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访德之际专访黑森州州长科赫

发布者：德国之声 - 8月1日

达赖喇嘛周三开始了他第35次德国之行，如同过去一样，这位西藏流亡精神领袖所到之处，得到了其信徒和拥护者的热烈欢迎。而这次尽地主之谊的黑森州州长罗兰德·科赫，也是达赖喇嘛的好朋友。本台记者Ralf Buchinger电话联线了这位州长，就达赖喇嘛本次访问活动和科赫本人对解决西藏问题出路的看法进行了采访。

德国之声：科赫先生，您怎么解释达赖喇嘛对我们欧洲人的这种吸引力呢？

科赫：一方面是出于人们对宗教信仰的追求，达赖喇嘛所代表的藏传佛教可能对一些人来说，是除了基督教之外的另一个信仰上的选择。这一点我只能这么解释，因为我自己并不是这种情况。但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现象，尤其是达赖喇嘛在法兰克福商业银行体育场进行的佛教讲学就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另一方面，我想，达赖喇嘛之所以受到包括我在内的那么多人的尊敬和欣赏，是因为他为维护自己民族的特性和生存所作的努力，而且和世界上许多其他民族不同的是，他的努力全部都是通过和平途径进行的。当然，我想还有第三方面，那就是他本人的人格魅力。

德国之声：有些人指出，达赖喇嘛这次访问期间的一些大型演讲，比如在法兰克福商业银行体育场举行的佛教讲学，不过是一些纯商业性的活动而已。您如何回应这些观点？

科赫：我必须明确地说，我不参与达赖喇嘛的宗教活动，我本人也不会去体育场；我认识的很多人都非常高兴能有机会亲自见到达赖喇嘛本人。在同样的场地上，那些流行歌星开一场演唱会的巨额收入可能是那些流亡印度的藏人梦寐以求的。但事实是，门票收入将全部用于支付这次活动的组织成本。

德国之声：下面让我们来谈一谈达赖喇嘛的政治诉求，也就是为藏人争取更多的自由权利。您作为他的朋友能够在这方面提供些什么帮助呢？

科赫：我多年来一直都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顾问，或者是帮助在欧洲建立一些联系，目的是和那些关心西藏问题的人一起努力，避免这个话题被公众所遗忘。一方面是不能被媒体所遗忘，要吸引舆论的关注；另一方面也不能让这个话题在政界和政府的议事日程中消失。因为藏人的艰难未来就取决于他们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是否能够真正自治，是否能有权利学习和使用自己的语言、获得真正的宗教自由，并保证他们不会因为汉人的移居而成为自己土地上的少数族群。只有让舆论和政界始终对这些问题保持关注，让中国方面感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它才会有所反应。

德国之声：但是国际社会的施压其实是很困难的，比如德国政治家就很难在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之间寻求平衡。像这次达赖喇嘛来访，除了您本人之外，几乎没有来自联邦的高层政治界予以接见。他们是不是仅仅停留在言词层面上，而很少采取实际行动呢？

科赫：对于所有人来说，一方面要维持一定的影响力，避免孤立中国的领导层；另一方面又要让公众舆论对这些问题维持关注，的确是非常困难的。有不少国家因为害怕自己的贸易受影响而取消对达赖喇嘛的邀请，就是出于这个难题。我想，要想建立一个一致抗议的阵线是很困难的，因为中国太强大了。而且，就算真正有了这样的一个一致战线，恐怕对于作为弱者的藏人来说更危险。所以，我们的目标还是，让国际政治和舆论保持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我觉得在这方面，目前的情况也基本上差强人意。我们希望能够促成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方面重新启动谈判，这并不是什么带有军事性质的目标，只是展开对话而已。

德国之声：所以说，您认为对话比过于强硬的政治施压更有效？

科赫：中国政府目前仍然是一个带有强烈专制色彩的政权，而且从短期来看，它手中掌握着采取一切行动的能力。所以，我们希望能让中国领导层在利益的考量过程中看到做出让步的好处，同时又不让他们感到"丢面子"。这也是达赖喇嘛本人坚持的观点，而且从他多年前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打交道的经验来看，要想以和平的方式说服中国政府，采用让中国颜面扫地的手段是行不通的。我们应该做的是，比如指出中国的宪法中有关于民族自治的明文规定，在维持中国政府对这个多民族国家的领导的前提下，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同时又能让中国政府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而通过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愤怒来向中国施压的做法不应该长期持续下去。

作者：Ralf Buchinger/雨涵

责编：谢菲

群体性事件中少用“不明真相”

文/新华社记者黄冠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发布有关群体性事件的信息时，爱用“不明真相人员”“不明真相群众”等词句。日前，吉林通钢集团通化钢铁股份公司发生群体性事件后，“不明真相”一词再次被反复提及。

这一说法耐人寻味，值得反思。

首先，如果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不明真相”的群众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蛊惑、挑动的话，那么在事件发生之前为什么不能让群众知道“真相”？或者在事件酝酿阶段和刚露苗头之时，用公布的“真相”平息群众的疑问，把群体性事件化解在萌芽状态？说群众“不明真相”，并不等于真理站在了自己一边，反而暴露有关部门没有尽到应尽职责。

其次，指责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不明真相”，无异于就说老百姓没有分辨事非的能力，这与事实不符。不容否认，有些事件确是因信息不实造成一些群众盲目参与，但即便是这样的事件，一般也有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瓮安事件最终证明当事人是因溺水死亡，但根子上却与当地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群众安全感指数很低，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相关。同样，通钢事件是不是也有企业在重组过程中，没有照顾到职工利益的问题？老百姓都愿意过安定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最后，把群体性事件说成是少数人教唆“不明真相”群众引发的，还有推卸自己的责任的嫌疑。近些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有地方政府工作没有做好，发生问题后处置不当的原因。中办、国办日前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明确提出，要对“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问责。借口群体性事件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挑起，可掩盖自己工作失误或试图减轻自己应负的责任。

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轻易地称成百上千的群众为“不明真相”，是传统思维模式在作祟。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就瓮安事件的经验教训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要打破群体性事件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坏人的煽动下”发生的公式，值得人们深思。

转自:http://obama.tibetcul.com/61725.html

问候你的母亲——致御用爱国律师们

文/艾未未

近来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兔和鼠，煞有介事，好像是有人动了一个大国的祖宗，爱国贼们又在蠕动了。

国人不仅傻逼而且健忘，汶川地震的豆腐渣工程，才几天的功夫就没有人问津，律师们不知道是死到哪里去了。三十万被毒害的婴儿，无人报道，媒体都瞎了哑了，维权律师像是小媳妇似的。公检法腐败，当然没有人叫喊，因为律师就是腐败的一部分。煤矿塌了，砸死的是穷人，律师当然没有兴趣。几十万艾滋患者，律师没有兴趣。中国的船被俄国打沉了，律师在哪儿呢。杨佳案，俯卧撑，躲猫猫，律师们屁都不敢放一个，足以吓死他们。律师自己的协会直选都搞不定，孙子们丢尽了脸。央视一把火烧了五十个亿，可以把希腊的，罗马的，印度的文物大把大把的买回来，买回一个国际主义文化的潇洒，买回许多许多的自己的和别人的耻辱或是尊严，你们屁都不放的肛门生锈了吗。生在一个垃圾箱里，该放屁的时候不放，不该放屁的地方却满口喷粪。中国律师真不如驴屎。

圆明园的鼠兔不是中国的文化，也没有狗屁艺术价值，爱国不是爱新觉罗，十二个洋造的玩意不是国粹，今天若是要花屁民的银子，那才是又一次的被劫。是什么样的奴才们会爱上那条曾经抽过他的鞭子，中国人世世代代又贱又怂又坏又贼，烂到骨子里去了。这些简单的道理，不学无术混淆是非黑白的狗屁爱国律师，鸡巴媒体搞得清楚吗。

再说圆明园享有今天的败落，并不只是洋人的功劳。国人的功劳不可抹去，直到八十年代，圆明园一带的猪圈，哪家哪户不是用雕梁画栋的圆明园汉白玉所砌呢。

媒体是个啥玩意呢，说他们是婊子，是有辱性工作者了，说他们是牲口，是有辱动物了，他们只能是愚蠢地人类中的最低下的族群中最差劲的最没有趣的哪一类。

留学生就一定是傻逼吗，海外华人就一定是爱国贼吗，律师就是坏蛋呆逼吗，答案是肯定的。至少他们看上去总是这样的。

就算是你们真的想为这个耻辱的体制，罪恶的文化买单，你那几斤几两值多少呢。

在新中国的几十年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在西藏，在革命的，人民的，党的，你的名义下，毁灭了不计其数的文物，毁了无数的祠院庙宇，砸掉了成千上万的佛身，熔化了多少车皮的鎏金佛像，今天有谁站出来要清算一下价值呢。那时的你恐怕是唯恐不及呢。

知道了律师的身份是欺诈的，法律是可疑的，媒体是下作的，体制是昏庸的，就会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装，装什么。一个无视事实，无耻作秀的国家，慢慢的乐吧。

一百个还是一千个御用爱国律师们，还是多关怀一下你们的母亲，不要总是让我们来关怀她。

来源：艾未未博客

百名汉藏学者、专家、作家、教授汇集日内瓦

作者：貢嘎扎西


2009年8月6日至8日，一百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汉藏学者、专家、作家、教授及社会工作者将汇集瑞士日内瓦，探讨藏汉关系、西藏前途、中国民主化等重大议题。本次会议，将由国际和解协会（IFOR）和瑞士西藏友好协会（STFA）共同举办。

国际和解协会负责人乔纳丹圣西森先生（Mr. Jonathan Sisson）表示：“会议的目的，在于让藏汉之间，进一步增进了解，探讨解决西藏问题的和平之道。”

瑞士西藏友好协会扎西达桑博士（Dr. Tashe Thaktsang）表示：“这不仅符合藏汉两个民族的利益，更有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并为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数百年来，藏汉两个民族在精神、文化、社会和经济等领域广泛交流、密切互动、彼此获益。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水乳交融如兄弟般的友好关系，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里，被人为加剧的政治争端所裂解。

2008年，发生在西藏各地的和平抗议，显示藏人无法忍受中共在西藏的高压政策。但不幸的是，现在的中国政府不仅拒绝听取藏人的真实心声，反而把抗议事件解释为“‘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而煽动的暴乱”。其目的是为了扭曲事实真相。

事实上，所有关注西藏未来和中国前途的人们，不论在西藏问题上持何立场，都为藏汉之间呈现日益增长的紧张关系而感到焦虑。我们认为，作为主要利益相关者，藏汉两个民族的民间代表，将对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达赖喇嘛多次表示，不提出以历史上的主权依据来解决西藏问题，而愿意面对现实，寻找藏汉互惠双赢的和解之道。2009年3月10日，尊者在声明中提到：“我们应该思考并寻找藏汉双方互惠互利的方向。为了把西藏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我们争取为获得真正而合法的自治而努力。”为此，尊者呼吁，应大力促进藏汉双方民众之间的相互交流，增进理解，强化互信。

不久之前，这种交流已经开始，并显示初步成效。我们感到，有必要在瑞士，这个具有伟大和解精神与悠久和平历史之邦，再次举办藏汉交流与对话的盛会。

达赖喇嘛尊者将莅临会议并发表重要演讲。包括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严家祺先生等近百名知名华人学者、专家、作家、教授等，将出席会议，并各抒己见。我们期待，这次会议将取得丰硕成果，并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来源：参与

藏人及其宗教与文化面临生死存亡危机

【挪威西藏之声7月27日报导】为表达对西藏和新疆目前局势和人权状况的关注和支持，台湾非官方组织世界文教基金会上周六（25日）在台北举行「西藏和新疆的人权状况论坛」。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次仁应邀出席论坛，并就西藏方面发表演说时强调，西藏人民和西藏传统的宗教与文化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

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次仁今天（27日）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上周六在台北举行的「西藏和新疆的人权状况论坛」中，台湾上届政府官员、电视节目特约评论员、报社专栏作家和研究西藏佛教的博士等很多人参加。其中发言人士大致谈及有关西藏的人权、宗教与文化等问题。

达瓦次仁作为西藏代表应邀出席论坛，并向与会者发表了约50分钟的演说。有关他在西藏问题上发表的演说中，具体谈到哪些话题方面，达瓦次仁向本台介绍说，（录音）“我主要谈到是西藏的历史、西藏为何是一个独立国家，以及西藏现状。当然我在谈及论坛主题‘西藏人权状况’时强调，对藏人来说，人权不是首要的。因为人权问题是，你过的好不好的问题，而我们藏人的问题是，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所以说，西藏人民和西藏宗教与文化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

达瓦次仁在他的演说中还表示，（录音）“藏人所有的行为都不完全是政治上的行为，虽然藏人是用政治形式表达，但藏民族的本意是为了维护自己民族的特性，以及为了传承西藏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对此，从藏民族的角度来讲，对汉民族和中共政权并没有特定的仇恨，藏人不满意的是，自己的宗教和文化遭到毁灭。”

此外，从本月3日至30日由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在台北举办的「魂牵雪域半世纪·西藏宗教文化特展」活动中，昨天（26日）上午在中正纪念堂举行了「观音沙坛城分解祈福法会」，为台湾及西藏祈福，现场有数千名台湾民众参加。下午主办单位在举行的周末讲座活动中，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次仁以《西藏的现状与未来》为主题，向民众发表了演说。

有关演说内容，达瓦次仁向本台介绍说，（录音）“我讲到，藏人和西藏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西藏拥有怎样一个社会制定。因为中共总称‘西藏是最野蛮、最落后的’，我就告诉他们，西藏原来的社会制度是什么？我特别强调，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而且从未发生过饿死人的事件。西藏因为没有军队和警察，政府官员也只有300多个，这样的社会里面，没有发生过农民或者老百姓的起义。此外，西藏在五世达赖喇嘛以后，就已废除死刑等等，我认为这些事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还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想研究西藏原来的社会制度，可以将不丹这个国家作为参考，因为不丹完全拷贝了西藏的制度。”

达瓦次仁在演说中强调西藏传统宗教和文化对藏人的重大意义。他表示，（录音）“在有关西藏现状方面，我谈到藏人目前面临的困境、藏人的期望，以及达赖喇嘛为西藏民族自由，特别为延续西藏传统的宗教和文化所作出的努力。我还特别强调，达赖喇嘛和藏人为何一定要延续宗教传承，是因为藏民族相信，自己可以通过藏传佛教和其精神，以及这个文化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

在本台问及有关在场人士在听完演说后，有何反应时，达瓦次仁表示，（录音）“当时很多人都流泪，大家很感动，他们都对西藏民族的这样一个境况，以及对藏传佛教的处境表达了非常强烈的关心和支持。”

请你们在湖边收敛一些

文/奥松

几天前为一个常规的祭嗣仪式，我们兄弟几人同乘一辆轿车去了措温波湖边。当快要抵达十年前就已经选定的地点时，猛然发现我们常去的那块地方已经被开发成所谓的旅游景点，一张绿色的大网已经将大快沙滩地罩成了内外，而我们要去的又在那大网之内。

当行近小门时，看到一道铁链拉过那两侧的门柱，停车，走下车，绕过门柱到右侧的门卫室外，走出一位肯定是海东地区，上了五十岁的男人。我对这种随意强硬占有一席之地的作法深恶痛绝，但人家是代表省旅游业，看门者也只是雇拥的人，与其过分的交涉也是无聊了，但我们需要进去，就向这位海东人说明我们有个宗教仪式需要在这网内不远处举行，希望放过我们。

守门人却是个不通情理的人，毫无商量余地地说：“没有通票不能进去。”我看讲不通道理就问：“票在那里买？”

“到码头那边的票房买。”他坚定地说。

“我们从那么远的地方雇车前来，很不容易的，你要让我们再返归几公里去购票又非常麻烦了，求求你让我们进去，我们不是外地人（好像他才是本地人了），不是来观光的，我们需要进去煨个桑，有个宗教仪式需要举行，你可以看到我们不去你们的旅游景点，不信你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去了你们的旅游景点，你随便罚款好了…”我想用我们的实际目的来打动他的顽固。但那位门卫却是个忠于职守的家伙，只有一句话：没有票不行，票房主管会骂的。

“你们的票房主管是谁？”我问他。

“姓尕，是你们藏民”他说。

我只好借助认识的人来与他取得联系，经过反复拨通几个电话，我终于让一位相识的朋友让那位票房主管向这位门卫通话说明，我们算可以通行。

就这件事，我一直感觉不良，措温波是她周围人民群众的生存资源，也是一份精神财富，更应当是一个民族信仰与其常规仪式不可或缺之所，你省上旅游业可以从共有的条件下享有她的旅游开发与合理利用，而现在却好，本地人需要延续原有的习俗仪式，还要看你们的脸色，需要求得你们的同意，你为了你的资金来源考虑而这里围拢，那里独占，还听到说你们计划借“生态保护区”之名来强占原本就是牧场的湖区，将整个湖区资源占为已有，想想看：你开发的目的是为了观光者的数量需要，一个本来生态脆弱的高原湖泊区，你们将要打造一个人群集散地。这让人想起鲁迅先生说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旅游区不就是要在湖区创造：“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吗？

解放前湖区没有被开垦的土地，更没有鱼民来这里寄生，听老年人讲植被远比当今优良，但解放后人为的乱砍滥伐现象已经造成不可弥补的创伤，这都是有目共睹的，每年给内地制造的沙尘暴有多少？环境保护的口号下我们又有多少借用各种理由来破坏生态环境？国家如果禁止旅游开发，或者开发也限止数额的条件下评价利弊结果来利用，这样会不会维持或更好地利用我们的环境资源？

想起几年前在湖边牧区下乡搞工作，一天在山上和一位老牧人聊天，他从语调听出我是一位农业区的人，就开始述说讨厌我们农民的生活方式，说不管多好的牧场，如果农民来了就算完了，说农民像农家的猪一样，他们随意乱挖滥伐。他指给我看不远处的农庄：“你自己看看”，他说道：“那些原本良好像地毯似的草场被农人开垦的怎么样了，原来那里和这下面是一样的，非常美好的地方，但现在你看到那村庄周围环境，就像打了土匪一样了…”

是啊！我还要说什么呢？农民来了，美丽的草场被挖做了种粮草的田地。再看临近的山上，原本茂密的灌木被砍伐当了柴。但是每当到了冬季，大风刮起，那些被当做田园风光式的地方卷起一种黑色的传奇式怪风，向着东方刮去。其实，它更像一条黑色不友好的哈达，借着天上刮来的风，向着东方各大城市飘去。

社会发展到当今，环境保护的意识应当从理念上升到行动的时候了，上面的主管部门应当有一个总揽全局的规划和它的行动指标，对个人欲壑难填似的行为应当有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转自：http://aosondi.tibetcul.com/59138.html

独立，藏人不得不走的路

文/朱瑞


总也忘不了那个男生。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转到了我们的班级，坐在我的前张桌。那文弱而白净的脸上，与众不同地闪着一双深陷的大而明亮的眼睛。

“他和我们长的不一样？！”我悄声地对同桌说。

“他是回族，不吃猪肉。”停了一会儿，同桌又说，“猪是他们的祖宗。”

事实上，猪，在回族的眼里，是不洁之物，才不吃猪肉。可当时没有学生知道这个常识，因为我们的教课书里，从来都没有人文风景。在我们的国家里，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一天，下午放学后，几个高个男生突然把那位回族小男孩打倒在地，硬是往他的嘴里塞了猪肉。

后来，我在西藏高原看见了更加可怕的现实：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早已过去，可是，中共仍然在西藏进行毫无顾及的文化大革命式的宗教清洗：比如在札耶巴和青朴这两处古老的修行圣地，粗暴地清退静修者，拆除经堂和僧房，在拉萨，公然地铲走麻尼堆，限制藏人祭祀山神，撤销甘露大法会等等，等等，这种对西藏宗教的鄙视、破坏，乃至毁灭，又让我想起那个回族小男孩饱受的污辱。原来，我们对其他民族的一切歧视，都来自这个政权的影响和教唆！

连中共在1979年最后认定的56年少数民族的作法，也是别有用心地把像藏、蒙、维等有着自己完整的文化体系的民族，和一个从来也没有走出山林，没有自己的明显文化特色的部落相提并论！其目的，就是淡化和削弱藏、蒙、维等民族的独立性和历史地位，最终，达到同化和消灭这些民族。

忍无可忍之下，藏人举行了多次起义，去年三月，是最大规模的一次。中共却把责任推卸到尊者达赖喇嘛身上！尽管民间组织公盟，以“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报告”，揭示了西藏抗暴的起因，而中共，并没有停止嫁祸尊者达赖喇嘛。事实上，推卸责任，丑化一个清白之人，已是中共60年统治的套路。比如蒋介石先生，在中国大陆人们的心中的是一个无德无智、得了梅毒的小丑。同样，这次新疆的7•5事件，中共又老生常谈地把责任推到了热比娅的头上。

显然，中共并不想反省60年来民族政策的失败。更不可思议的是，有人还把中国的民族矛盾，归结为中共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所谓的优惠，显而易见，不过是往那个回族小男孩嘴里抹了猪肉以后，再给一碗甜水，硬是让他把那猪肉咽下。尤其是马绒先生主张建构的“民族国家”，是一副货真价实激化民族矛盾的兴奋剂！在中国，这个和美国、印度截然不同的，没有任何民主的国家里，“民族国家”必将导致，对内，使民族之间血流成河；对外，使中国成为第二个法西斯帝国，不仅为世界和平带来灾难，也将使中国必然站在世界的被告席上。我个人认为，马绒，如果不是一位挖空心思讨好中共的御用教授，便是一个迫不及待地等着分配战争赃物的冷血的狼。

解决迫在眉睫的民族矛盾，对中共来说，只有一条路，就是停止推行极左民族政策，一句话，遵循宪法的规定，建立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停止移民，还给中国公民话语权、知情权，真正地把中国变成法制国家。

不过，对新疆7.5事件的强硬态度，以及对藏中会谈的从中作梗和施延，都预告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渺茫，也许最终，藏人不得不走上一条独立之路，何况中共入侵西藏的事实，不是以“解放”两个字，就可以掩盖得天衣无缝的。

完稿于2009年7月21日

嘉央諾布：黑暗到黎明～從清朝到獨立的圖伯特刑罰

（此文转自悬钩子博客：http://lovetibet.ti-da.net/e2717647.html）

舊西藏的法庭和監獄對觸犯其法典者實施剜目﹑割耳﹑斬手﹑剁腳﹑抽筋﹑投水等幾十種慘不忍睹的刑罰。

～～《西藏百題問答》第12題，「達賴統治下的舊西藏實行的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制度﹖」

砍手砍腳這回事，是中國當局與他們的西方文宣打手，拿來指控達賴喇嘛與他的政府的標準罪名之一。當然，他們從來不曾提起的是，這類的刑罰，還包括死刑在內，早在1913年的圖伯特就被廢止了。

From Darkness to Dawn: Legal Punishment in Tibet from Imperial Chinese Rule to Independence

從黑暗到黎明：從清朝到獨立的圖伯特刑罰

文/嘉央諾布


1728年11月1日，布達拉宮西南邊不遠處，帕瑪日（Bamari）山前小河邊草地上，十七名博巴被清兵的劊子手處死。十三位被砍頭，兩位大喇嘛被緩緩絞死。而其中主要兩位犯人，噶廈的兩位噶倫，阿沛與倫巴，則以一種獨特的中國式處死方法，稱之為「凌遲」的刑罰，求刑而死。凌遲有時候翻譯為 "lingering death" (拖延死) 或者 "death of a thousand cuts" (千刀萬剮之死)，以一把刀子將受刑人身軀的小部份，在一段長時間裏，有時甚至長達一整天(譯注1)，有技巧地一點一點割下來，直到他最後斷氣為止。凌遲這個名詞，來自古籍裏悠閒爬山、山勢漸緩的描述。

根據歷史學家白佐良的研究（註1），被強迫觀看如此恐怖場面的拉薩居民，都因此而心理深受創傷－－而這也是此酷刑的目的。為了讓此教訓深入人心，造成人民對刑法的恐怖感，犯人的所有親戚，包括孩子在內，也都連坐株殺，滿門抄斬。一位博巴見證者，一位官員也是學者，多卡夏仲‧策仁旺傑（Dokar Tsering Wangyal），在五年後寫道，即使經過了這一段時間，回想起該次事件，他仍然覺得難過不安。圖伯特的攝政頗羅鼐，也因該場景而感到極度挹鬱，於是在接下來的日子裏，在拉薩的各大寺院佛殿供養、點酥油燈，以超度死者的亡靈。而事實上，這兩位被處死的噶倫，都是他在內戰中的對手，而這次的內戰也是清廷派軍隊進入圖伯特的理由，並因此強化了清朝在圖伯特建立的藩屬系統。

這種死刑方式，在中國本土大概從公元九百年開始出現，一直到1905年被正式廢除為止。但哈佛大學最近出版的一本對凌遲的研究裏，作者們提到凌遲之刑在圖伯特東部，一直到1910年都還在執行，由趙爾豐(譯注2)所下令。康巴說到中國兵「會讓人慢慢死亡，把身體一次一小片割下，直到心臟，而生命終了為止。」作者們認為「此刑可能被當成軍事緊急措施，而受到批准。」（註2）

博巴詩人與了不起的博客作家，唯色，在最近的一次訪問中，駁斥了中國官方有關「野蠻封建農奴制」的宣傳（一成不變地由理論上曾經在圖伯特使用的刑具，比如站籠、腳銬、脖子枷、用於挖眼睛的石頭帽和尖刀等展覽所「證明」），她說：「西藏一些最殘忍的刑具，都是當時的駐藏大臣從內地帶過去的。」（註3）

在這方面，中國對圖伯特刑具最突出的貢獻，是「木枷」，此物在歐洲人描寫中國的紀錄裏，稱之為 cangue。它有點像西方的 pillory (頸手枷)，只是木枷並不是固定在地上，而必須由囚犯四處扛著走。在圖伯特，它被恰如其分地稱為 gya-go，意為「中國門」，並且廣為駐藏的清廷官員所使用。木枷除了限制人行動很有效果外，也因為很重，所以成為相當痛苦的懲罰方式。(譯注3)傳統圖伯特限制犯人行動的器具，是腳鐐（kang-chak）。美國學者柔克義（William Rockhill）注意到「中國式的木枷處罰方式，圖伯特現在廣泛地採用了，戴著它的犯人也都綁著很沉重鐵鍊。木枷在博蓋裏稱之為 tse-go。」（註4）而 tse-go之名大概肯定是康巴的稱法。

另外一種由中國人引進至圖伯特的刑法折磨與處罰，就是夾手指的刑具（譯按：「拶指」）。這種刑具，跟其他刑具一起，也在今年北京的「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大型展」裏出現，展廳還可以看到黑白照片，「證明」舊西藏的野蠻。然而這個所謂的西藏刑具，連博蓋的名字都沒有，但我們在明朝關於此類物品的一本圖解要略裏可以看到同樣的拶指工具。（註5）
但以砍掉人頭的處死刑罰，「殺頭」，大概是駐圖伯特的中國大官最尋常用來處罰違抗他們的人了。當十三世達賴喇嘛逃到印度時，而各種反抗中國清廷統治的抗暴行動與反叛行為，開始紛紛發生，這種形式的懲罰在1910年代變得特別盛行。根據當年一位老僧的說法，他自稱曾經目睹在日喀則的中國教場(譯注4)執行死刑的場面，他說那位被判刑的博巴，被迫跪在地上，由一個清兵拉扯他的頭髮，使他的脖子伸長，好讓劊子手的大刀容易下手。（註6）

1728年的事件，導致了安班，或稱駐藏大臣，其衙門在拉薩成立。首任的兩位安班，博伊的史料稱之為Seng Ta-zing(僧大人)與Me Ta-zing(邁大人)(譯注5)，在圖伯特首先徹底地整頓了軍事與行政制度，似乎也是由他們引進中國式的刑法處份－－並與圖伯特傳統的處罰方式並行。然而中國的處罰方式顯然可以更有效率地讓博巴屈服。白佐良所寫的十八世紀圖伯特史裏，所下的結論是清廷在圖伯特立威的基礎雖然很多，但「1728年的血淋淋鎮壓，在圖伯特貴族心目中所引起的恐懼」肯定為其中之一。（註7）

但中國的獨裁專制以及刑法恐怖，大概在圖伯特東部感受特別深刻，不只是清朝時期，在民國時期，及稍後的軍閥割據時也一樣。安排1918年在康省進行圖伯特與中國軍隊和談的英國外交官台克曼（Eric Tichman），引用一位歐洲傳教士的說法寫道：「所有已知的折磨方法，都用在這裏的博巴身上了，凌遲、剥皮、烹刑、車裂等等。」（註8）

我不久前翻閱《國家地理雜誌》（1921年9月號）有關於圖伯特東部民風人情的報導，看到了一張照片，拍的是寺院裏用來給僧人煮茶的大鍋子。照片下面的文字是這樣解說的：「曾經被中國人用來活煮博巴的大鍋子。」（註9）文章的作者史德文醫生（Dr. Albert Shelton），並沒有提供更進一步的訊息，但是我在史醫師所著的《圖伯特歷險記》（Pioneering in Tibet）裏找到了一段詳細的紀錄。他是在察雅地區看到這個陰森恐怖的大鍋子。當地駐軍的指揮官，一個中國上校，捉到了45名或50名左右的博巴，為了使博巴對他感到害怕恐懼，他把其中三人綑綁起來，把他們放在這個大鍋裏，裝滿冷水，然後慢慢地將水煮滾。而這三人煮熟後，屍體就拿去餵動物。史德文本人還親眼見到「毫無遮蓋、躺在附近石塊上的三具骨骸，骨頭上的肉被狗啃光。有人則被灑油活活燒死。有人的手被砍斷，被遣返回家，以警告其他的親友。還有人被帶出去，雙手雙腳分別綑綁於犛牛之上，受撕裂而身首異處。」（註10）

這裏應該說明，古代的圖伯特律法，一般都說是天子松贊干布所作，第一任帕木竹巴的君王所修改，而稍後由五世達賴喇嘛與第司‧桑傑嘉措再訂正之，確實明列著極刑的嚴厲形式，例如對罪大惡極者的溺刑（淹死）、或者用亂箭射死。但我們這裏所說的，是古代，是「叛國者」在倫敦被「綁在木板上，以馬拖行至刑場，吊脖子、活活剖腹、將內臟挖出、切下生殖器，切下來的器官在他面前焚燒，砍頭、身體再切成四大塊」（hanged, drawn and quartered）；是異端在義大利與西班牙的宗教大裁判後，被綁在木柱上燒死；在日內瓦，被卡爾文教派的人殺死；而「女巫」在美國麻州，還受各種折磨並且吊死。當然了，在二十世紀初期，清末的北京還有人被凌遲至死。

圖伯特最後一次以溺刑執行死刑的紀錄，是在1884年，當時的圖伯特政府令生欽喇嘛用淹死之刑處死，因為他協助了英國的間諜與學者，薩拉特‧錢德拉‧達斯（Sarat Chandra Das）旅行於圖伯特。律法裏面還規定其他比較輕的處罰，例如一再犯行，其處罰是砍斷右手，或者斬斷腳筋，但稍後這些刑罰在整個圖伯特境內都被廢止了。

砍手砍腳這回事，是中國當局與他們的西方文宣打手，拿來指控達賴喇嘛與他的政府的標準罪名之一。當然，他們從來不曾提起的是，這類的刑罰，還包括死刑在內，早在1913年的圖伯特已經被廢止了－－這是一個特別重要，但一直受到（北京跟達蘭薩拉）忽略的歷史事實，而我們在下文會詳細討論。中國的宣傳刊物、影片以及展覽，永遠不忘突出被砍斷的四肢、頭蓋骨、骨製器具、人的大腿骨製成的號角等等照片，以證明他們的論點。讀者們也許會記得，在1970年代與 1980年代，他們還曾指控達賴喇嘛處死了108名處女，把她們的大腿骨來拿做法器的事情。

往往讓人感到困惑的是，這樣殘酷的懲罰發生在圖伯特受清廷管轄之時，到底是依照古老的圖伯特律法，還是中國統治下所引進的中國式刑罰？把人的肢體切下來，的確很符合中國的古老刑罰，稱之為「五痛苦」(譯注6)，此刑為秦朝時有名的法家與丞相李斯所發明，把受害者的鼻子切下，再切下一手與一腳，接者再施宮刑，最後再腰斬。李斯本人在公元前208年，也極具諷刺地受此刑而死。

但也許比起找出這樣刑罰起源地更重要的，應該是在誰的政治統治之下－－是圖伯特？還是中國？－－這樣的刑罰才加諸在博巴身上？這個問題之重要，在於它就是中國所稱「西藏是不可分割一部份」的主要「明證」：從1700年至1912年期間，圖伯特是由清朝管轄的。

如此一來，很能顯露北京與其西方宣傳家真正用意，他們只要一提起舊圖伯特政府與社會的「殘酷與野蠻」，屢屢引用的材料，往往局限於那些於1912年圖伯特獨立之前，前來高原旅行的歐洲人。他們喜歡引用的作家，包括華達爾(L.A. Waddell)，蘭登(Percival Landon)，埃德蒙‧坎德勒(Edmund Candler)及歐康納上校（Captain WFT O’Conner），這些人在1912年前的各式活動裏，唯一共同都做過的，就是伴隨1904年英國入侵的軍隊，並且為了使帝國主義暴力入侵圖伯特的行徑有合理的藉口，於是在他們的寫作裏面妖魔化圖伯特的社會與制度。

北京當局於2009年3月2日所發布，紀念「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的公開聲明裏，其中一段名為「舊西藏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社會」，一開頭就大量引述英國記者埃德蒙‧坎德勒的描述，文章中把他寫實地形容為「關於舊西藏的社會形態，1904年到過拉薩的隨軍記者‧‧‧有詳細的記載」（註11）。他實際上是《每日郵報》（Daily Mail）的戰事特派員，並且被「嵌入」英軍裏面。還有，他在古魯的第一役裏，就被拿刀的圖伯特民兵給嚴重砍傷了。所以，他不但不是個中立客觀的見證者，他甚至在圖伯特待的時間也不長。

那個時期，博巴開始挑戰清廷的統治，但不管他們在政治上變得多有自信，若中國人不被驅逐出去，他們當然無法在圖伯特的行政與法律系統上作出改變。中國的刑求與砍頭系統，一直要到1912年拉薩的中國駐兵最後投降，並被遣送到印度方終結。

有很多證據顯示，年輕的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他的官員，不只想要免於中國的政治統治，還想要使圖伯特不必再行使中國的法律與處罰。1893年12月，英國人與中國人在大吉嶺舉行了圖伯特貿易規範談判(譯注7)。博巴被故意排除與談判之外，但噶廈派了噶倫夏札到大吉嶺去監督會議的過程。英國人認為夏札的出現唐突無禮，故意讓他在眾目睽睽下受到羞辱，此事我曾經在另外的文章裏寫過。華達爾當時人在大吉嶺，他採訪了夏札好幾次。夏札反過來要求華達爾提供英國的「刑事、警察、民事等法規」，他想要帶回拉薩，以「‧‧‧改善政府」。華達爾遵從了這個請求，並且給了他一份英國／印度司法系統大致內容的翻譯。根據華達爾的記載，夏札對於其中不強迫被告做出對自己不利的證詞，印象特別深刻，並且驚呼：「唉呀！我們跟中國人學，做的事剛好相反，我們折磨被告，直到他認罪為止！」（註12）

達賴喇嘛對他的國家的未來充滿了文明開化的宏圖設計，第一個清楚的指標緊接在他1895年親政之後發生。剛剛下野的攝政第穆仁波切，開始與兩位侄子，羅布次仁與洛桑頓丹密謀要謀殺達賴喇嘛。事機敗露，第穆及他的兩個侄子被逮捕。非常憤怒的國民大會（tsongdu），希望處死他，但達賴喇嘛拒絕了他們的決議，並且宣布他基於佛教的原則，反對死刑作為懲罰。梅‧戈爾斯坦教授重述了他聽到的一個謠言，說第穆在監獄裏秘密地被殺死。可能有一個太過衝動的官員做了這樣的事情，但除了謠言以外，此事沒有其他的證據可以為憑。查爾斯‧貝爾爵士所寫的偉大的十三世傳記裏，寫到達賴喇嘛告訴他：「‧‧‧直到他逃到印度為止，不管罪行如何，他都不准施行死刑。」(註12)

而他結束流亡回到拉薩後，藏曆水牛年（1913年）4月8日，在他宣布獨立的詔喻裏，他也宣告終止任何我們現在稱之為「殘酷和非常的刑罰」(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s)－－這是除了之前廢除死刑外，又另外加諸的。他的詔告講得非常清楚：「還有，過去砍斷民眾的肢體是一種懲罰的形式。從今而後，這種嚴厲的懲罰一律禁止。」（註13）這份詔喻的副本被送到圖伯特各處，而每一區的官府裏都留有一份副本。

查爾斯‧貝爾在他的《圖伯特今昔》一書的索引頁裏，提供了三個提到「圖伯特罷黜死刑」的地方。（註14）著名的英國旅行作家、藝評家與歷史學家羅勃‧拜倫（Robert Byron），在1930年代旅行到圖伯特，並且實事求是地寫道：「死刑現在已經被廢除了。」（註15）即使是在圖伯特境內偏遠的地方如察隅，植物收藏家弗蘭克‧金敦-沃德（Frank Kingdon-Ward），描述發生在1937年的一件政府信差被謀殺的案子，特別說起地方的裁判官沒有權力判決死罪。金敦-沃德因此下了一個結論：「‧‧‧現在的圖伯特政府，取消了二十五年前流行的將罪犯砍斷手的野蠻作法，現在擺盪到另一個極端，不願意把人宣判死刑了。」(註16)

美國的人類學家威廉‧蒙哥馬利‧麥高文（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他可能就是激發印第安那‧瓊斯角色創作之原型(譯注8)），1922 年偽裝成苦力旅行到拉薩，不只提到了死刑的廢除，還說明達賴喇嘛認為這樣的處罰與佛教不相容。他也寫道，「法律上，現在就任何罪行，裁判官只能判鞭笞、或者流放，包括謀殺在內。拉薩的裁判官說這些判決不夠重，無法嚇阻其他的犯行者，並且對舊制取消表示惋惜。」（註17）

查爾斯·貝爾也提到尼泊爾反對圖伯特廢除死刑，因為有幾件案子是博巴謀殺了尼泊爾人，結果刑罰被判得比較輕。一位「高階的圖伯特官員」告訴貝爾：「尼泊爾當局要求我們必須把那些博巴處死。到目前為止，我們尚未同意。」（註18）

阿藍‧溫寧頓（Alan Winnington），一位圖伯特在被中共「解放」後，被允許進入的第一位左翼歐洲記者，當時圖伯特司法系統尚未「改革」，「拉薩市長也是主要的裁判官」米本廓卡（Gorkar Mepon）對他說：「圖伯特已於好些年沒有實施過死刑了。」溫寧頓討論著「比較輕的處罰」如砍手，但卻得到一個意想不到的答案。「但這樣的事情，在我的記憶裏，從來沒做過。」米本堅持道。（註19）

雖然在執行法律的過程之中，不免有缺失與偶然的退步，我們卻一定得闡揚其實踐乃真正的重大與不朽，並肯定它傲人的成就。圖伯特是世界上最早廢除死刑的國家之一。當然，現在死刑在美國與英國仍然存在，也在佛教國家如斯里蘭卡與泰國存在。在後兩個國家裏，據說佛教徒的感情，可以用透過簾幕射殺罪犯而獲得舒緩。日本仍然還有死刑，而不丹一直到2004年才廢除它。

即使違背或違反達賴喇嘛革命性的法律決定的例子裏，也能明確地告訴我們，博巴對偉大十三世的理想是如何戮力以赴，深信不疑。1924年，有一位軍人因為受懲罰而死，圖伯特軍隊的指揮官擦絨（Tsarong），雖曾救過達賴喇嘛性命，不但遭降職，還被永久解除了他的軍事職務。

1913年以後，不只再也沒有死刑的執行紀錄，而唯一「殘酷與非常」的處罰紀錄，也能說明該項法律在圖伯特已經如何深植人心。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之後幾年，官員龍夏試圖發動暴力政變。他舉事失敗後，許多政府官員都希望把龍夏處死，但法律卻阻礙了他們。所以龍夏被判以較輕的處罰，那就是雙眼被摘除。然而其過程卻錯誤百出，因為這樣的處罰早就被束之高閣，多年不用，即使那位相對反圖伯特的學者梅‧戈爾斯坦也說，連過去專事處決犯人、也施行過各種刑罰的人，也覺得要再這麼做實在是太難了，所以他們「‧‧‧告訴政府，他們之所以能夠這麼做，只是因為他們的父母親曾經告訴他們，過去是怎麼處理的。」

除了這個例子以外，事實上圖伯特沒有任何其他以「挖眼」或截肢來懲罰罪犯的紀錄。阿藍‧溫尼頓在他的書裏沒有提到任何這樣的例子。中國最主要的美國共產黨文宣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經在圖伯特旅行並且寫了兩本書，雖然大量重覆了許多暴行的例子，她的兩本書裏，唯一瞎眼男人的照片卻是同一張。（註 20）斯特朗沒有提供這個人的名字，卻說他「被叛亂分子弄瞎了雙眼，因為他幫忙解放軍修路」。一本1981年出版的中國宣傳圖冊裏，也有一張「被叛亂分子挖眼的牧人」照片（註21）。但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在中國的文宣材料裏看到任何一張照片，是有人受圖伯特政府的處罰而被弄瞎的。即使那些「被叛亂分子弄瞎」的說法，也必須謹慎小心地看待，因為除了這一行文字之外，似乎沒有任何受害者或罪行的其他細節存在於別的地方可供考證。

中國的這種宣傳裏面，永遠讓人感到驚訝的是，他們對於所謂圖伯特舊社會暴行的說法，完全缺乏任何明確的細節。不只所謂的受害者沒有名字，更令人奇怪的是，連犯下如此惡行者的名字－－封建領主或是地方裁判官－－也都絲毫未提。中國人擁有圖伯特法庭的整套完整舊紀錄。然而我所知道，沒有任何一位圖伯特貴族、官員或裁判官曾經被明確地控以挖別人的眼睛、切斷別人的手或腳的罪名。成千上萬的博巴被控以「反革命分子」與「分裂分子」罪名而被處死，但我從來沒有聽說任何一位圖伯特貴族或裁判官，因為執行了這些中國文宣裏所講的「殘酷而野蠻」的折磨或罪行，而被處死。即使是那些折磨人的刑具，如此珍惜地被展示於博物館，都沒有註明任何起源與出處。解說文字裏面，從來沒有提起，是從哪個人、哪座監獄或哪座法庭取來的這些刑具，或者是在哪個時期，這些刑具曾經被使用。

而能說的說完，該做的做盡以後，中國那些有關於「吃人的農奴制度」的宣傳幾乎等同於沒有：一再重覆的刑具老照片（很多都是來自中國），還有人的大腿骨與頭蓋骨，都可以輕易在加德滿都、紐約、新德里，近日甚至在北京、香港、上海的骨董店裏買到。

雖然並不是直接有關，但我幾乎在每一個中文宣傳出版品裏一定會看見，有一個實在是太假的虛偽的指控，我必須在這裏提起（並且以後不會再重述）。那就是一張博巴男子背著另外一位博巴的照片。其下的說明文字描述：「背著官員在背上－－農奴被強迫進行的許多差役之一。」（註22）首先，那個被背的人，從服裝看起來，明顯不是什麼官員。第二，捏造出這種謊言的北京真理部幹部，大概不瞭解博巴都擅長騎馬，而圖伯特是一個產馬的地方。所有的博巴都會騎馬，包括女人、小孩、老人與喇嘛。只有乞丐與朝聖者步行，而後者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們的朝聖之旅會因為這樣更有功德。即使是達賴喇嘛，在旅行時也是騎馬的，有時候是騎沒有角的犛牛（nalo）。他擁有一乘官轎（是中國皇帝贈送的禮物），但只有在拉薩的某些正式典禮時才會使用。遍及整個圖伯特，再也找不到另外的轎子。 1912年以前，安班的交通工具是官轎，而其他的中國官員，不論在圖伯特或在康省，也都是坐轎子。

事實上，有些學者認為趙爾豐在圖伯特東部之所以戰功彪炳，就是因為他不像其他中國官吏，黏在轎子上、手不離鴉片煙管的緣故：他是一個會跟手下同甘共苦的強硬領袖。台克曼寫說趙爾豐「不像有點娘娘腔又愛享樂的四川人，他討厭坐轎子，並且騎著馬在圖伯特東部四處跑。」（註23）

騎馬的趙爾豐也許是值得欽佩的，但這裏也許應該再度指出，在博巴這方面，每個人－－最高階的喇嘛、貴族、嬤啦（老太太）、仕女甚至博東的省長本人，不是騎馬就是走路。

以人類來抬其他人類的風俗習慣，顯然是中國的，不是圖伯特的。中國傳統的交通工具，大體上是由抬椅、轎子、與黃包車所組成的，全都是靠中國的苦力來扛或拉的。老舍著名的小說《駱駝祥子》，就是令人心酸地描述其中一位罹患肺結核、吸鴉片、以拉車為業的人的悲慘生活。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我在拉薩的一個表親（因階級成份不好）被指定拉木板車（therka）的工作。超過二十載的日子裏，他在聖城各處，拉過建築材料、農產品、客人，現在手上還有厚繭可以證明。

如果你翻閱1913年以後，共產黨入侵之前所寫成的圖伯特遊記，不論是歐洲人或中國人所寫的，先前紀錄中所見到的殘酷的懲罰，似乎都消失了。海恩里希‧哈勒讀了大部份早期英國旅遊者的負面描述，寫道：「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如此殘忍的處罰。隨著時間的過去，博巴似乎變得更慈悲為懷。我記得看過一次公開鞭笞，那時候心裏還想實在打得不重。」

查爾斯‧貝爾也說了類似博巴愈來愈紳士、文明的話，並且在這裏或那裏暗示著這都是因為與英屬印度接觸，才得到的文明影響。史德文說得更直白，他說就是因為達賴喇嘛與圖伯特官員流亡大吉嶺，因此吸收了英國的風俗與法律，才有如此的轉變。我們也許在某個程度上可以同意貝爾與史德文，然而我們也必須記得英國人當時在印度與其他殖民地，還把許多土著用絞架絞死。所以十三世達賴喇嘛決定要廢除死刑，不可能真的是受到英國模式的影響。

圖伯特的法律制度，即使經過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改革，顯然仍然不完美，也有腐化，而許多懲罰仍然非常暴虐。例如圖伯特的標準處罰，以皮鞭鞭笞犯罪者。這個比不上英國皇家海軍用的「九尾鞭」（ the cat-o’ nine tails，用在英國海軍與監獄，直至1957年），有時候英國人在鞭尾加上鋼球或鐵刺，以增加鞭撻的傷勢。

而圖伯特的死亡人數也大幅降低，因為受刑人被鞭打的部位改為臀部而不是背部。然而以今天的標準而言，它還是無可否認的殘酷刑罰，而我也不認為這樣的行為可以辯解，即使它是在1950年前的圖伯特實施的，即使今日許多非洲與亞洲的國家仍然還有這樣的懲罰：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馬來西亞、沙烏地阿拉伯‧‧‧，當然還有中國－－中國的已經現代化，現在用的是電棍。

圖伯特的監獄肯定也不是什麼愉快的地方。但除非在受審時間裏，關押犯人在圖伯特大部份地方都是不實施的，因為所費不貲，還會衍生很多問題。根據唯色的說法，拉薩只有兩個小監獄，「它們各自只容得下大約二十人左右。」另外一個談到圖伯特司法系統的消息來源，也提到拉薩的雪（Shol）法庭監獄，空間很小，只能夠容納「三十到五十個人」，而主要的城市如朗孜廈監獄，只有兩間囚室，還有一間地下室，大概能容納的人不超過三十個。（註24）罪犯通常是用腳鐐來限制行動，並受允許在城裏面四處遊走，沒有人看管，以乞討為生。而重要的政治犯則被放逐到圖伯特西部或南部，就像貢培啦、江樂金、代本瓊讓(譯注9)以及其他人。只有少數幾個個案裏，政治犯才真正被關在拉薩的監獄裏。像龍夏被關了四年，而更頓群培被關了三年。

根據唐納德‧洛佩茲的研究，更頓群培被關在拉薩城監獄裏時，他「‧‧‧得到樓上的一個另外房間，並且可以從朋友那裏得到食物、床具。」後來他被移轉到雪監獄。雖然那裏的物質條件比較差，他受允許得到書寫的工具。他繼續寫作《白史》，還寫信，也寫詩。在他獲釋後，政府「給他提供了祖拉康旁邊的房間，就在農業部的上面，給他提供金錢與青稞的生活津貼，指示他繼續寫作《白史》。他卻沒有繼續下去。」（註25）我提這件事，不是為了美化圖伯特政府對此位大學者的對待，而是要跟中國監獄的狀況比較。在中國的監獄，有人曾在勞改營裏寫詩或寫歷史的嗎？

而大赦在圖伯特也並非不常見，當所有的囚犯被釋放，法庭與監獄空無一人後，就打掃清潔並且飾以吉祥的白粉圖案。而此事發生的時機，是在認證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舉行他的坐床大典、或者適逢他的本命年（kag, "噶"）之時。也會在攝政上任時、國家有難時、或者舉國慶祝佳節時發生。

中共宣傳的「布達拉宮充滿毒蠍的恐怖地牢」也是天方夜譚。拉薩的監獄可能有幾隻蠍子與蜘蛛，就好像任何潮濕的地方都有一樣。龍夏曾跟他的兒子抱怨這些小生物。一位拉薩市民，圖登昆桑，在他的回憶錄裏寫道，一支中國文宣隊如何在拉薩的一座監獄拍照與攝影，他們事先在監獄裏放置骨骸與蠍子。「雪居委會要孩子們收集蠍子，好拍攝宣傳電影。但當他們要拍的時候，蠍子不肯乖乖待在它們被放在屍體的原來位置上，一直逃到牆壁的洞裏去，所以只好用拍攝時看不出來的的線綁住它們的腳，才能固定在同一個地方。」(註26)

而圖登昆桑的書也讓我們可以比較和對照，圖伯特傳統的刑法系統在其規模與所犯的錯誤與不公上，比起中國當局在圖伯特（以及中國本土）創造並且維持的龐大監獄與勞改制度，實在是微不足道到可以完全忽略的程度。1959年以後，單單在拉薩，就有好幾座大型監獄與關押之地，如西藏軍區司令部、策仁莊園、羅布林卡、扎基、古扎（也許還有一兩個我沒提到的），成千上萬的人被關押起來，而其中至少有三個，圖登都曾經待過。圖登也在納金（Nanchen）與波札木（Powo-Tramo）的勞改營裏待過，他在那裏，與其他數十萬博巴囚犯一起被奴役，有數萬人死去。我們也必須要提及，在安多與康，另有柴達木、木雅（Minya）的惹拉塘（Ragnakhag）、以及達折多（康定）北邊的雅惹普（Yakraphuk）等巨型勞改營(譯注10)。自不待言，我們現在所說的，都是現在進行式。

中共統治下的現在進行式，也是過去博巴在清朝統治期間，同樣必須忍受的野蠻殘忍、不公不義以及恐怖驚悚－－直到我們在1912年獨立為止。

譯注：
1：有凌遲三日，剜割三千刀之說。

2：趙爾豐，1908年清廷駐藏大臣，兼任川滇邊務大臣。

3：清朝時，康熙皇帝規定了枷的上限重量為七十斤，次級的為六十斤重，長度為三尺，寬度是二尺九寸，並規定各地衙門都要案照刑部的樣本進行立枷之刑。參見維基百科中「枷項」一條：枷項是將犯人綁在衙門前或市中心示眾的一種刑罰，若枷的重量過高，很容易令受刑者死亡，所以枷項不但是酷刑，還是一種死刑。

4：嘉央諾布原文中是用英文拼成jaochang，教場，為軍隊平日操練及處決犯人的場所。本意為古時操練檢閱軍隊之場地。唐˙楊巨源˙贈鄰家老將詩：「拂雪陳師祭，衝風立教場。」西遊記˙第九回：「丞相領旨出朝，即往教場內點了兵，徑往江州進發。」

5：應指僧格與邁祿。

6：嘉央諾布原文，應為「五刑」。《史記‧李斯列傳》：「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二世二年，西元前208年，具斯五刑，李斯備受五種刑法。《漢書‧刑法志》：「漢興之初‧‧‧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引自李偉泰等著《史記選讀》（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67頁註釋139。

7：並簽定了《中英續定印藏條約》。

8：印第安那‧瓊斯，即美國冒險動作片的男主角，由哈理遜‧福特主演。

9：根據梅‧戈爾斯坦，貢培拉，即圖登貢培拉，於1939年被流放到工布澤拉崗地區，貴族江樂金（Changlochen）被流放到則拉宗。代本瓊讓(Khyungram)則是被控以密謀推翻政府，在1940年被流放到圖伯特西部。

10：西藏軍區司令部所在地，是最早關押所謂「叛亂分子」之處。貴族策仁的莊園，在拉薩附近，也是最早關押所謂的「叛亂分子」之處。羅布林卡，1959年 3月之後，在羅布林卡設立俘虜營，關押所謂的「叛亂分子」。納金電站（Nanchen），位於拉薩東郊，修建於1958年。波札木（Powo- Tramo），現建成波札木公路，屬於川藏公路，位於今林芝地區波密縣，當年由被補的博巴所修建。木雅（Minya），今四川省甘孜州康定縣境內。惹拉塘（Ragnakhag），折多山以西，距康定約七十公里，1939年曾由國民黨政府修建機場處，又名營官寨飛機壩。雅惹普（Yakraphuk），可能指新都橋勞改營，專門關押所謂的「叛亂分子」及四川省的重刑犯。


原文注釋：

1. 白佐良《十八世紀早期的中國與圖伯特》萊頓，1972年，頁149。Petech, Luciano.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XVIIIth Century, E.G. Brill, Leiden, 1972, pg 149

2. 卜正民等《千刀萬剮之死》哈佛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51頁。Brook,Timothy. Bourgon, Jerome. Blue, Gregory.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g 251

3. 美國之音，張楠，「西藏作家質疑北京版的西藏歷史」。Zhang Nan, Voice of America, Mar 29, 2009, “Tibetan Writer Questions Beijing’s Version of Tibetan History”Source: VOA,29 March, 2009.

4. 柔克義編，《薩拉特‧錢德拉‧達斯到拉薩與圖伯特中部之旅的腳註》，1902年，第187頁。Rockhill, William. ed. Footnote in Sarat Chandra Das’s Jourt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 1902, pg 187

5. 王圻纂輯，《三才圖會》：明朝繪圖類書，描繪天地人三界中的一切。南京：萬曆刊本，1609年。Wang Qi, ed. Sancai tuhui Illustrated compendium of the three powers [heaven, earth, humanity]. Nanking: wuyun xuan, 1609.

6. 與Lotan la的談話，達蘭薩拉，1973年11月。

7. 白佐良前引書，196頁。Petech, pg196.

8. 台克曼《一位領事官員在圖伯特東部的旅行》，倫敦：劍橋大學出版社，1922年，第228頁。Teichman, Eric, Travels of a Consular Officer in Eastern Tibe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22, pg 228

9. 史德文，「與圖伯特東部的人們一起生活」《國家地理雜誌》1921年9月號，第325頁。Shelton, Albert. “Life Among the People of Eastern Tibet”,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September 1921, pg 325

10. 史德文，《圖伯特歷險記》，紐約。1921年。第93-94頁。Shelton, Albert. Pioneering In Tibet, Fleming H.Revell, New York, 1921, pg 93-94

11. 中文的原文，應為《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白皮書》全文。“Full Text: Fifty Years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Tibet”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9-03/02/content_10928003_4.htm

12. 華達爾《拉薩及其秘密》，倫敦，1906年，第48頁。Waddell, L.A., Lhasa And Its Mysteries, Methuen & Co., London, 1906, pg 48

13. 查爾斯‧貝爾《一位達賴喇嘛的畫像》倫敦，1946年。Bell, Charles Portrait of a Dalai Lama, Wm.Collins, London, 1946, pg

14. 夏格巴《圖伯特政治史》，耶魯，1967年，第248頁。Shakabpa, W.D.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Yale, 1967, pg 248

15. 查爾斯‧貝爾《圖伯特今昔》，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24年。見索引條：「圖伯特廢除死刑」：頁142, 143, 236。中譯本《西藏的過去與現在》。Bell, Charles. Tibet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See index: “Capital punishment abolished in Tibet, 142, 143, 236.”

16. 羅勃‧拜倫《先至俄羅斯，再到圖伯特》。倫敦：麥克米倫。1933年。第204頁。Byron, Robert. First Russia then Tibet. London: Macmillan & Co., 1933. pg 204

17. 弗蘭克‧金敦‧沃德《藍嬰粟之鄉》，紐約：現代圖書館，2003年，頁222。Kingdon-Ward, Frank. In the Land of The Blue Poppie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3. pg 222.

18. 威廉‧麥卡文《偽裝到拉薩》，紐約：世紀公司，1924年。第388-389頁。McGovern, William. To Lhasa in Disguise. New York: Century Co., 1924. pp. 388-389.

19. 貝爾《圖伯特今昔》，第236頁。Bell. Tibet Past and Present., pg. 236.

20. 阿藍‧溫尼頓《圖伯特：旅記》，倫敦：勞倫斯＆溫夏有限公司，1957年。第99頁。Winnington, Alan. Tibet: The Record of a Journey.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Ltd., 1957. pg99.

21.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西藏見聞》，北京：外文出版社，頁110-111。 Strong, Anna Louise, Tibetan Interviews, New World Press, Peking 1959 between pg 110-111.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西藏農奴站起來》北京：外文出版社，頁74-75。Strong, Anna Louise, When Serfs Stood Up in Tibet, New World Press, Peking 1965, between pg 74-75

22. 譯注：目前網路上找到的相關說明：「農奴主外出時，強迫農奴像牛馬一樣背著他們走。」而嘉央諾布是依據1981年英文版的中國宣傳作品所寫：新周（編），朱力著‧文，《變革中的西藏》北京外文出版社，第56頁。Jin Zhou, ed. Tibet No Longer Mediaeval, Foreign Language Press Beijing, pg 56.

23. 前引書，第56頁。Ibid. pg 56

24. 台克曼前引書，第36-37頁。Teichman, pg 36-37

25. 蕾貝卡‧法蘭奇《金軛－－佛教西藏的法律宇宙學》（綺色佳：康迺爾大學，1995年。）第325頁。French, Rebecca. The Golden Yoke: The Legal Cosmology of Buddhist Tibet, Cornell University, Ithica, 1995, pg 325

26. 唐納德‧洛佩茲《狂人的中間道路：反思圖伯特僧人更頓群培的真實故事》，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3頁。Lopez Jr., Donald S. The Madman’s Middle Way: Reflections on Reality of the Tibetan Monk Gendun Chope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2006, pg 43

27. 圖登昆桑《中國統治下的拉薩生活回憶錄》紐約：哥倫比亞大學，2007年，頁51-52。Khetsun, Tubten.(translated by Matthew Akester) Memories of Life in Lhasa Under Chinese Rul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7, pg 51-52

流亡藏人举行大型烛光游行声援东土抗争活动

【挪威西藏之声7月10日报导】西藏流亡社区的五个非官方性组织的举办下，流亡藏人昨天（9日）晚上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举行大型烛光游行活动，同情和声援东土耳其斯坦人民的抗争活动，并要求中共当局释放所有被捕的抗议者。

达兰萨拉流亡藏人和当地外国游客等数百名民众，昨天晚上当地时间7点左右，念诵经文，手持写有“中共停止镇压维族人”的抗议标语和点燃的蜡烛，从上达兰萨拉车站到大乘经院间，举行了大型烛光游行活动。

这一烛光游行活动是西藏流亡社区的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西藏前政治犯组织九·十·三运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西藏全国民主党等五个非政府团体举办的。主办单位之一西藏青年会秘书长顿珠拉塔在大乘经院举行的集会上发言时表示，西藏流亡社区的五个非政府组织对处于紧张局势下的东土耳其斯坦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并向东土人民自由运动的领袖热比娅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表示慰问。

五个非政府组织代表顿珠拉塔在发言时强调，尽管，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西藏和东土耳其斯坦处于中共的入侵统治之下，但是两个民族从未低头强权，为基本的自由和人权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并强调中国政府对自己的专制和种族歧视政策所导致的民族矛盾上采取了镇压措施。

目前的东土耳其斯坦抗议活动上，他们还向中共当局提出了四点要求，要求中共当局尽快释放被捕的维吾尔抗议者，要求中共停止屏蔽网络和切断电话线等封锁信息的行为，要求中共当局停止在没有任何证据下，指控抗议活动是由海外团体发动等歪曲宣传的行为；第四，要求允许联合国有关组织赴东土耳其斯坦进行调查。

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穆朗塔勤在仪式上向民众发表讲话时表示，这次在东土耳其斯坦发生抗议活动的根源在于中共政府长期执行的错误民族政策。

穆朗塔勤还强调，不论发生在世界哪个角落，对于遭受屠杀和折磨的悲剧上，西藏人民有着亲身的经历，感同身受，支持正义是西藏人民的道义责任。对 2007年缅甸军政府镇压僧众和去年印度发生的恐怖袭击等国际上的不幸事件上，西藏人民都进行了同情和支持，这次对东土耳其斯坦人民的抗争活动进行支持，也是如此，这不是什么因为中国政府是西藏人民的敌人，我们才出来声援，我们是在支持和平、支持自由、支持正义。

与此同时，总部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成员，本周二7日，参与维吾尔人在华盛顿举行的抗议活动，声援东土耳其斯坦人民的抗争。该组织在其网上谴责中共对乌鲁木齐抗议采取武力镇压，并强要是西藏和东土地区真正实现稳定，中共应该让他们自治，给予保护本民族独特文化的权利。

但是，中共当局的态度显得很强硬。海外博讯网报道说，温和派维吾尔族学者，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维吾尔在线创办人伊力哈木·吐赫提，本月7日晚上起与亲朋失去联系，传已被捕。

伊力哈木反对以暴力解决民族关系，主张维族应与汉族普通群众一起争取民主权利。维吾尔在线被新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指为7.5事件的背后煽动者之一。

達賴喇嘛尊者對東土耳其斯坦(新疆)事件的聲明

照片拍摄：朱瑞

我對近日來的東土耳其斯坦（新疆）的局勢深感痛心和關切，特别是對於那些在悲劇中丧生的人們。

我懇請中國當局採取克制態度，對處理這一局勢保有諒解精神和遠見。

在此，我為那些喪失了生命，以及他們的家屬和其他在事件中受影響的人們祈禱。

達賴喇嘛
2009年7月8日


转自：http://www.dalailamaworld.com/topic.php?t=440

胡耀邦与民族区域自治

此文为中国民族问题专家，曾在张闻天身边工作数年，前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何方先生提出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方案。简而言之，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唯一出路！————朱瑞

文/何方

今年是胡耀邦逝世20周年，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下面谈的是胡耀邦有关国内少数民族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思想和实践。不过这只是个人的理解和心得，自然不一定准确。而要谈这些问题，又不能不稍微交代一些有关情况。因此，本文拟分为以下三个部分：中国的民族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胡耀邦对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的拨乱反正和卓越贡献；根据胡耀邦意见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几点“再认识”。

一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由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1979年最后认定为56个）组成。这些已经成为人们公认的常识。但是关于民族和中华民族的概念还一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争论。谈中国少数民族问题时却不能不稍有涉及，只是我个人对民族学并没有研究，所以只能谈几句可能属于外行的话。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是指伴随资本主义兴起而形成的一种人们共同体。不过在习惯上，许多人也把古代的氏族、部落、群体、部族、种族等都称为民族。这就使民族有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之分。

人们所指的现代民族，是由国家塑造和界定的，因而和国家分不开。这体现在领土的界定、主权的拥有、官方语言的确立、民族认同心理的加强等。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就形成了孙中山所说的国族，如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等。中华民族也是如此，只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既迟且慢，所以形成的时间较晚。中华民族这一称谓的出现，已到清末民初之际，梁启超和孙中山被认为 两个主要源头。梁启超1903年在理论层面提出“大民族”说。孙中山的主张则意味着国民党理论和政策上的改变。他在辛亥革命前，还是重复朱元璋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那时的“中华”主要指中原领土及主要的居住者汉族。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先行者，才认识到居住中国境内的民族应合称一个大民族。所以到1924年，他又明确地讲，“我说民族就是国族”，“我的意见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这就使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含义从排满最后变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建立以汉为主、多族联合的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

但反帝争取独立和反封建割据实现统一，却经过了长期的斗争。因此，照我理解，中华民族应该是形成于清末民初至抗日战争期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算完全定型。因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实现了中国的真正独立和统一，对内完成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对外取得了国际上对多民族组成的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公认（虽然还存在台湾问题，但国际社会也只承认一个中国）。那种为了表明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或者把汉族混同于中华民族，而主张中华民族的形成从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就已开始甚至更早的提法，恐怕不够妥当。因为我们总不能把蒙古人在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率领下横行亚欧大陆，把突厥人西迁直到土耳其与原居民融合建立起近千年的奥斯曼帝国等等，都说成是参与中华民族的形成。正像我们只能把境内（包括境外持中国护照者）各少数民族藏、蒙、维（吾尔）等，算作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但绝不能把境外的同一民族给算进来一样。

从民族国家出现的几百年来，世界上保持单一民族的国家很少，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共存。而对多民族国家来说，处理好民族关系，特别是处理好为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弄得不好，就会造成民族的长期争斗，甚至导致国家分裂。这方面的实证古今中外都有，而且今后还会出现。

中共对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说是遵循马列主义原则，其实不尽然。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有很大不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只是为夺取政权和坚持专政的列宁斯大林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和民族国家大量形成时期，因此他们坚决主张民族平等，支持民族独立，反对民族压迫和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统治。恩格斯有句名言：“任何民族当它还是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可列宁、斯大林就不同了。他们也承认民族自决，承认各民族有根据志愿原则选择独立或联合的权利。苏联宪法上就明确写有这一条。但由于他们主张共产党专政，有权领导（管理）国内一切和对外输出革命，这就使民族平等和民族自由只能是一句空话（例如当时乌克兰、芬兰等地方政府要求自治，就被列宁断然拒绝），而只能是主体民族统治其他民族，共产党成为对各民族的领导者（管制者）。这就是为什么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共产党执政的多民族国家，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竟然成了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今还只有这三国在冷战结束时走向分裂，一下变成了20几个国家。

中共在民族问题上所执行的除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和政策外，还结合与继承有中国特色的历朝对待异民族的传统。这种传统主要是，把夷夏之分视为“春秋大义”（实际上就是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汉族统治者执行的“以夏变夷”政策。具体作法可以是出兵对伐，进行征服、赶走以至于消灭；也可以是怀柔、羁縻、封赏、建立交通、屯垦戍边,还有恩威并用、开明包容、以及妥协让步等。其目的都在于保持中央政权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强盛。因此，中共的民族政策，既遵奉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规范，又有中国的特色和传统。虽然这一政策可以一再变化，而且愈变愈“左”，使一些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但因中国少数民族所占比例较小，所处环境偏远，所以在和平时期没有也不会发生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分崩离析现象。

中共早期的民族政策，由于没有取得政权，没有面临现实问题，所以还可搬用列宁斯大林的教义（而不是苏联实践），唱点高调，如主张民族自决和联邦制。中央文件和领导人（包括毛泽东）讲话，在抗日战争前曾多次提出主张民族自决与联邦制，反对中央集权制。他们还多次提出应让藏、维、蒙、回（甚至不知是否因不了解情况还提到台湾），都有自由联合或自行独立的权利。中央正式文件，如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制定的《宪法大纲》就明确写着：“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治权，一直到承认各弱小民族有权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几次会见外宾时的讲话，还一再重申这一主张。

那时我们已经有了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根据地，不但由于统一战线政策需要表明对少数民族问题的态度，而且在根据地已经成为必须实际解决的问题。所以到陕北不久，中共中央就成立了由总书记张闻天兼任书记的西北工作委员会，提出了关于蒙古和回民工作的两个报告，被李维汉说成“为党的民族工作奠定了初步基础”，在党的历史上开始了“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少数民族工作”。当时提出的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的民族自决，并且体现出平等，宽松和照顾精神。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已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中国的统一，对少数民族已不再提出“自决”，只提“自治”。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对自治的定义是，允许少数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

解放战争时期，不论是在《和平建国纲领草案》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的都是“承认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权”。由于内蒙曾一度出现部分人（包括部分内蒙人民党员）要求“独立”或“独立自治”的倾向与活动，中央特于1916年3月的指示中强调，“内蒙只可实行地方区域自决，而不是“独立自治”，更不是“独立”。从此，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就成了党和政府坚持至今的政策。并且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共就已完全放弃了无论地方还是民族的联邦制，坚持实行中央集权制。而在党的一元化领导和中央集权制下，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力就极其有限，甚至名存实亡了。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建国后在民族问题上的实践。

60年来，我们一直宣告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但这只是表面的和对外宣传用的，实际情况却是另一回事。因为所谓自治，就得允许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但我们实行的则是“党管一切，汉人当政”。建国头两年，党还多少注意大的民族聚居区的民族特点，没有完全和内地“一刀切”。例如在西藏，虽然也是“党管一切，汉人当政”，但开始一阵还大体上遵守了解放西藏的和平协议，没有进行改革。而且按习中勋指示精神起草的西藏工委1952年5月16日文件，还体现了西北局派出由范明等率领工作队进藏时期的谈话精神，包括“稳定慎重”、“在西藏反封建为时过早”、“不怕慢只要搞对”等。但西南局邓小平派出的张国华为首的主要军政力量却显得有些过急过左，因而和西北局工作队发生矛盾，最后制造了个“范明反党集团”。西南局领导进行的这种违背自治的“党管一切、汉人当政”路线，特别明显地体现在干部政策上。比如藏族中既有参加红军长征的老同志，也有解放前就在藏区闹革命的大批地下革命者，但解放军进驻拉萨的5位党委中只有平措汪杰1名藏族成员。直到1958年成立西藏工委，11名委员中也还只是他一个人，当然不会起什么大作用。就是这位唯一的自治区藏族并没多少发言权的领导人，1960年还被诬为搞“藏独”，关押了18年（平反后照例是不会再被允许回到西藏领导岗位上去了）。

又如在新疆，分局领导人王震、邓力群、解放初期在平叛、镇反、土改中搞极左，以至提出把所谓“大回族主义”作为镇压对象。由于他们太不了解当地各民族的特点，急于搞民主改革，还拒不听从西北局习仲勋的指示和纠正，中央就撤了他们的职。

所以总的说来，虽然在有些地方和有些问题上发生过“左”的行为，但当时中央对全局掌握的还比较稳。加之各族人民长期受国民党、地方军阀、奴隶主、恶霸们的剥削压迫，也盼望变天。共产党又宣传自由民主、反剥削反压迫、翻身解放。特别是党的干部和军队，解放初期保持着良好作风，得到群众和上层人士的欢迎和表扬。这就使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接管进行得比较顺利，一时出现过毛泽东歌颂的“万方乐奏有于阗”的盛况和柳亚子描述人民希望早日解放的心情：“伫看篝 军容盛，正是东征西怨时。”

可惜，这种局面在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随着整个国家全面向社会主义过渡，很快就被阶级争、民主改革所取代了。既然国家建设以阶级斗争为纲，“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个阶级斗争问题”，汉族地区发动了不断的革命和无休止的斗争，少数民族地区也自然不能例外了。从此，民族问题就走了上歧路，并且或松或紧地一直贯彻下来。其后果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少和区域小的经常出小乱子，人口多和区域大的经常出大乱子，都不够安全稳定。

党历来在所管辖的地区，都强调和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建国后不但没有放松，而且还随着各种政治运动得到不断加强。所谓一元化领导，实际上就是一党专政的人治，也就是党管一切和以党代政。在内地如此，对少数民族地区更不放心。既然党管一切，哪里还谈得上“民族自治”？一概都是党委特别是第一把手说了算。而党委和第一把手又不是对管辖下的这个少数民族负责，只是按照“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章法办事。因为他们都不是真正由管辖下的地区选举产生，而是完全出于上级的委派。所以，我们实际上执行的这种“党的领导”，它本身就否决了民族自治。

再说，我国各聚居区的少数民族都有强烈的带有全民性的宗教信仰，如藏族信奉喇嘛教和新疆多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广西可算是例外，因为壮族与汉族融合度较深），但共产党却信仰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后来还把这一条和党的领导等所谓“四个坚持”写进了全国各族人民均须遵守宪法序言中，这不但和宪法条文中的宗教信仰自由相抵触，而且为代替民族自治的“党管一切”立下了法理根据。其实，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和内地一样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还以救世主自居，这本身就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原理。从外面输入的这种制度变革，大大超出了少数民族群众的觉悟和认识，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强加。例如急于废除封建农奴制度，把被信徒们敬之为神的喇嘛、阿訇，概当作不劳而获的剥削者，不少人被批斗和强制劳动还强迫还俗，主观上以为是解放人民，实际上却严重脱离群众。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费了大劲帮助少数民族翻身，发展经济，使他们不再受欺压，物质生活得到一定改善，但他们还是普遍对党和汉族干部不满，使我们不得不加强防范和戒备，也不敢实行和沿海地区一样的对外开放。

我们党虽然一直声称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坚持民族平等原则，但实际上执行的却 不信任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于是，“党管一切”和“汉人当政”就吻合在一起了。

党在一开始就从中国历史和共产国际那里继承和搬来了组织上的狭隘宗派主义传统，而且有很大发展，以致连自己的同志和战友都不免发生怀疑和进行迫害，就更不用说对外人了。这在民族关系上就表现为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干部的歧视。例如，既然是自治，又要实行党管一切，那自治区党委，特别是第一把手和真正有职有权的领导人，就应出自本地区本民族的人了。然而不然，除来自延安的乌兰夫曾有一时例外，自治区像新疆，西藏、以及名为自治的州市县，第一把手和重要岗位都是上面派去的外来汉人。而且许多汉族干部还往往瞧不起本地民族干部。对群众也是官僚主义作风，并且严加防范。群众对他们自然缺乏亲和感，以至产生对立情绪。另外，有些派往自治区搞建设和做生意的汉人，也常有瞧不起本地人的现象。特别是一些国管垄断企业，来自治区采掘资源，又在补偿、用人、何安等问题上不大照顾少数民族利益，便会引起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不满。他们又往往把这一切归之于党和汉人，从而增加党群和民族间的隔阂和矛盾。

总之，在党管一切和汉人当政的双重约束下，民族自治基本上是没有的，民族自治区域和少数民族本身，一切都由汉族党的干部操纵。如果是真正的民族自治，他们真“有自己管理自己事物之权”，那解放后毛泽东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怎么能祸及他们？我就不相信，无论是东藏还是西藏，或者新疆各族人民，愿意跟着内地搞大跃进和反右倾，不但进行大破坏，还弄得没饭吃、饿死人和大量外逃？当然，更没人相信，广大藏民和穆斯林会自愿参加文化大革命，进行破四旧，砸烂大量佛教寺庙和伊斯兰清真寺，批斗一些宗教头领，这分明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执行极左路线的党组织和内地的汉族青年狂热分子煽动他们和越俎代疱干的，他们能“自治”吗？能管得了吗？

最后还应说明一点，就是解放后前半期，由于不断的运动，连续的折腾，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没有发展，群众生活没有改善。这也是胡耀邦1980年视察西藏后的概括。他说“西藏人民29年来生活没有多大提高，有些地方还有所下降”（见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本文所引胡的话，除另注明出处者外，均引自该书，以下不再一一注明）。特别是从大跃进，公社化和反右倾造成三年困难，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群众生活较解放前有所下降，在少数民族地区大约是普遍现象。实际上，内地各省，特别是胡耀邦概括的“老（老根据地）、少（少数民族地区）、边（边疆地区）”，也不例外。

这就是建国头30年执行的极左路线的概况和后果，胡耀邦在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进行拨乱反正的历史背景。

二

经过文化大革命，少数民族问题已经更加恶化了，埋伏着出大乱子的危险，到了必须立即处理的时候了。1980年2月，胡耀邦当选总书记，3月14日和15日召开的第一次书记处会议，讨论的就是西藏工作问题，并于会后发出座谈会纪要，明确推翻了毛泽东关于“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斗争问题”的错误论断，提出了一整套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方针和政策。紧接着，5月他又同万里等一行亲赴西藏考察八天。这都足见胡耀邦对少数民族问题的特别重视和处理重大理论问题的勇气。

胡耀邦任党的主席和总书记一年，对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有许多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我看来，单是这方面，他的水平就在党的历代领导人之上，至今尚无出其右者。他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的建树包罗万象，极为深广，我由于缺少研究，下面只能做点简要介绍。

他很早就提出对少数民族问题要重新进行调查研究，号召来一次“再认识”。1984年书记处座谈西藏问题时，他特别强调说，“为了把西藏工作推陈出新向前进，必须对西藏情况来一次再认识”。这个“再认识”的精神，当然也适用对新疆等地的其他少数民族，而且这也是他长时期内论及和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一贯精神。他说的再认识，含义深广，特别宝贵的有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是，他对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和区域自治的实质有超过以往的理解和概括。在向党的十二大作报告时，就提出，“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在这以前的1981年2月书记处讨论新疆问题时，他也曾提到“搞好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是做好新疆各项工作的关键。”那次会上他概括的“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曾受邓小平的高度评价，并且成为一句历史名言。他不只一般地高呼民族团结，而且还极有针对性地强调两点：一是，说团结主要指“汉族干部和当地人民的团结”；二是，重视团结上层和宗教界人士工作。他说，在西藏“不能很好地团结宗教界和上层人士，也就不可能把更广大的老百姓团结起来，这是因为，那些人的影响往往比你们（指进藏干部）还要大”。

对于民族自治，胡耀邦的思想认识和所提方针政策，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没有或少有的。1980年5月，他在视察西藏工作时明确指出，“自治就是自主权。”“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面，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主权，这是一切问题关键的所在。”在西藏干部会上他又说，“没有民族的充分自治，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三十一号文件（指1980年4月中央《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上说：中央《中央各部门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利于西藏情况的，你们不要执行。凡是不利于西藏民族团结的，不利于发展西藏的，你们可以变通办理，你们可以不执行。”要充分行使自主权，”“根据你们自己的特点，制定具体的法念、法规条例，保护你们民族的特殊利益。”“不要照抄外地的，也不要照抄中央的，照抄照搬是懒汉思想。”还说，“这条必须讨论清楚，不讨论清楚，西藏的工作不可能有大的进展。他这里提出的才是真正的民族自治，是达到国内各民族和睦相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团结的理论和政策。

其次，耀邦提出的“再认识”，是指对少数民族的情况，对他们的特点要有客观、深入、真实的了解，承认并尊重各少数民族的特殊性。他无论是在视察西藏等自治区时还是在中央讨论民族问题的会议上都曾一再强调这点。例如关于西藏的特点，他在1984年书记处关于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就有精僻的概括：“对西藏比校隔绝的地理环境，长时期的封建农奴制，单一藏族的自我团聚力，政教合一的喇嘛教，以及世界舆论的关注，这些特点使西藏具有很大的特殊性，而且将长期存在（后面还强调；“这种特殊性将长期存在，需要上百年，或者几百年才能逐渐消失”）。我们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由于各方面的特殊情况，西藏在广大人们心目中是个很神秘的地方……这里一旦有点什么风吹草动，舆论反映快得很。北京出点什么事，有时还不大引起注意，而拉萨、日喀则出点事，外国报纸就大登特登。我们中央的同志，中央各部门的同志，尤其是在西藏工作的同志，究竟对这点认识够了没有？是一个很值得认真想一想的问题。”他这一高度如实的概括，在我看来，不但建国头30年，就是后30年，直到现在，他所提醒的人和部门都还认识得很不够，甚至没有认识，所以仍然值得中央“尤其是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认真想一想”。

第三，他要人们“再认识”的另一个大问题，就是要对我们过去的工作和现行方针政策“作一次再研究”。他认为，“从领导工作看”，除了上面谈到的“主要问题是对西藏的特殊性，思想认识得还不够深刻，思想还不够解放”等以外，更重要的也是他接着讲的“左”的思想还很严重。他认为，我们过去在西藏的工作没有做好，经济没有发展起来，人民生活没有改善，“根本问题是，极左路线的破坏，在工作上硬搬内地的一套，搞‘一刀切’。”而且不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左”的错误推到极致，严重破坏了民族关系，就是“文革”以前的政策也是一贯属于极左。胡耀邦1982年在他的十二大报告中就两者并提，说，“过去几年中，党中央在民族问题上做出一系列重要决定，纠正‘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恢复良好的民族关系。”

为了说清过去的极左错误和大汉族主义，他在1984年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特别讲了干部中的“四个担心”和“三个兴趣不浓”。他说，“你们无非是第一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或者说害怕不能用和内地一样的模式来搞社会主义。第二，担心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第三，担心宗教的影响会不会愈来愈大。第四，担心有朝一日会不会重新出现大叛乱。”他说，对这些问题如果想得太多，不结合西藏的特殊情况和实际需要，就很难解放思想，不能考虑另外一些本应更多思考的问题。“结果，你们担心的那些问题反倒不可能解决。”“哪些才是应当更多思考的问题呢？我看你们在以下三个问题上想得不够，至少兴趣不浓。第一，是对如何因地制宜看西藏的特殊条件和广大藏族同胞的接受程度把西藏经济搞上去与兴趣不农。第二，是对认真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做好宗教工作与兴趣不浓。第三，你们对西藏的固有文化，包括语言、文艺、历史等等，兴趣浓不浓？”“我们的汉族干部如果不尊重人家，甚至想用汉族文化代替人家的文化，肯定是要碰大钉子的”，“我看不单是西藏，同样在其他许多民族地区，尊重民族文化的观念很可能是非常淡漠的。”所以他说，“我主张你们翻个个儿，把‘三个兴趣不浓’搞浓起来，而把‘四个担心害怕’大胆放下。生活的辩证法就是这样，你越怕丢掉的东西，越是缩手缩脚抓住不放，就越是会丢掉；而当你思想解放，视野开扩，索性把怕丢掉的心理抛掉，反而随着整个事业的发展，更加牢靠。”

胡耀邦的这翻话讲得多好啊！可惜，如他所说，不仅以前有“极左路线对党的民族政策经济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方面的严重破坏”，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希望“值得认真想一想”的那些同志，很多人大概并没去想，不少人还产生了反感，在实践中反其道而行。结果是形势仍然一直不稳，只能靠武力镇压，思想禁锢和给予经济实惠来维持，问题当然谈不上他说的“真正解决”。如若不信，可以用1980年他考察西藏时所带的中央《三十一号文件》、1984年《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以及他的有关讲话和报告，同西藏、新疆等自治区的后30年历史和现状作一比较看。

胡耀邦对民族自治区工作，不但有思想认识和基本方针的阐述，而且有一系列具体政策和实际做法的指示，这些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此也只能做到“略举一二”。

例如他1980年去西藏考察，说是带着中央三十一号文件，“要实际去看看，和那里的同志研究一下，看这个文件有没有不够完满的地方，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补充”。通过八九天的考察，他明确指出，“西藏现在的情况不十分美妙”。因此中央决定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概括说就是六个字：免征、放开、走人。”“免征，就是全部免去自治区农牧民的农牧税，至少两年，还不准随便无偿征用劳动力。放开，就是在所有经济领域都要放宽政策……怎样对生产有利就怎样做，不要乱加限制。走人，就是逐步把历年进藏的汉族干部大都分调回内地安排工作和生活，只留少数工作上确实很必要的。”《三十一号文件》上还特别规定，“要严格控制各类人员自行流入西藏。”

最后在干部大会上，胡耀邦讲了“当前和今后要解决的六件大事。” 这就是：第一，“要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西藏是个自治区，而且是个相当特殊的大自治区。西藏有12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八分之一。自治就是自主权。没有自治就没有因地制宜，没有民族的充分自治，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团结。”“第二，根据当前西藏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坚决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当前西藏最大的事实，就是群众的穷嘛，西藏老百姓相当苦，家里没有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的意见是要大大减轻群众负担。”“第三个大政策是要在所有经济问题上实行特殊的灵活政策。”正是在这个谈放开的问题上，他讲得特别透彻，特别重要，提出可以包产到户到人，实现多劳多得，要老百姓富了再富。他说，“我的意思是放宽、放宽、再放宽。犯了资本主义，不要你们检讨，我们检讨。”（万里副总理插话说：“最好你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西藏。”）还应该对印度、尼泊尔等周边国家实行开放，发展地方贸易。对外要采取积极态度，要搞缓和。第四条是讲国家对西藏的支援。他说，“29年来，不算真接投资和经费，国家给了西藏45亿3千多万元，而西藏本身的农工商税收只不过5738万元。中央决定今年给你们到4.96亿，以后每年递增10%，到八四年就是8个亿。全国29个省区，没有哪一个省像对你们这样优待。”他说的第五条，是发展族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我们汉族有些同志，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说藏族落后，我不赞成。”“轻视西藏历史、语文、艺术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的教育事业发展得不够。”他建议办一所西藏的综合大学，“百分之九十八是藏族学生。”强调加紧培养藏族干部，还要求“汉族干部在西藏工作必须学藏文藏语，作为一种必修课”。不过事后看来，做到这一要求的恐怕没有几个。他讲的最后一条是“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极大地加强汉藏干部团结。”他说，“包括教员等在内的国家脱产干部，最好在两年内做到藏族干部占三分之二以上。”（万里插话，“我那天提了个二八开，是指县级干部，区级干部应百分之百。科技人员只要藏民欢迎，占多少都可以。）耀帮接着说，万里同志的意见我也赞成，只是不包括军队干部。他说，“我们跑到这个地方，30年啦，完成了历史任务嘛！我们身体又不适合，工人、服务人员，为什么要汉族来干？现在西藏怎么样啊？连部队在内有30万汉族同志（当里藏族人口只有183万），这怎么行呢？我们回去第一条就汇报这个问题。”“这样做会不会引起几万个汉族工作人员干部动乱？我们都要走呀，看你们怎么办？我们总有一些好党员，好样板。我相信这一条。所以传出去不要怕。我相信大多数是好同志，能站好最后一放岗。……这么一来，我看三方面满意，中央满意，汉族干部满意，藏族干部同人民满意。三方面满意，我们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呢？这一条是坚定不移的，你们讨论清楚，不要刮风，刮风我们也不怕。”

考察西藏后，路经青海时，他也特别讲到：“我们在西藏干部大会上讲的六条，基本上符合你们青海的情况，可以参照研究执行。要把政策再放宽些，要搞好民族团结，要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利。”

这里大段引证胡耀帮视察西藏时的讲话，是因为我觉得这些讲话讲得非常好，在我的印象中是过去和现在党的领导人都从来没有这样全面讲过的。

胡耀邦这次西藏之行和他所提政策方针，得到西藏僧俗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在其他自治区同样引起强烈反响，国际上也给予很大注意。连逃居国外的达赖喇嘛在党的十二大时还致电中央说，“当胡耀邦1980年访问拉萨时，我便开始信任他了，因为他敢于承认在管理西藏工作中存在着严重问题。这是值得称赞的坦率态度。”“我现在仍然对胡耀邦抱有信心，并希望在将来的某一天同他会晤。”直到2005年11月17日，在接受美国《世界日报》采访时，达赖还说，“如果胡耀邦当时继续掌权，西藏问题早就解决了。”

当然，作为总书记，少数民族问题只是他要研究和处理的诸多问题之一，不可能讲得面面俱到，何况他还受到很大的局限和制约。但是即使如此，根据当时情况和从事后发展来看，如果能认真落实他对西藏讲话的方针政策，西藏问题也许早已大为缓和甚至解决。可惜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他的意见不但未能执行，还受到批评，所谓的西藏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成了我们国家核心的安全问题之一。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的时候，对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问题，实在应该接受耀邦同志的倡议，来一次“再认识”，早日改弦更张，不能再按实践一再证明是错误的老路走下去了。

最后，再谈两个由少数民族地区引起而属于全国性的大问题。一个是开发大西北的战略，一个是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线，而且具体到种草种树、反弹琵琶。这可都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大计,在我的印象中又都是胡耀邦首先提出,并大力号召和实际推行的.在他之前,好像还没听说过有哪位中央领导同志提到过这些重大问题。在他提出以后呢? 似乎也没有引起其他重要领导人和有关部门以及省市的重视，只是报刊上热闹地宣传了一阵，很快也就“人去政息”、反而更加强了对生态的大破坏，毁坏耕地、污染江河……不少地方甚至闹到无法恢复的程度，如昆明滇池。在胡耀邦提出20年后才注意起了保护生态环境，但仍然投入不足，比起那些面子工程和公款消费，还是显得寒酸，大概还没有完全取消把欠债留给后代的打算。至于开发大西北，近些年总算是提上了日程，只是迟到了20年，交了太多的时间学费。

三

胡耀邦主持制定的认真落实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的两个著名文件（关于西藏问题的三十一号文件是关于新疆问题的第四十六号文件）以及相关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从发布和提出，到现在已差不多30年了。在这个不自太长的时间里，我们国家，包括各民族自治区，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国际地位大为提高。但不容否认，汉藏民族关系和藏族群众对党与政府的信任，比胡耀邦进行拨乱反正的那几年变得更差了。而所谓的西藏问题，在国际上的负面影响也更为扩大和被抬得更高了。这只要将胡耀邦当时提出的一整套方针、政策以至具体做法和前前后后的实际情况加以对比，问题就很清楚了。

现在我们就按照胡耀邦近30年前号召的，对民族问题和区域自治来一次“再认识”，也就是进行总结，吸取教训。他自己虽然提出这一号召，但却申明，只谈“现状”，不谈“历史”。因为这涉及到毛泽东思想的信仰（例如中央1980年4月《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在批判“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论断时，还要竭力为毛主席开脱）和当年“老人政治”格局的约束。在经过几次思想解放和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现在也许可以比较自由地讨论民族问题和区域自治，包括历史、现状和未来了。

这里着重谈的，还是胡耀邦开发得较为透彻的西藏问题。

西藏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我们硬是把一个实行政教合一的农奴制，一下给变成了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当然出于中国党要解放全人类的宗旨。为此，对内就要包办代替，对外就要输出革命。头30年支援世界革命到处碰壁和一再失败，改革开放后不能不大为收敛。但国内各民族却只能让我们折腾,不管它们处于什么社会发展阶段，都得在统一号令下，一起进入我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从一开始就带有强加的性质，因此曾引起藏民和新疆一些地区的民族动乱。就是和平解放西藏的协定，对西藏地方政府和宗教上层来说也是城下之盟。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反对改革的。但是自己既无力抵抗解放军的前进，又指望不了美国、印度等外来援助，走投无路，只得签字。缔结办定后的8年，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西藏工委）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些上层做统战工作，其他还顾不上，也不能动，所以原有的一切典章制度和社会秩序都在照旧运转，群众当然仍在政教合一的上层影响之下。但是在制定政策和具体做法上，我们却继承了历史上封建王朝对藏族“分而治之”的传统，用行政分属代替政治治理。上世纪50年代的民主改革，西藏因为十七条协议可暂时不改，但分属云南、四川、青海、甘肃等省的10个藏族自治州和两个藏族自治县（通称东藏地区，藏民占各地居民的绝对多数），却和所属省的汉族一样必须进行改革。结果东藏各地因反对改革先后发生动乱，许多叛乱分子和上层人物又先后跑到西藏进行煽动和准备全藏区叛乱。而西藏上层许多人，眼看着改革会使他们丧失特权和财产，无论推迟多少时间也还得改革，于是就同逃来的力量一同组织起所谓的“卫教军”与解放军对抗，终于导致1959年3月的西藏全面武装叛乱和达赖喇嘛的出逃。

对那次叛乱和平叛，以及随之展开的民主改革，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国内又始终是一个极为严格的禁区。现在如果事实求是地来讨论，就首先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西藏全面叛乱带有全民性质，是我们党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急于在藏区推行社会改革所造成的结果。毛主席当时的指示和谈话就是证明。他在1959年3月12日发自武汉的指示电中说，“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这种“被迫”是很好的）早日解决的可能。”15日接见张国华等人时又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阶级本质决定他们要闹事。”而且，平叛（即武装镇压）也是早有预谋、早有准备的，只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自以为，只要我们开始平叛、废除协议、提前六年进行民主改革，等待解放的农奴必定站到我们一边，支持平叛并起来批斗农奴主，西藏上层发动的叛乱很快就会平息，而翻身后的人民，也会很快摆脱农奴主和少数宗教上层分子的影响，完全团结在我党周围，西藏问题也和内地各省一样，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彻底解决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形势并没有按我们的设想和预谋发展，而是越来越麻烦了。第二，有意放走达赖是个大失策。这是由于对西藏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认识不够，特别是不了解达赖喇嘛在西藏民族和藏传佛教中的地位和影响。毛泽东12日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达赖及其一群……他们逃走时，我以为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以上引文均见中共党史出版2008年出的《解放西藏史》）。他认为，放走达赖是让印度尼赫鲁背上这个“包袱”，我们反而可以在西藏去掉障碍，放开手脚搞改革。其实，留下达赖，不但完全可以，而非常必要。那时他还年轻，只是受到身边一些上层分子的挟持和影响，又怕这些人的加害。从他出走前的处境以及同我方保持联络管道和频繁交换信函等情况看，不能说他早已下决心叛逃而没有什么犹豫和动摇。可以说，他的最后出走，既有被挟持的成分，主要还是我们大开了方便之门，这就让那些上层分子带着达赖和数百名卫兵于3月17日晚从容逃离拉萨，经过半个月的水陆行程，毫无阻拦地于31日顺利地达印度占领区。如果留下达赖，那就可以使我们对他进行教和做工作，特别是有利于争取藏族群众和佛教僧侣，增进汉藏人民间的团结，也杜绝了外国敌对势力对他的利用。50年后的今天，这些问题已经看得更清楚了。

放走达赖给我们国家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例如：曾使我们在三年困难时期进行了艰苦的三年兴兵平叛，也给藏区经济、政治（特别是汉藏关系）造成成了极大破坏；由于大量藏传佛教信徒在我们和达赖的斗争中总是站在达赖一边，也使西藏形势长期得不到安定；达赖及其10余万追随者先后逃亡国外（当时只有17万人的山南地区就有近万人参加叛乱，其中8千余人的主力一开始就逃往印度），并在欧美等地进行叛国活动，使西藏问题日益国际化；中印关系从此变友为敌，长期影响两国关系和民族感情；中苏分歧走向公开（塔斯社就中印边界问题发表声明。赫鲁晓夫除访华时同毛泽东激烈争吵，其中包括批评毛放走达赖，还开始到处不指名地批判和讥讽中国的内外政策）；两国关系迅速恶化。

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对西藏问题指出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就是为了缓解以至收拾极械路线造成的许多尖锐矛盾的烂摊子。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主张没有得到落实。他在位的时间又不长，对落实的情况似也不太清楚。所以当1989年春，听说拉萨发生了动乱，“他满怀忧虑地说了一句‘原来情况很好的呀！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就再也不说了”。（孙鸣泉《最后的交谈》，载《怀念耀邦》第一集）他没有想到，他对西藏（包括新疆）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的拨乱反正，只是一阵微弱的清风，很快就被吹翻了过去，而且愈演愈烈。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因家和各族人民的悲剧。

上面我们谈民族区域自治的名实不符，也是个言行不一的问题。这可是中国党的老毛病，说的一套，做的一套，而且自认一贯正确，极少注意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错误地整人和杀人，事后一般都是隐瞒起来不再提起，或者以扩大化为托辞了事。一般还设为禁区，不准谈论。这民族区域自治就是一个讳疾忌医付出过惨重代价的例证，看来今后还会忌讳下去，并继续付出代价。如果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不是为了进行应付（不但国际共运中一直讲民族自决，而且二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高潮也使民族自决原则成为普世价值，还被写进联合国宪章），西藏的干部和群众“要充分行使自主权”，“保护你们民族的特殊利益”等等，那就大概不会有现在的西藏问题、新疆东突等问题了。即使在共和国前30年已发生和存在过，那么认真落实胡耀邦的拨乱反正并坚持下去和不断完善，这后30年也会不再成其为问题了。当然，族群间的矛盾总是会有的，民族分离主义也是世界上较普遍的现象，但像现在西藏问题，新疆问题闹得这么严重却并不多见。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前面说过的民族平等问题。由于中国党接受共产国际狭隘的宗派主义特别是中国历史传统中华夷之分的大汉民族主义的影响，所以对少数民族不能平等相待，多有歧视情绪而少有照顾精神。这里也只举几个特别明显的例证。

中国的民族自治有名无实。主要是出于对少数民族的不信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旧社会传统，还影响着对少数民族的关系和族际问题的处理。这在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上表现得最明显，不但远不如美国等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比当年苏联、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更加狭隘落后。我们不只是要“党管一切”，而且还要“汉人当权”。例如以前苏联也是实行一党专政和以党代政的，但它的各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把手大体上都是该共和国的主体民族出身，党委和政府成员也多由本地人组成，很少由中央和外地派来。少数民族干部到中央工作都是担任实职，而不是虚位。有的全党和全国领袖就出身于少数民族，如斯大林、铁托。这在中国，既没有发生过，也不能想象。我们的做法是，少数民族中党和群众的领袖人物甚至老革命，一般都不能担任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书记必须由中央派汉族干来当，党委和政府中有实权的成员也多是外来汉人。对于少数民族中原来地位高，有望和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总还不放心让他们在原地工作，而是要调来北京，安排以名为国家领导人的人大副委员长或政协副主席等虚职，如西藏的十世班禅、阿沛·阿旺晋美，新疆的包尔汉、赛福鼎等。其实，他们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并不亚于派往当地的汉族领导和其他许多国家领导人，何况他们还有对本地区情况熟、和群众成为同文同族的优势。美国人民能放心地选举少数民族的非洲裔公民奥巴马当总统，更不用说许多第一代移民就当大官了。可我们竟不相信长期倾向和追随我们甚至是老党员的少数民族干部！这不是狭隘的大汉族民族主义又是什么？

胡耀邦1980年视野西藏时提的三大政策：“免征、放开、走人”，这“走人”就是指把历年进藏的大部分汉族干部调回内地，西藏的工作主要靠藏族干部。他赞成万里提出的二八开，即藏族干部占80%。如果真的照此办理，从县、地级直到自治区党委，民族干部在同级中占绝大多数并真正有职有权，那就实现了真正的自治，这样的领导构成也基本上可以行使保卫本民族利益的自治权了。可惜这些并未做到。当时也确实走了些人，但党管一切和汉人当权的局面并未改变，后来反而加强了。

我们不仅在干部政策上不相信少数民族出身的人，更严重的是对整个少数民族不信任，实行明显的歧视，用不同的眼光和不同的标准视察和处理问题。例如，为什么同一民族的香港就可以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对台湾还会更加放宽标准），不同民族的藏区就不允许“藏人治藏，高度自治”呢？为什么港、澳、台可以实行“一因两制”，而地处大陆的少数民族就只能和汉族“一刀切”，“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如要说对港、澳、台是由于情况不同，不得不做出让步，那不是有点“欺软怕硬”，拿原则做交易吗？如果说这是出于地处大陆那些少数民族广大群众的要求，恐怕是没人相信的，包括高级领导。因为藏人和其他许多少数民族原本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后来搞的那一套都是搬来汉人地区的模式，强加给他们的。所以胡耀邦1980年5月视察西藏时就批评过去西藏工作有错误，如前面所引，说“根本问题是极左路线的破坏，在工作上硬搬内地的一套，搞“一刀切”。“我的意见是放宽，放宽，再放宽”。万里更直截了当地明说，“最好你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的西藏。”

正是由于落实了放宽政策，乘了全国改革开放之风，特别是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和一些省市的封口援助，西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GDP的增长，要比全国平均数快得多，群众生活也有了明显改善和提高。这当然会使广大的劳动人民感到满意，尤其是那些50年前当过农奴的老人，尝过当年的苦，更知道今日的甜。但就整体来说，藏人对于党管一切和汉人当权的不满并没有减退，甚至还在加重。所以1989年春发生了拉萨动乱，还实行了一年多的戒严，但2008年又发生了“三一四”事件。西藏形势至今不稳，不能完全雪之于境外知对势力的颠覆渗透，主要还是由于我们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有问题。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说，“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提出：“我们一定要提高全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此前如此后的事实都证明，不但全党，领导上就对民族问题认识不够，也没有采用团结和平等的政策，而是主要用压服和灌输的办法进行管理、都带有强制性。这样做的效果是不会好的，特别是对那些民族和宗教结合得紧密的族群和教徒，就更是如此。

我们长期从阶级斗争的立场出发看待民族问题，也一直用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的观点看宗教，所以对宗教总是不信任，总有一种近乎自发的排斥心理，不但要加以控制，还要按自己的模式进行改造。这当然只能引起他们的不满和反对。我们又习惯于不从自己方面找原因，只知道强制教育和进行镇压。但是压力愈大，反抗力也愈大，矛盾就越来越激化了。这些办法对极为松散的基督教都没用，例如得到政府大力扶助的爱国教会就竞争不过地下的“家庭教会”。这说明，作为人类精神现象的宗教，是不能单用提高物质生活、加强行政管理、以及进行政治教育，就能使信徒们接受控制和愿意改造的。其实，非法参加“家庭教会”，并不是因为更穷，相反，多数倒是收入很可观和较有文化的人，其中还有越来越多的高中级知识分子。控制和改造的那一套，对于教规严格，数百年的政教合一和几乎带有全民族性的藏传佛教就更没用了。（新疆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也有类似情况。）藏族中的佛教徒，是宗教信仰高于一切。不少信徒甘心情愿做苦行僧，宁愿倾家破产也要坚一步一跪拜地去拉萨朝圣，这种虔诚岂是物质诱惑和武力威胁能动摇和改变的？解放已有60年，在这期间，不谈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方面的改变，单是在精神和文化方面，我们在藏区推行的各种矛头直接间接指向宗教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可以说是从未停止过。头30年无休止的折腾不用去说，后30年治理和干涉宗教的运动也没中断过，只是形式有所变化，但并不手软，在有些问题上还更强硬了，如强制批判活佛，对佛事活动进行限制，对寺庙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对僧侣信仰与活动的干涉等。但是效果如何呢？真应按胡耀邦的号召，来一个“再认识”，好好检查总结一下了。

总的说来，60年来，我们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做了很多工作，也犯了不少严重错误。这恐怕是无人能反驳的。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准方面，头30年的停滞甚至倒退不再说它。后30年主要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都进入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但是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说到底还是个人心向背问题。而涉及人心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例如党和政府给了西藏那么多帮助和照顾，使他们过上了空前的好日子，但由于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有问题，你能说西藏绝大多数群众（包括多数党员和干部）在心底里是把共产党和汉人摆在第一位呢，还是把崇拜佛祖和在世活佛摆在第一位？如果双方有矛盾，发生冲突，他们会站在哪一边？恐怕不能否认，多数群众是心里一直站在佛祖和活佛一边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和道德风俗的影响，有些人表面上拥护前者，实际上内心和在关键时候或有利条件下还是站在后一边。这样看来，我们反倒培养了一批两面派，还上了一些假装积极的人的当。就是对于派往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特别是领导人，也是用“左”的标准衡量。凡是深入实际、同情和保护少数民族利益、也敢说真话的人，总会遭到怀疑，甚至没有好下场。凡是照搬内地一套，按“左”的要求行事，只做表面文章，保持稳定，不出大事，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干部警惕性高，加强控制和镇压的人，总是官运亨通，受到表扬和提升。说老实话，西藏和新疆一些地方，至今形势紧张，不得安宁，不敢对外开放，没有赢得民心，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坏在了这些人的手上。

根据胡耀邦在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对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提出的方针和部署，结合过去的实践进行“再认识”，问题当然不只上面谈到的这些。不过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能够一直按他的指示精神去办，也许少数民族地区早已形成安全稳定的局面，不会再出现什么大乱子，中国也就真地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各民族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互助合作的大家庭了。

应该认真落实胡耀邦有关的指示精神，归纳起来主要就是下面这几条：

一、尊重和信任少数民族，实行真正的充分的民族区域自治。做到这条的标准是：

1. 实现毛泽东承诺的“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和胡耀邦提出的“不要照抄内地，也不要照抄中央”，按关于新疆问题的《第四十六号文件》的规定，中央只抓国防、外交和内政否决权，其余交给新疆，西藏等自治区自行处理：不合乎自治区实际的中央文件、法规等也可以不执行，不搞“一刀切”。
2. 自治区的党政干部必须按耀邦、万里所提，县以上民族干部占80%。这种按级计算，即在自治区、地市和县三级都各占80%，县以下全为民族干部。如果是全体干部不分、上下合在一起计算，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比如自治区一级汉族干部占主要的地位和多数，又掌实权，那下面特别是县级的比例有多大也都无所谓了。总之，耀邦的精神是大力裁减汉族干部（所谓“走人”），让民族干部在宪法的框架下，领导本民族当家作主。
3. 作为国家主体民族的汉族，必须对兄弟民族平等相待，真心尊重，诚恳帮助，不加歧视。凡进入自治区工作的汉人均须遵守自治区法规，受自治区管理。对原来定居和新进入自治区的外族人员，也应规定一些必要条件和守则，以限制盲流。

二、实行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自由。

1. 民主改革已破除了一些少数民族原有的封建农奴和政教合一制，以后就应当认真执行政教分离原则，并制定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守则，不得违犯。如寺庙不得进行政治活动和干涉行政事务，宗教活动不得包含政治内容，政府不能对寺庙实行政治管理，不可强制组织学习等。
2. 按胡耀邦1982年7月和8月的严格指示，土改后的寺庙及其所属土地山林由僧道自己管理，实行僧人治寺（也含让脱产僧尼尽可能自食其力之意）。对喇嘛和阿訇等神职人员，按有关宗教规定和传统进行管理，不得强迫还俗，强制改造和实行其他歧视。
3. 信仰自由适用于所有合法宗教，不得厚此薄彼，对此严彼宽的不同待遇。

三、民族自治区继续进行改革，得遵守以下原则：

1. 所有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内容的社会改革，都须根据自治区情况，因地制宜，在取得本民族广大群众和大多数宗教上层人士的真正同意后，才可由试点到推广。否则应当继续等待。已有的改革，凡不适合当地情况，群众又有强烈要求的，允许逐步改过来或进行其他补救。
2. 宗教习俗的改革更须十分慎重，不得用自上而下的命令强制实施。包括胡耀邦提出改革某些极为落后的宗教陋习，如藏传佛教的长途跪拜、穆斯林的割礼、自残等，也要从教育着手，提高教徒们的觉悟，做到广大群众自愿。
3. 胡耀邦主张的自治区对外开放，不限于对国内其他省市，也是对外国的开放。在西藏，他特别强调对印度、尼泊尔和其他南亚国家，要利用旅游资源的优势，大力吸引外国人来藏旅游，在经济上也为中国打开了一个西南大门。在新疆，他更强调那里的对外开放，提出开创现代的丝绸之路。他反对在自治区搞闭关自守，暗箱作业，限制外国人旅游、参观、探访，特别是弄虚作假、欺骗洋人、连中国人的知情权也被剥夺。把本来是经济快速发展，面貌日新月异的自治区，弄成密不透风、极为神秘的围城，那就太不合算了。所以我国的西藏、新疆等自治区，应该发扬成绩，改正错误，向世界显示出光明磊落和开放透明的精神、以及灿烂辉煌的历史和令人羡慕的未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四、胡耀邦特别重视保护、继承和发扬少数民族的文化，认为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具体提出办西藏大学，藏族学生要占98%，规定进藏的汉族干部要把学藏语列为必修课一样，藏人就不会有藏语被汉语代替（所谓汉化）之忧。西藏文化也随着世界和中国文化的发展而发展。他甚至提出汉族音乐不得在西藏占主要地位，为主的必须是藏乐。其他如西藏历史、文学、戏剧、医药等，也要发扬光大。至于文物古迹的保护和修缮，就更不用说了。

五、所有这些旨在命名各民族团结友好、爱国家爱民族，使自治区和平稳定，繁荣开放的政策与措施，能够实现的先决条件，这是整个中国的民主化。也就是经过政治改革，变成一个宪政法治的国家，否则没有可能。如果在全国，仍然是党管一切，自治区再加上一个汉人当权，那不但自治区会更为动荡，全国也是很难做到安全稳定的。

（2009年2月28日改完）

陈维仁：胡耀邦与西藏

转自：www.chinathinktank.cn 发布：三略观察
　
本文是我两篇文章的合二而一。一篇是《西藏考察侧记》，首次发表在一九八○年七月十五日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二一七期上；另一篇《从“西藏考察”到“西藏工作座谈会”》，是应《怀念耀邦》一书编者之约新近才撰写的。两篇文稿产生的时间跨度正好是二十年。 文内涉及的历史事件最近的也都已十五六年了。为了缅怀 故去已十多年、但风范和功业永存的耀邦同志，我愿意写这类向後看的文章并辑选旧文 ，为“历史钩沉”。因为像耀邦同志这样杰出人物，历史是不应忘记他们的。我深信，西藏人民也是绝对不会忘记胡耀邦的。

《西藏考察侧记》原文较长，约一万六千字，对当年西藏那块神秘的热土有翔实的描述，但毕竟已时过境迁，这次限于篇幅，只选辑其中很少几个段落。我在《从“西藏考察”到“西藏工作座谈会”》这一新篇中对侧记的写作背景作了一些简介，以便大家理解《胡耀邦与西藏》这一主题的思路。

一九八○年的《西藏考察侧记》

党中央非常关怀西藏的建设。鉴于西藏的特殊历史和现实情况，中央决定对这个地区实行特殊灵活的政策，以修养生息，减轻人民负担，发展国民经济，提高西藏人民生活水平。目前，中央的政策已经付诸实施，受到西藏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

今年五月下旬，胡耀邦、万里同志受中央委托，亲自到西藏考察，同当地干部共商尽快提高西藏人民生活的大计。这是贯彻落实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确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恢复党的民族政策的一个成功范例。

我有机会随两位领导同志一起到西藏进行学习、调查，除了在拉萨列席了一些重要汇报会和座谈会外，还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走了日喀则地区五六个县，亲眼看了当地的自然风光和社会情况。我把此行的所见所闻做一些介绍。同时，也想藉此尽可能地表达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心声。

（一）

五月二十一日上午，我们离开首都机场飞往成都，准备次日上午直飞拉萨 ，就这样开始了西藏之行。起飞不久，耀邦同志就兴致勃勃地来到前舱，对随行的新华社记者谈了去西藏考察，不是去参观，而是去工作，要去解决点问题，主要是同那里的藏族、汉族干部共同商量如何尽快提高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大计。这就是我们此行的主题。你们要做报导，这也就是标题了。

耀邦同志说，关于西藏的工作，中央已经发了一个“三十一号文件”。我们这次去也就是要实际看一看，同那里的同志研究一下，这个文件有没有不够完满的地方，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补充。发文件和考察，都是为了发展西藏的经济，使西藏人民的生活尽快得到改善。耀邦同志说，西藏人民是勤劳的、勇敢的、智慧的人民，但是他们现在还很穷，生活还很困难。我们党中央的政策，就是要治一个“穷”字，建设一个富裕的、文明的、团结的新西藏。

耀邦同志对记者们说，要治“穷”，首先是两条：第一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第二就是要团结，加强民族团结。团结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没有团结还能有什么发展！他特别指出，我们所说的民族团结，在西藏，与在别的民族地区不同，与内蒙、新疆以及青海等省区不同。西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地区，基本上是藏族。所以，团结问题在这里主要是我们进藏的汉族同志（包括军队和家属）同广大藏族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们的某些汉族干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

接着，耀邦同志讲了中央为发展西藏经济，准备采取一些非常措施，也可以说是几项大政策。讲到为什么要采取这些大政策的理由，他说，西藏是个什么概念呢？第一，它拥有全国八分之一的面积；第二，人口不到二百万，只相当于全国的五百分之一，而且现在还很穷。二十九年来，中央和全国人民给了西藏很大帮助，总投资达四十五个亿。可是国家从西藏人民中征的税收、公粮总值不过五千九百万。二十多年来，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广大干部工作也是努力的。之所以没有把经济发展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根本的问题是，多年以来，一条极左路线对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破坏很大，在工作上硬搬内地的一套，搞“一刀切”。因此，我们在民族地区的政策，一定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考虑一个根本的方针，就是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主权。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

耀邦同志简明扼要地把中央考虑的几项非常措施概括为六个字：“免徵、放开、走人”。

免徵，就是全部免去全自治区群众的农牧业税，时间至少两年。不但免农牧业税，还不准随便向群众无偿徵用劳动力。

放开，就是在所有的经济活动领域，都要放宽政策，不要乱加限制，自留地、自留畜，群众自己能搞多少就让他们搞多少，房前屋后人家爱种什么就种什么。生产队更要有充分的自主权，群众手里的东西允许人家自由交换。生产队一般不要过大，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包产到组，到户，到人，都可以因地制宜。总之，怎样对生产发展有利就怎样发展。

走人，就是要逐步地把历年进藏的汉族干部大部分调回内地安排工作和生活，只留下少数工作上确实最必要的，并且要求他们服从组织分配，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加强同西藏人民的团结。

抵达拉萨后，耀邦同志把在途中的这些谈话内容，和万里同志一起，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地同当地的领导同志讲，并且根据考察的情况，他们又作了许多具体的补充。最后集中形成了五月二十九日耀邦同志在拉萨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的“六件大事”。这六件大事就是：

（一）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

（二）大大减轻群众负担，坚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

（三）在所有经济政策方面，都要放宽，实行特殊灵活的政策；

（四）把国家支援的经费，用到发展农牧业和促进发展藏族人民迫切需要的用品上；

（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大力发展藏族的科学文化事业；

（六）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两三年内，要使西藏的国家脱产干部中藏族干部占到三分之二以上。耀邦同志说，办好这六件事，认真实行这六条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两年到三年内，扭转西藏人民贫困的局面，两三年、五六年要超过三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十年就要大幅度地富裕起来。

耀邦同志在拉萨干部大会上讲话中提出的六条，集中反映了党中央当前和今后一个很长时期内对西藏工作的主要方针和政策，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所起的动员和鼓舞作用是非常大的，各方面人士的反映都非常强烈。

（二）

五月二十一日晚，我们在成都过夜。 部分同志利用旅途空隙，参观了著名的杜甫草堂和诸葛武侯祠。医生则忙着重新为所有同志检查了心脏、血压，做好了明早直飞拉萨的最后准备。

二十二日上午，天候一直非常好，晴空万里。 一望无际的群山，蜿蜒曲折的公路、河川，历历在目。八点四十分起飞，三小时后，飞机按预定时间平稳地降落在雅鲁藏布江畔的贡噶机场。 飞机还在高空盘旋，凭借着高原上特有的清晰的能见度，我们就已看到自治区的同志们在停机坪等着迎接来自北京的亲人了。可以设想同志们的心情和我们的心情一样，都非常激动。耀邦同志、万里同志高兴地走下舷梯和前来迎候的自治区的同志们热烈地一一握手问好。几位藏族同志向领导同志们献上洁白的哈达。

从踏上西藏自治区土地的第一分钟起，我们就感到周围的一切都是新奇的。从贡噶机场到拉萨还有一百多公里路程，要跨越雅鲁藏布江，沿拉萨河北上行车两小时。我原以为雅鲁藏布江一定是急流奔腾、浪涛滚滚的大川。其实不是。它江面宽阔，但水流却像镶嵌在浩瀚平沙中的一条碧绿的玉带，沿着险峻的山脚缓缓东去，没有风时，江面平稳得像一面镜子。

大自然的奇异风光，引起我们这些第一次来到西藏的人的好奇心。车行途中，大家不断地向陪同我们的同志问这问那。同志们一边回答我们的问题，同时关心着我们可能产生的高原反应，再三叮嘱我们不要活动量过大，要注意休息。 还要注意随时增减衣服，千万不要感冒。由于缺氧，感冒了不但不容易好，而且还会引起别的疾病。

后来证明，主人千叮万嘱是有道理的。耀邦同志就因为没有休息，到达住地后连续开会，兴奋地同自治区的同志们谈工作，所以，第二天就真的病倒发烧了。 另外也有的同志头晕吃不下饭，胸闷气短，连上楼梯也要感到两腿发软。但后一种情况一般难以避免，只要一两天就会缓过来的。

耀邦、万里同志到达拉萨以及他们当天一些重要谈话内容，第二天《西藏日报》和拉萨电台都作了醒目的报道。

我们到达第二天也就是消息公布的当天，五月二十三日，是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签订二十九周年纪念日。经耀邦同志提议，要在这一天举行一个茶话会，邀请西藏各方面的人士参加庆祝，同时徵询他们对西藏工作的意见，动员大家“同心同德建设新西藏”。

茶话会一片欢乐，非常热烈。充满了亲密团结的气氛。许多藏族上层人士，穿着节日的民族服装出席了这次盛会。遗憾的是，耀邦同志由于过于劳累，到晚上已发烧三十八度多。没有能够出席。万里同志在会上代表党中央和耀邦同志对参加茶话会的藏族、汉族干部和各方面人士表示亲切的慰问，表达了中央对西藏人民的关怀，并扼要地讲了中央为发展西藏经济、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将要采取的一些非常措施，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欢迎。 当年参加“十七条协议”制定和签字的当事人阿沛•阿旺晋美等同志，以及其他几位藏族上层人士和自治区的领导同志都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单摔坦率地对西藏今后的发展前景和工作提出了希望和建议，表示了要努力建设新西藏的决心。

这次中央领导同志来到西藏，正逢全自治区各地、县的主要负责同志齐集拉萨开工作会议，总结工作，座谈讨论如何贯彻中央“三十一号文件”精神的问题。这样，就使中央领导同志能够直接接触各地、县的负责人，向他们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下边的同志也可以面对面地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问题、意见和要求。

耀邦同志生病期间，万里同志一直在不倦地工作。他分批地把参加会议的地、县委书记们请来座谈，听他们汇报情况，耐心地向他们讲中央的政策。每次座谈会都开得生动活泼，大家畅所欲言，思想也很解放。 耀邦同志稍有康复，两位领导同志就一起继续在拉萨进行一系列调查、访问，同多方面的人士接触谈心。地方的同志们被中央领导同志循循善诱、平易近人的领导作风深深感动了。

从五月二十六日起，我和另外几位同志就离开拉萨到日喀则地区所属的几个县去了。 拉萨有些活动我们没有能继续参加。以后几天，我们都是在日喀则地区所属的几个县度过的。

二十九日夜，我们从萨迦县城赶到日喀则已是深夜。刚住下，几位地委秘书长同志热情地来看望我们，并兴奋告诉我们一些好消息。还说拉萨已来电话，明天两位领导同志下午到，总书记今天已经在拉萨向全体党政军干部作过报告了。还说他们不坐飞机，要乘车从江孜这条路线来。地区的同志已把接待工作安排得很周到。同志们希望见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三十日清晨，我们刚起床，又突然被告知，领导同志不来了，要我们今天无论如何赶回拉萨。这个变化，预先没有料到，原因后来才知道，主要是两位领导同志身体都不太好，长途跋涉，医生们不放心。再说，也考虑到时间，“六一”要赶回北京过。回程还要经过青海格尔木停留，如再绕行日喀则，势必把日程挤得很紧很紧了。

我们在日喀则匆匆参观后赶回拉萨的当晚，已经康复的耀邦同志关切地询问了我们此行的观感。

我们就要回北京了。离开拉萨的头天晚上，耀邦同志在同自治区的同志研究完工作后嘱咐说，中央的方针定了，你们就大胆工作。杨静仁同志、赵振清同志都还要留下来同你们工作一段时间，有什么问题随时同他们商量。中央拨给的钱，你们要好好用，每年都要为西藏人民扎扎实实地办成几件好事。明天我们走，你们开你们的会，办你们的事，不要送我们。同志们只能同意了。

三十一日清晨，天刚蒙蒙亮，送别的同志就三三两两地来到了住所前。阳光刚照上雄伟的布达拉宫的金顶，车队就向机场进发了。

（三）

西藏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是我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虽然全区人口还不到二百万，但是，这个地区举世瞩目，特别在同西南亚地区的联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解放以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以及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常关怀西藏的团结、进步和建设，这是人所共知的。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中央下决心对西藏自治区实行特殊灵活的政策，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目的在使西藏人民尽快富裕起来。我们在西藏各地亲自听到干部、群众的反映，都一致认为，中央的决策不仅非常及时，而且抓住了要害。好几位县委书记亲口对我们说，他们听到耀邦同志的讲话特别受鼓舞。而对他们鼓舞最大的是指出西藏人民还很穷这个最基本的事实。过去，谁说西藏“穷”，人民生活不好，就说你这是“否定成绩”了。有的藏族干部也不敢反映藏族群众的意见，比如你要反映说，藏民不喜欢吃小麦，要吃青稞，有人就问：“旧社会你们吃什么？现在有小麦吃还嫌不好！”等等。现在好了，中央指出了“穷”这个基本事实，并且决心要治“穷”，这就有奔头了。有的同志说，实行免征农牧业税，休养生息，原来我们连想也不敢想，群众听到了一定会从心眼里高呼“共产党万岁”的。


一些书记同志们说，只要照中央确定的政策办，保管一两年、两三年，西藏的经济就会有个明显的发展，人民生活很快会得到改善。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中央调整政策的时机，故意制造混乱，搞挑拨、分裂、破坏活动是根本违背西藏人民利益的。

总之，从我们接触到的干部、群众对这次以耀邦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到西藏解决问题的反映来看，由于中央的政策符合实际，大得人心，西藏地区的发展一定会是相当快的。西藏的未来是大有希望的。

从“西藏考察”到“西藏工作座谈会”

这段回忆如此命题，是《西藏考察侧记》那篇旧文章重印引出的。补写这篇回忆录的目的才真正可以称作为“历史钩沉”。

《侧记》是二十年前我随胡耀邦总书记一行去西藏考察回京后写的一篇“通讯”，如实记录了考察过程中的一个“侧面”。能有此行，笔者终生难忘。能有此行，笔者终生难忘。所见所闻感受之深，促使我情不自禁非把这段经历记下来不可：一来留给历史，二来及时传给未能获此“殊遇”的同志和朋友们共享，以广见闻。当初确实没有想过文稿会公开发表。更想不到二十年后此文还能做“心香”一炷，敬献给已故十多年的老首长，缅怀他为西藏的改革与发展做过但几乎被遗忘的宝贵贡献。

先说几句关于“殊遇”的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耀邦同志当了党的总书记，仍继续兼着中央党校复校之初就担任的副校长。我作为他在党校的秘书。在办公室（后改办公厅）任个副主任，负责同他经常联系。耀邦同志等中央领导准备去西藏考察的信息党校知道后，有同志建议我请示一下耀邦，希望他顺便带点党校的人随行去做调查研究。党校有个“西藏民族干部班”，开办不久。还是耀邦副校长倡议的，教学上也有需要。另外，西藏自治区领导热地同志正在党校学习，也向我表示，他想请几天假跟耀邦回去当个向导。

我反映后，耀邦同志处传他的话说：“中央这次去西藏，主要是同当地领导和群众共商‘治穷’‘致富’大计的，时间不长，走的地方也不会多；而且随行人员已定不准备多带人。热地同志来学习就不要去了，党校同志就让维仁同志一个人跟我们去吧！”

时间已过很久，已很难描述当时我获此“殊遇”的激动和喜悦心情！长久以来，在我的心目中，要想去一次西藏比出国还要难呢！无意之中获此良机，怎么能不感奋异常。时间很紧，我几乎连行装都来不及置备，提个包，背了架旧相机就跟上“考察组”登程西去。

五十年代我有过一段新闻工作的经历。主要是上夜班编稿、跑排字车间，偶尔也“出差”跑些地方，学学采访过过“记者”瘾。解放初期，举国上下到处都热气腾腾，一片兴旺。可那些年“繁花似锦”的大都市和富裕的江南“鱼米之乡”，我大都没去过。大西北五个省倒都去过了，包括不少贫困地区如甘南、青海牧区（藏民区）都走过。记得国庆十周年前后，我跟一位领导同志（后来我们成了“忘年交”的好友）出差西行，离开北京城沿途就亲眼目睹了不少“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心里沉甸甸的。那次西行最终到了黄河源头的青海湖畔，生了一场病还兴致勃勃，劲头十足，萌生了一股子“探险家”的遐想，打算沿青藏公路，跨越“莽昆仑”深入到西藏去探访一下“神秘”的布达拉宫。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看过甘南的拉卜楞寺和西宁附近的塔尔寺了。可惜经请示报社领导没有得到允许原因之一是，不久前刚发生过震惊世界的达赖喇嘛外逃事件，一些藏区的“叛乱”也还未完全平息，领导从安全考虑没让我们去。再说，拉萨那地方，平时也不是谁都可以随便去的。

没想到，这次我竟然有机会随耀邦同志等中央领导西藏一行，极不寻常地圆了我二十多年前的一个颇具浪漫色彩的“梦”。我与耀邦同志有五年的工作关系，去西藏是仅有的一次跟他外访。当时我的身份当然不是“记者”。随同采访的饿记者是新华社专派的。我是没有分派具体工作任务的“随员”。平时，我们在耀邦身边工作，他是很鼓励我们写东西的。如果你主动写了稿子愿意送给他看，他会很高兴认真帮你修改，连错别字都会帮着改过来。特别是针对一些现实问题写出了有点独到见解的稿子，他还会批上几句勉励和赞扬你的话，并指出优缺点帮你提高。

我写《侧记》不属于这类文稿，象是新闻记者写的“报道”。内容主要又涉及他的活动。由于当时我没有想过公开发表，也就不必事先向他打招呼了。后来真要公开登出时，我心里多少也有些顾虑。

《侧记》成稿很快，回京只两周，初稿就出来了。因为在考察过程中，由于以往的“职业旧习”，我边看就边想“腹稿”了。一个月后稿子竟然在《理论动态》上登出来，这主要是我们的校顾问范若愚同志积极推荐的。当时《理论动态》组的同志也赞成，发表前他们还帮我仔细做了文字上的修饰。《理论动态》创刊的头一两年，凡刊登的稿子几乎都事先要送给耀邦同志审阅的。到一九八○年，他早已顾不上这些事了，《动态》的稿子都由主管编辑自己定。《侧记》既经过范老推荐，编辑组的同志又都认可了，我深信内容就不致会出什么政治上的大 差错。果然，登出后反映不错，国内外都有报刊全文或摘要转载。有些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老朋友看后写信给我，说是读了《侧记》仿佛也跟我们到了西藏一游，特别是他们对耀邦同志不辞劳顿，不怕高原缺氧还到西藏考察的精神，非常地敬佩和赞叹！

《侧记》当年之所以引起人们关注，一是因为报道了中央领导特别是总书记的活动；二是《理论动态》当时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笔者是谁并不重要。

耀邦同志等中央领导考察西藏后那几年，在贯彻特殊政策，即“六字”方针（“免税、放开、走人”）中，我是听到过一些议论的。好的反映居多，我碰到过几位从西藏回到内地工作或治病的同志，他们对中央关怀充满由衷的感激之情。但也有非议的，说三道四，说“考察”造成进藏干部不安心，思想搞乱了，等等。

至于《侧记》刊于《理论动态》有无在消极方面“推波助澜”之嫌，对耀邦同志是否有什么不利影响，我没有想过，也未听说过。我相信，中央的指导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更相信我看到的和我笔下描写过的西藏，与耀邦心目中的西藏是互相印证的。记得中央领导离开拉萨前夕，我们一行从日喀则很晚才赶回来，当时耀邦同志正在与自治区领导们作最后一次座谈，叮嘱再三，向他们道别。即将结束谈话时，耀邦同志顺便问了我们下去有何观感，我简单汇报了两点：一是西藏的自然风光是既“美”又“奇”；二是基层的群众和干部的生活确实太苦太穷了。耀邦同志点点头，没说什么。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在那以后，我们再没有机会谈及“西藏考察”的话题。直到一九八八年秋天，我在烟台与耀邦同志巧遇敍旧聊天，才再次提到“西藏考察”的那次经历。也是首次涉及《侧记》的事。那时，他已“辞掉”总书记一年多，健康状况不佳。我是刚离开党校领导岗位，退居“二线”。他“忽闻”我退做“长寿翁”了，关切地问我今后还打算干点什么。交谈中我说到一九九○年将是去西藏满十年了，到时我想再去一次，看看十年后到底变化多大，也许还能再写篇《侧记》的“续篇”。他听了很高兴，欣然赞成我的设想，还嘱咐说：“也不要限于只走上次的老路，可以多跑点新地方看看嘛！”他称赞我体质比他好，还问过我的年龄。当时我心中暗想如我再去时，年龄虽比他进藏时还长一岁，因我是普通旅游者，一身轻松，是不会生病的。

这次，我们交谈的话题颇多，单凭涉及西藏那几句闲话，足见耀邦同志对我当年写过的东西还留有印象：更为重要的是，时间虽已过了相当于一个“抗日战争”的年代，这位可敬的永不放弃国计民生大事的革命老人，仍在关心着那块他曾留下深深足迹的“神秘”兮兮的土地。

那次交谈不久，耀邦同志就不幸辞世了。我后来也再没去西藏。“续篇”的事已无从谈起，连想一想也都已不合时宜了。

《侧记》续篇完全可以不写，更无需我去写。但是，我却一直留有印象：“西藏考察”那件大事的本身，确实有个“续篇”的。这一“续篇”，比正篇内容更丰富、更精彩。可惜，正如人们常说的一句老话：“人存政举、人亡事废”，它已经慢慢地被人们忘记了。

我所说的“续篇”，就是一九八四年春在北京开过的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是耀邦同志亲自提议召开的，由中央书记处主持。会议的具体成果如何，是否也受到过什么“干扰”，我讲不清楚。但我确有根据这样说，这次座谈会留下了丰硕的思想成果。这种成果，对我们的民族工作，是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至今都还值得从事这些方面工作的同志认真加以研究和思考。

为什么要开这个座谈会，如何把这次会开好，座谈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耀邦同志都有很具体、很周到的思考。


在追忆这次座谈会之前，不妨先回顾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简言之，这个会欣逢盛世，乃“治世之正道”也。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四年这四五年，我们的国家正处于“乱而后治”的一个巅锋时期。就全国范围讲，我们已胜利完成“文革”后拨乱反正的历史大转折，中央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已进入第三个年头。此时，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正方兴未艾地向前迈进。尽管思想解放的道路上仍有不少“暗礁”，或者说是节外生枝的阻力和干扰，党和国家的面貌确实有了很大改变。人们都在说，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好的时期。为了争取各方面（包括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好转，迎接建国三十五周年，党中央决定今后数年要在全国范围分期分批公开进行整党，以继续提高党的领导威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此时召开，并非只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全局的需要，它不仅推动了西藏工作前进，在一定意义上，这次会议及其解决问题的方法，还为整党工作，端正党风与政风树立了一个良好榜样。

从“西藏考察”到“西藏工作座谈会”，我所憾者，就是对后者，没有像上次去西藏考察那样的机遇和亲身感受，连信息都是两三个月后从当时书记处研究室发给我们“阅读”的一份《情况通报》（第三七二期）上得知的。《情况通报》只刊登了耀邦同志在“座谈会”上的七次讲话的“摘要”。

我所知道的有关会议情况和讲话内容，主要就是从那份已成“历史档案”的材料中得到的。公开报刊是怎样报道的，本文就不必去涉及了。

《情况通报》刊登讲话“摘要”时有这样一段“按语”：

胡耀邦同志在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一、第二两部分，提出为了把西藏工作推向前进，必须对西藏情况来一次“再认识”。并且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联系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具体、深刻地阐述了自觉地对客观事物和我们的工作进行“再认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如何进行这种“再认识”问题，它对于各地方、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在抓好经济建设和整党两件大事中，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工作，走改革的路，努力开创新局面，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现特刊出，以供阅读。

这个评价是公允的，并注明“本期《通报》发至省、军级，可翻印至县团级”。可见，当年知道开过西藏工作座谈会和耀邦讲话内容的同志还是不少的。

中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开这么一个会？解决什么问题？会议开始，耀邦同志有这样一段话：

“请了你们（指从西藏来参加会的同志）这么多同志来，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和你们一起专门座谈西藏工作，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也是西藏解放以来的第一次。请你们来干什么？第一，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没有什么特别任务；第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不是说西藏发生了什么特别重大的问题。应当肯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路线和中央对西藏工作指示精神的指引下，这几年的西藏工作（指‘西藏考察’后的几年），总起来说是有成绩的，自治区党委和各级领导，绝大多数都是好同志，辛辛苦苦做了工作，是出了力的。那么，请同志们来干什么呢？可以很坦率地告诉你们，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听到了一些对西藏工作的反映和意见。有党内同志提的，也有党外同志提的，有在北京的同志提的，也有在西藏工作的同志提的。其中有些意见，可能过分一点，但是我们书记处几位同志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许多意见都很值得重视，值得中央重视，也值得你们重视。听说有些意见你们也知道，但是不大赞成，或者感到委屈，甚至有些同志有点气愤──怎么把西藏工作说的一无是处啊！最近还有些传闻，说中央对西藏打算如何如何。这纯属妄测，没有那回事。但是，既然有不少反映，又有种种想法，那就索性请你们来，当面座谈一下。或者说，中央书记处同志和你们一起，把西藏的情况，把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再深入研究一下。用一个哲学名词来说，就是对西藏的情况和工作问题，来一次‘再认识’。”

耀邦同志讲话，一如既往，“话如其人”，符合他的性格特点。这段话更是如此，生动地再现了他一贯“从谏如流”又“循循善诱”的领导风格。像跟老朋友话家常，用轻松平实的语言，把一件大事交代得清清楚楚。以往工作中，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听他讲过，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党的高级干部，要学会尽量用“轻松的形式”去解决“严肃的问题”。我认为“西藏工作座谈会”可说是一个极好的典范。

针对西藏的情况，中央决定用开“座谈会”的形式去解决存在的问题，是耀邦同志的“点子”。会上他有一段回顾决策过程的话是这样的：“原来曾经设想，派几个年轻的同志去西藏了解一下。但是中央书记处年轻的同志太少了，只有两三位，其余的同志都是六十岁以上，能去的不多。这个办法不行。所以还是请你们来，索性多来些人。一方面中央书记处同志可以和你们一起认真谈一谈，一方面还可请你们到这几年经济建设发展较快的江苏、广东等地去参观。参观有两个作用：一是休息休息，二是对重新认识西藏有好处。看看人家，再看看自己，有利于开阔眼界，多方借鉴。因此，人来多一点，时间也可以稍长一点。”

我说“座谈会”是四年前“西藏考察”的“续篇”，根据正是耀邦同志的这段话。

耀邦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担任党的总书记后经常讲党的“民主集中制”这个话题，其原因，一句话概括，就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教训太多了。这个制度是真实行，还是假实行，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和成败。在我们党的高层领导人中，耀邦同志应该说是一位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他说：“会议怎么个开法，刚才启立同志讲了，先听你们汇报。汇报的时候，别的同志可以插话，也可以提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不是坏事。要把一件事情搞好，就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党内对于某个问题的认识，某项政策的制订，某些经验的总结，有不同意见是经常的，也是正常的。只有经过反复讨论和比较，才能求得统一，归于正确。五十年代，苏联人喜欢讲一句话，说中苏之间‘没有丝毫的意见分歧’，‘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假话。”

耀邦同志“以苏为戒”的话，主要是警策自己。他说：“一点意见都没有？一丝一毫都没有？不可能的嘛！有不同意见，经过比较分析的研究和讨论，摆事实，讲道理，取得一致，这才是符合思想认识的发展规律的。我们所以需要民主集中制，就是这个缘故。应该允许不同意见，讲错了也不要紧，不记帐。不能因为人家讲了点不同意见，就问人家为什么前几天不讲呀？去年不讲呀，这次才讲呀？人家原来不敢讲，或者不好意思讲嘛！今天讲出来就好嘛！”

耀邦同志说：“座谈会最后，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要通过一个《纪要》。这个‘纪要’经中央书记处讨论研究，作为中央文件，你们带回去，今后西藏工作就按这个文件精神办。”耀邦同志的这些话，我以为是对党的“民主集中制”最好的诠释。

五十年代，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党内盛行个人说了算，曾犯过搞“大跃进”等一系列错误。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开过一个规模空前的发扬民主的大会，称“七千人大会”或曰“出气会”。目的当然是纠正错误。大会上还郑重重申要全党重视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后来结果如何？熟悉那段历史的同志都是知道的。没过几年，非但“民主”看不见了，“文革”大动乱上演后，“民主集中制”连提一提都会认为你是“影射”什么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党本来早就有个好传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原理的，叫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这是毛泽东同志自己总结出来并且是用他的原话表达的。再加上“民主集中制”这一条，也是毛主席总结并用准确而精炼的语言表达的。这两条如果后来都认真实行，特别在制定党的政策和工作方针、乃至处理党内生活中的任何重大问题，都不违反这两条，新中国建立后的许多重大失误也许有的就不会发生。

在耀邦同志看来，提倡讲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识论，比背诵这两条要好的多。提倡“再认识”，更能把“实事求是”这个真理真正落到实处。

我们可以再看看他以下一些更具体、更精确的论述。

耀邦同志说：“中央对于西藏，原来是有个基本认识的，从当年的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到今天负责中央工作的我们这些人，对西藏是有个基本认识的，虽然不能说已经认识得很深刻了。你们在西藏工作的同志，应当比我们认识得更具体、更深刻些，你们长期在那里工作嘛！在‘庐山’里面，真面目是不是认识到了，是不是认识完全了，深刻了？或者认识有没有不正确的地方？怎样更正确、更深刻地认识西藏？这就是请你们来座谈的主要的意思。”

耀邦同志说：“认识问题，思想是否正确的问题，是第一位的大问题，至关重要，不能轻视。”他说，为要变革现实事物，就要认识现实事物。而事物是不容易认识的。比如什么是社会主义，又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搞了几十年，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不能说都认识清楚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五年，我们的认识才比较正确了，比较清楚一些了。因此事业发展才一年比一年好，确实是蒸蒸日上。当然还不能说，已经认识得完全正确，完全清楚了，而只能说比毛主席晚期认识得正确一些和清楚一些了。当然不是说今天我们这些人比毛主席怎么高明，而是因为在建设与实践中经过反复，经过比较，尤其是经过挫折，跌了大跟头，吃了大苦头，才逐渐认识得比较正确、比较清楚了。

耀邦同志说：“可不可以说，认识有两个重要环节，或者说有两个困难任务，就是要从个别到一般，又要从一般到个别。在这两个环节上解决不好，都会犯错误。”

关于第一个环节，他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有的同志在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前，为什么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开创不了新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思想方法不对头，被纷繁复杂的事物迷惑住了，没有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具体上升到抽象，没有进行科学的抽象，因而抓不住事物的中心和本质。这个问题很大，要用许多例子来加以说明。”

为了解释什么叫抽象，科学的抽象，耀邦举了些例子加以说明，从马恩他们讲的“人”这个概念是从具体的“张三、李四”抽象出来，人和动物的主要区别是人会创造工具，一直讲到我们农业上探索如何加强责任制，总结出“联产计酬、专业承包”这“八个字”才使农业大大增产等，使人们听来很实际，明白易懂。

耀邦同志说：认识的第二个环节是从一般到个别，或者说从抽象到具体。他强调指出：“解决好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现实事物是多样的，千差万别的，而不是单一的，千篇一律的。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在认识了一般的规律之后，却往往忘记了还要回到个别和特殊，还要把一般与特殊相结合。比如说如何对待中央的文件，就是一个大问题。现在中央威望高，中央文件发得比较及时，也比较成熟，再加上又强调都要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这样就使得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同志容易产生一种观念，似乎中央既然讲得很完全，自己就可以不动脑筋，照本宣科就行了。事情就是这样，中央的东西成系统，当然有好处，但又可能带来另一方面的缺点。”所以，在认识的第二个环节上，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一般化，一刀切，按老框框办事，丢掉了因地因时制宜，丢掉了创造性。其结果，只能讲套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耀邦同志根据上述观点归结到对西藏的认识，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错误思想。一种错误是只强调特殊性，认为西藏同全国其他各地没有什么共同性和同一性，历史上也没有什么联系、完全或几乎完全是个‘独立国’，估计有这种思想的人，为数不多，主要是某些上层人士。这种思想，当然是完全错误的。”

针对这种错误认识，耀邦同志讲到我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我国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灿烂的文化，是五十六个民族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共同创造的。我们有庞大的疆域，也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今后我们五十六个民族，只能在中央领导下走团结友爱、相依为命、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反之，如果不走这条路，而走另一条路，走民族不和以至分裂的道路，我们的国家就没有希望，各民族的利益都要遭到严重损害。以西藏来说，如果离开全国其他省市区，自己‘单干’，能有什么好的前途？ 。。。

讲到这里，习仲勋同志插话：“按达赖的办法，必然是外国侵略者的殖民地。”

耀邦同志接着列举了自解放以来中央对西藏的援助，还有“西藏考察”后中央承诺的减免和财政支援等，提醒大家说，这类情况，有些群众可能不知道，你们要经常宣讲嘛！西藏‘单干’是没有前途的。这就是西藏同全国各地最大的共同性和同一性。

耀邦同志指出：“另一种错误思想，是不承认特殊性，不承认西藏在全国各省市区中，有最大的特殊性。不承认这一点，否定这一点，西藏工作也是无法前进的。”

西藏的特殊性，究竟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耀邦同志系统地讲了他的看法，他从特殊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讲到历史、文化、宗教，以及一般国内外人士对西藏的传统印象。他说：“由于各方面的特殊情况，西藏在世界广大人们心中是个很‘神秘’的地方，为世界舆论所关注。这里一旦有点什么风吹草动，舆论反映快得很。北京出点什么事，有时还不大引起注意，而拉萨、日喀则出点事，外国报纸就大登特登。尤其是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人，总想插手。”

他说：“因此，我想再强调一下这个观点：一是西藏具有很大的特殊性，比全国其他省市区都更加特殊；二是这种特殊性将长期存在，需要上百年或者几百年才能逐渐消失。我们中央的同志，中央各部门的同志，尤其是在西藏工作的同志，究竟对这点认识够了没有？是一个很值得认真想一想的问题。”

耀邦同志说，特别是西藏的同志，你们处于这种情况中，在思想上应该注意什么、防止什么呢？他说：“在我看来，你们是不是在有些问题上，担心太多了一点？而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想得不那么够呀？我看你们无非是‘四个担心’”：第一，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或者说害怕不能用同内地一样的模式来搞社会主义。脑子里总有这么一个阴影。这样一来，首先就把自己思想束缚住了。第二，担心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第三，担心宗教的影响会不会愈来愈大。第四，担心有朝一日会不会重新出现大叛乱。对这些问题，如果想得太多，考虑太多，不联系相关的条件，不结合西藏的特殊情况和实际需要，而是孤立地加以强调，那就很难真正解放思想了，也就不可能认真思考另外一些本来应当更多思考的问题了。结果你们担心的那些问题，反倒不可能真正解决。”

哪些才是应当更多思考的问题呢？耀邦同志说：“我看你们在以下三个问题上想得不够，至少兴趣不浓。”耀邦同志指的“三个兴趣不浓”：第一，是对如何“因地制宜”按西藏的特殊条件和广大藏族同胞的接受程度把西藏的经济搞上去兴趣不浓。第二，是对要认真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做好宗教工作兴趣不浓。耀邦同志问大家，平时你们对这方面，是主动积极去开展工作，还是消极被动的呢？他说：“在西藏，如果你们不能积极热情开展工作，不能很好地团结宗教界和上层人士，也就不可能把更广大的老百姓团结起来，这是因为那些人的影响，往往比你们还要大。

所以，你们对统战工作的兴趣，一定要加强。”“我们同宗教界和上层人士，总是有很多差异的。但一定要注意，多找共同点，突出共同点；而不要突出差异点，突出分歧点。要看到那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一是爱国的，是拥护祖国统一的；二是想把西藏的经济、文化发展起来的。”第三，耀邦同志问大家，你们对西藏的固有文化，包括语言、文艺、历史等等，兴趣浓不浓？“如果不认真保护和发扬西藏固有文化中优良的东西，西藏的文化建设就没有根基，就会丧失其自己应有的特色。”耀邦同志特别强调，要大家注意：“决不能忽视甚至抹杀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特点。因此希望西藏的同志，对于西藏的历史、语言和文学艺术中的一切优良东西，一定要尊重、保护，并且认真扶植。”

关于对待少数民族文化的问题，他还特别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的汉族干部如果不尊重人家，甚至想用汉族文化去取代人家的文化，肯定是要碰大钉子的。首先应当尊重人家的东西，再同人家一道，精心加以分析，区分哪些是优良的，哪些是落后的，然后再经过人家自己，发扬优良的东西，抛弃落后的东西。这才是对待民族文化问题上的正确方针。”耀邦同志批评道，对待民族文化这个问题，在我们文艺界的某些同志并没有完全解决好。他说：“我们进藏的汉族干部，究竟有没有这种观念？我看不单单在西藏，同样在其他许多民族地区，尊重民族文化的观念很可能是非常淡漠的。”

耀邦同志讲完“四个担心”和“三个兴趣不浓”后，深情地说：“我主张你们翻一个个儿，把‘三个兴趣不浓’搞浓起来，而把‘四个担心害怕’大胆放下。生活的辩证法就是这样，你越害怕丢掉的东西，越是缩手缩脚抓住不放，就越是会丢掉；而当你思想解放，视野扩开，索性把单纯怕丢掉的心理抛掉，反而随着整个事业的发展，更加牢靠。几十年来，我们就有这么一条经验。比如多年来一股劲只抓粮食，却老是缺粮，索性放开了，不是只想粮食，而是多种经营，粮食反而多起来了！这难道不是生活的辩证法？”

类似这样充满辩证法的道理，耀邦同志还讲了一些，就不多举了。

最后，我想引耀邦同志一段总结性的话，也把它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同志们，你们丢掉“四个担心”，提高“三个兴趣”，就有可能使西藏工作大进一步，你们的思想水平也会有一个较大的提高。在党的领导下，使西藏逐步富裕繁荣起来，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任务，可以说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都没有碰到过的艰巨任务，是“困难又特殊的”，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

这段话也是耀邦同志在“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主旨讲话的结尾。今日读之，我们犹感那位曾对西藏人民、对西藏的改革与发展前景充满期待与祝福的人的那颗炽热心脏仍在强有力地跳动，他激越昂奋的话音还在座谈大厅中绕梁和回荡。

耀帮同志上述充满“期待与祝福”的话，也正符合我写这篇“钩沉”文稿的本意。行文至此，我搁下笔反顾一下全文，显然文字过于长了些，但我欣慰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篇幅都是耀邦同志的原话。大家知道，耀邦同志是不讲“套话”的，并十分厌恶那种“党八股”恶习。这里引的最后一段虽也多少有点“套”气，但很“提神”，很鼓舞人心。

我深信，西藏两百万藏族同胞将因他的“期待与祝福”而永远地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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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十月
（作者系前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原载《怀念耀邦》第四集164-186页，2006年4月9日五柳村曾使用多维新闻的文本发表在blog仲夏夜之梦, 但经与原书核对，发现有重要遗漏。经校改后于2008年4月5日收存本站。

我的崇敬是串串泪珠

————写在达赖喇嘛尊者74岁诞辰之际

诗/朱瑞

我的崇敬是串串泪珠
在您走过的路上
滴落
又长出供奉的花朵

我的崇敬是写不尽的方块字
始于您那千疮百孔的佛国
向世界传达
一个目击者痛苦的述说

我的崇敬
已然成了喜马拉雅式的
等身匍伏和默祷————

请您永驻世间
救度那些利益的俘虏

写于2009年7月3日
改于2009年7月5日

藏族自治州的招干招工更应该重视藏语文考试

文/华锐岗噶


目前，有些藏族自治州在招考公务员、事业单位国家公职人员时，已经将藏语文排除在应考范围之外。长此下去，学习藏语文的学生将永远堵在了民族地区行政和事业单位大门之外了，那么学习藏语文的学生的就业岗位在哪里？藏族的“双语”、“三语”教育如何进行？眼下我所知道的最佳岗位是政府里门的藏语文办公室、电视台的藏语部、藏文报社、民族出版社、社科院、电影译制厂、藏医院、部分教师等岗位外，就少至又少了。学生学习藏语文后不能就业，又有多少人愿意学习呢？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传承、发展又置于何地？我认为这是一种对民族工作极不负责任，极不重视的严重错误做法，应当引起国家有关部委和社会各界以及藏族自己的重视。



Re:藏族自治州的招干招工更应该重视藏语文考试
[ 2009-7-2 20:19:00 | By: 旦旦(游客) ]

这一问题实属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今后传承、使用、发展的瓶颈问题，若不能彻底解决这一障碍性的问题，藏语文的学习和发展将面临更多困难，希望能多多支持，多多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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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藏族自治州的招干招工更应该重视藏语文考试
[ 2009-7-2 20:29:00 | By: 才华(游客) ]

依我看,各自治州在招考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国家公职人员时，将藏语文列为重点必考课目，将极大调动藏族学生学习母语的积极性，群众要求政府全面开设藏语文的呼声会倍增。这一样以来学习母语的各种问题就此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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