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最初完全出于专业兴趣。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与社会变化之间的互动，关注信息的采集、分析、加工、贮存和传递。而西藏问题，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层面，都与传播学息息相关。真正了解传播学的人自然明白这一点。
下愚一向认为，只有敢于直面问题，积极投身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传播学（者）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躲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成果再多，也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不能推动社会进化的传播学（者），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
专业要求我必须突破个人偏见和禁锢，努力接触多元化、高品质的信息。唯有如此，才能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接触境外和民间信息较多，我个人逐渐感受到了西藏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我决定做些什么。
2006年下半年，天真的我竟然迷信“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古训，竟然不自量力地给西藏当局发了一封挂号信(registeredletter)，表达了对西藏问题的严重关切。当然了，结果可想而知，我至今没有收到任何答复。这就是很多书生的共同命运。
2007年1月份，国际上西藏问题骤然升级。西方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国际藏族势力对北京奥运会的抵制。2008年3月中旬，震惊全球的3.14骚乱终于爆发了。不出所料，北京奥运会后，在战略战术上，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更趋主动。
3.14骚乱之后，我在《青年记者》上发表了《西藏事件与国际舆论引导》（2008年5月上）。此文后来重新发表于香港《传媒透视》2008年6月号上。在此文中，我对中国政府在西藏3.14骚乱上的传播理念、策略和效果进行了初步点评。
2009年4月5日，我在境外发表了“关于西藏问题的紧急呼吁”，倡议成立非政府、非政党、非营利的“民间西藏行动”（英文GrassrootsTibetInitiative，简称GTI)，以汇集民间智慧与力量，以实际行动推动西藏问题的逐步解决。
我当时呼吁关注西藏问题的各界中立人士，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深入藏区，接触藏区各界人士，倾听藏民之心声，记录藏区之现状，以“第三只眼”看西藏。在下深信，只有全面深入了解西藏，才有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
2009年7月中旬，笔者前往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府康定县考察。回来后写下了随笔“迷雾下的藏民”。事实说明，在涉藏问题上，国际社会也在遵守“舆论一律”。这让笔者更加忧虑：缺少多元化的信息，西藏问题将继续笼罩在迷雾中，善良的国际民众将继续受人愚弄。作者：稚子
（2009年8月29日修订）
稚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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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民间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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