没有换来政府对基本人权的保障。相反，政府欲壑难填，得寸进尺，以各种理由、借口和手段，剥夺了民众几乎所有权利。
房宁先生的访谈后来以《党的执政地位源于人民革命》为题发表，大陆各门户网站广为转载。房先生大谈革命权，倒是暂时为中共的合法性找到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但是既然当年不那么水深火热中的中共可以打出一个执政合法性，今天生活在十足的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是不是也可以抄起革命权，打出一个合法的执政地位来呢？这样的疑问和冲动，大概是房宁和人民网的编辑们不能压制的吧。
党主民主
与房宁这样的死硬挺共学者相比，同是忽悠，有的御用政治学者——比如中央党校的王长江教授——就忽悠得有些可爱。王教授在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前接受人民网的采访，提出了“政党主导型的民主”的概念。该访谈后来以《我们是政党主导型的民主》在人民网刊发。
王教授说道：“我们国家一开始共产党建立的时候，是一个专制制度，并不是说，怎么让人民当家作主，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推翻专制统治，回过头来再建设民主政治。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的民主发展是后来才出现的，我们的民主就和西方的民主不一样，它应该是政党主导型的民主。” “谁来主导呢？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我们看到，能够主导的、有能力、有资格主导的也只有中国共产党。”
王教授敢于承认共产党施行的是专制制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长进。他还给“专制制度”加了时间限定，说是“一开始共产党建立的时候”，也为共产党日后万一施行民主留下了退路。但是王教授的理论核心——“政党主导型的民主”，却让人忍俊不禁。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引入“民主”（democracy）的概念，就是为了对抗延续千年的“君主 ”（monarchy）。“民主”和“君主”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同理，“民主”和“党主”也是水火不容。民主的基本形式是选举和参与，如果有一个千年老龟一样的政党压在全体公民的头上，独霸着权力，甚至操作着全民的思想和精神，人民还有什么需要去选举，去参与的？
清末的立宪派里头的保守人士，尽管有的很善于调和斡旋，但思路最终也只是“君主立宪”，而没能想出“君主民主”这样的歪点子。他们要是听说王教授这种“党主民主”的奇思妙想，想必会惭愧得再死一次。
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能搭界？
2007 年，中共的十七大报告里提出：“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此后，关于以党内民主引领国家民主的宏论可谓汗牛充栋。王长江教授也是这一迷思的坚定信徒。不但相信，而且还板上钉钉地认定二者有同起同落的正比关系。他推断：“党自身民主不民主，就牵涉到社会能不能实现民主。党的民主多一点，社会民主就多一点。如果党自身没有民主，那社会民主就根本无从谈起。”
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怎能搭上界呢？王教授的论述有一个藏而不宣的逻辑预设，那就是四个坚持的第一条。作为体制中人，王教授这样思考当然有他的道理，但是这个逻辑预设不予铺展开来，事实上就形成了一个险恶的陷阱——名义上是在谈民主，事实上是在谈一党专制。所谓民主，原来最终要服务于党运长久这一目的。
民主的本质体现在权利的切分。中共谈党内民主是在党建范畴内谈的，也就是说，党内民主是为了党自身的发展和建设。而这个党越强健、越强势，很难说就是民众之福。十分可能的结果是，党强民弱，官悍民萎。党运长久，而民众永无出头之日。民主了的党很可能像把磨得更锋利的刀，把本属于民众的蛋糕更多地切到党的盘子里。
把党的利益（在一党专制下同时往往又是官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看作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是三个代表的谬论在作祟。6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混淆群己权界，模糊利益关系的漂亮说辞背后，往往隐藏着强盗的掠夺。
做编辑工作，少不了阅读各方的理论和观点，包括这些御用学者不时抛出的鸿篇巨制。笔者常想，这些博导、教授、学者们到底是真地不懂还是故意说谎？若是南郭先生的后辈，倒也并非完全不可以原谅——中国自古至今胡乱混饭的学者数不胜数，最遭的情况不过被人骂作笨蛋。若是故意说谎，结局可就惨了——欺瞒民众，助纣为虐，那是必定要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的。
──《观察》首发
Thursday, September 17,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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