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共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茉莉
因几十年前一曲《翻身农奴把歌唱》唱成副省级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近年来已与时俱进，热衷于演唱藏语歌曲《美丽的仁增旺姆》了。这首优美的藏语歌曲吟唱的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歌，曲作者是流亡藏人图登桑珠。
但在今年1月，西藏自治区人大代表却不同寻常地通过了一个决定，将每年3月28日定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发动甚至强迫人们载歌载舞去纪念。这就不禁让人纳闷，中共当局把搁置已久的陈词滥调——“农奴曲”又搬出来，所为何来？
◎ 北京祭出马克思进步论法宝
对西藏人来说，2009年非常特殊之处在于，这是他们纪念抗暴起义五十周年，铭记他们的民族领袖被迫长期流亡的一年，也是去年发生的拉萨“三一四”骚乱事件的周年纪念。因此，流亡藏人将这一年定为“大黑年”，决定放弃庆祝藏历新年，以悼念一个民族的苦难。
这种具有非暴力不服从性质的民间集体活动，在境内西藏和流亡西藏都获得广泛的响应。对此，中共一贯使用的用坦克和刺刀镇压之方式，已经不能奏效了，你能拿那些安静地坐在家里、不肯吃节日美食“切玛尔”也不相互拜年的藏民怎么办呢？至于那些对世俗汉人有效的经济收买政策，对全民信佛的藏民族，效果也很有限。对此，中国当局不能不紧张了。
最近，北京从他们陈旧的理论武库里，祭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来对付西藏人，（有朋友说，马克思在坟墓里会气得翻好几个个儿）。看起来，这是一个相当厉害的逻辑武器。马克思主义曾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而马克思主义的“进步观”则是：每一新的社会形态都会比被取代的社会形态更高级、更进步。
由于中国社会充满了对“进步”的信仰，因此，北京拣出来的这个旧法宝，就有可能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联手，变成欺压弱小民族的武器：因为你们的社会形态落后于我们，所以我们殖民你们镇压你们就有了合法性。殊不知，人本主义对进步主义的怀疑和批判，已经在当代西方形成广泛的共识，只是一些信奉弱肉强食的中国人不愿了解而已。
◎ 比赛讲故事，百密有一疏
自五十年前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流亡藏人用他们真实的血泪，讲述了一个民族被欺凌的悲伤故事。这个故事长久地唤醒西方人的良知。现在北京东施效颦，也要对世界讲故事了。他们有几千名吃皇粮的御用藏学家，再找来一些“翻身农奴”及其子孙，齐齐围绕这个“纪念日”忆苦思甜，以庞大的宣传机器为这一类故事扩大效果，并发起对达赖喇嘛的大肆攻击。北京以为，这样以攻为守，就可以抵消流亡藏人在国际上的影响了。
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不可说不高明。只需卖力宣传“农奴解放纪念日”，就将本来属于人权迫害、民族冲突性质的西藏问题，改换为阶级斗争性质———农奴和农奴主的斗争。这样，中共俨然以先进社会形态的代表自居，抢占了革命的道德高地。
俗话说：“百密一疏。”北京在极周密的考虑中也会有一点疏忽。打这种纪念农奴日的牌，固然会让许多大汉族主义者骄傲自豪，让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受蒙蔽，但这样的大事宣传，也会将西藏问题进一步推向舆论关注的焦点，引起人们求知求真的兴趣。一旦更多的人追问中共侵藏之事实以及西藏历史之真相，会出现许多对中共不利的质疑。
例如有西藏人质疑：“如果真的所有的藏人在过去的时间里，都是奴隶和农奴的身份而让中国给‘解放’了，那么为何这些奴隶和农奴的儿子们要站起来对抗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藏人生存在西藏之外？”
◎ 过去的西藏是否真是农奴制？
藏族学者达瓦才仁曾采访许多境内和流亡藏人，他在《血祭雪域》一书中写到：“中国称西藏是封建农奴制，西藏人则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农奴，而是类似契约的情况下租种田地的农民。牧民也认为自己明明是自由人，怎么会是‘奴’。”
不光西藏人自己不承认“农奴制”的说法，不少西方藏学家也不认同中共的定性。例如，法国汉藏历史学家卡西亚-布福特里耶（Katia-Buffetrille）女士在2008年3月接受采访，回答法国权威报纸《世界报》的问题说：
“有关‘农奴’一词，一些藏学家也不同意用在农民身上。他们认为用‘普通百姓’或‘臣民’更贴切。事实上，当时大部分西藏平民都是农民。他们以世袭的方式与土地连在一起，必须向领主缴税，税可以是现钱或实物，但更多的是以劳做方式抵偿，大部分是田间劳作。这样的制度看起来很严格，但实际上有很大的弹性。那时的农民确实要尽义务，但也享有权利。领主对农民完全没有生杀大权。这个制度远远谈不上理想，但与奴隶制不能相提并论。”
那么，为什么中共能够从西藏找出一些“翻身农奴”做例子大事渲染？这是因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内部，都有千姿百态、各种成分兼具的复杂情况。比较落后的旧西藏社会里有很多自由民，但也有一部分放牧、种地的农奴，例如被称为“朗生”的贵族庄园的家奴。这即是说，旧西藏有农奴制成分，但不能把整个社会定性为农奴制。
如果因为旧西藏曾存在部分农奴，就把整个社会说成是农奴制，如此以偏概全地类推，事情就麻烦了。例如，美国独立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南方还长期存在黑人奴隶呢。我们可以把那个时期的美国全面定性为奴隶制吗？再如，中国长期的封建制社会里一直存在家奴和农奴，《红楼梦》中那位抗婚的美丽丫鬟鸳鸯，即是世代为奴的家生女仆。
◎ 西藏自我改革的努力被共军踏碎
列宁曾在提及农奴制时说：“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是这种经济制度的条件”。如果以“人身依附”作为农奴制的条件，那么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便是百分之百的农奴制了。自土改以后，中共便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地主，它强占国家所有的土地，强迫包括笔者在内的变相农奴——人民公社社员在土地上辛苦劳作。当今中国大量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以及陷入黑砖窑里做奴工的少年和成人，都可以证明，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也有类似奴隶制的成分。
已故的班禅喇嘛和十四世达赖喇嘛都多次指出：西藏的社会虽然不平等，但从来没有听说过饿死人的事情发生。据王力雄说，西藏的农奴在土改中还有定为“富裕农奴”成份的，可见他们并不都很贫穷。一般朗生（家奴）每天给喝两次酒。当年在人民公社里饥饿至死的农奴，做梦也不敢想有这样好的待遇啊。
大凡缺乏合法性的统治者，都企图通过重塑历史而营造政治上的合法性。可见，讲农奴故事对中共来说是何等重要。但是，这种故事除了留下许多破绽之外，还会令许多有现代观念的人思考：即使旧西藏真的是农奴制，改变旧制度也应该是西藏人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权利，否则这就成了殖民主义的逻辑：当地人无力文明，我们给你带来文明。
其实西藏人对旧制度的改革并不比中国人晚。早在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就开始针对西藏的各种弊端，进行一场长达20多年的现代化改革。他的新政包括：改革落后的寺院制度，引进了货币、邮政、电讯设施等，强化了藏军力，创办西藏医学院，……。然而，那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成效并不彰显。而后，年轻的第十四达赖喇嘛又在1950年成立了一个“改革会议”的组织，其中包括来自底层人民的代表。
然而，西藏人这一系列自我改革的努力，最后都被中国进藏大军的铁蹄粉碎了。以致今天，大多数国内汉人只听到一曲假唱的“农奴曲”，还以为这是汉人对藏人的最大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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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9年3月号
“欧洲拉登”的暴力诗歌
———卡拉季奇与种族屠杀
茉莉
台湾诗人非马有一首叫《缄默》的小诗，涉及引发战火的波黑塞族前领导人卡拉季奇。诗人沉痛地感叹：“一旦诗般美丽的语言/ 被用来引爆/ 新仇旧恨的/ 炮弹/ 人类需要/ 另一种全新的/ 弃绝音节的/ 缄默/ 面对这荒谬绝伦的世界/ 他们其实也/ 无话可说”
当优雅的诗歌语言成为刽子手屠杀的武器，难以接受这一现实的人们只有无言与缄默。但缄默片刻之后，就有必要对这种现象进行探究和思考。从某种角度看，诗歌的浪漫主义有着破坏宽容，否认理性和常识的一面，一旦它被极端的民族主义所利用，便很容易为暴君、独裁者和杀人狂服务，从而给世界造成惨烈的祸害。
◎ 诗人佩戴剧毒的民族主义纹章
卡拉季奇在成为波黑塞族共和国的总统之前是一名精神病医生，还是一位有名的诗人。他自1968年起出版多本诗集，甚至在1994年获得俄罗斯“肖洛霍夫作家协会奖”。即使在被北约追捕的13年逃亡期间，他也通过秘密渠道出版一部剧本，一部名为《这里有奇迹，这里没有奇迹》的儿童诗集，还有一部言情小说《夜晚的奇迹纪年史》。
然而，颇有文学才华的卡拉季奇，却是欧洲人眼中的杀人狂魔。他在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五年的波黑战争期间担任塞族领导人，被海牙法庭指控授权部下搞种族灭绝，将100万穆斯林和克罗地亚平民逐出家乡。塞族军队还被控在东部的斯雷布雷尼察屠杀了8000名穆斯林平民。卡拉季奇因此成为二十世纪最残酷的战犯之一，被冠上“欧洲拉登”的称号。
最近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位助理教授整理出本·拉登诗选，称他是一位“技艺高超的诗人”。该学者正在分析拉登的诗歌及其在“圣战”中的作用。例如，在一首像恐怖片一样鼓励人们前赴后继做“烈士”的抒情诗里，本·拉登如此写道：“投入战争的硝烟中，/ 是真正含笑的英雄。/ 他们勇往直前，直到/ 刀刃被鲜血染红。”
“ 欧洲的拉登”卡拉季奇在其诗歌中，也是鼓吹战争和杀戮。但他和本·拉登不同的地方在于，本·拉登鼓吹为真主而战，卡拉季奇则是鼓吹狭隘而疯狂的大塞族民族主义，宣扬对异族的仇恨，他因此被称为“佩戴剧毒的民族主义纹章的诗人”。在著名的“科索沃诅咒”中，卡拉季奇笔下的拉扎宣称：
“任何塞族人，任何有塞族血统的人，假如不参加科索沃的战斗，那就唯愿他绝不会有他所欲望的子嗣――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唯愿他即使亲手播种也将颗粒不收――既没有黑葡萄酒也没有白生生的小麦。”
这段话可视为卡拉季奇对塞族发出的全民族战争动员令。他的士兵实施了清除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总计划，建立了奥马尔斯卡拘留营。拘留营的一位幸存者如此描绘囚犯遭受的折磨: “饥渴，被轮奸，精疲力竭，头盖骨被打碎，性器官被撕裂，腹部被剖开，这些都是卡拉季奇的士兵干的。”
◎ 诗歌可作为种族清洗的罪证
在一首题为《1968年的萨拉热窝》的诗中，卡拉季奇写道：“我可以听到行走的灾难，城市像教堂里的一间房子在燃烧”，“我聆听着灾难来临的脚步声。”他为萨拉热窝在战火中的毁灭感到得意，因为早在二、三十年之前，他的诗歌就预告了这一切。
诗歌成为卡拉季奇煽动军队的手段，例如《清晨的炸弹》：“在这最黑暗的夜晚/ 我期待黎明/ 经由破晓的隐匿的劈啪声/ 我投掷一颗笑的炸弹/ 是的，我对人类扔了一颗炸弹”。这个手上沾满了鲜血的诗人，在诗中回顾塞尔维亚之王，以对祖先的共同记忆，号召塞族人：“迷途的兄弟，时代在考验我们，朝着没有我的那个世界的一个个人头开枪扫射吧！”
2008 年7月30日，塞尔维亚将卡拉季奇引渡到海牙前南刑庭。他涉嫌犯有种族清洗和反人类罪两项罪行，从此开始漫长的审判阶段。此时，他的那些宣扬荒诞暴力的战斗诗歌，那些鼓吹大塞族主义的文本，就可能出现在法庭上，作为从法律上判断其主观意图的材料，成为证实卡拉季奇有意实施种族清洗的有效证据。
如此丧尽天良的诗人也有与他趣味相投的诗友。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崇拜列宁的俄罗斯诗人李蒙诺夫曾应卡拉季奇之邀，参加一次阻击兵巡逻。就像一个得意的父亲给儿子看一个新玩具，卡拉季奇带李蒙诺夫视察一个塞族阵地。在鸟瞰萨拉热窝之时，李蒙诺夫向几个无辜的牺牲品开枪，这令嗜血的卡拉季奇感到很开心。
◎ 从希特勒到毛泽东都浪漫抒情
昆德拉曾经辛辣地讽刺某些诗人和诗歌：“诗人总是如此疯狂地热衷于他们所经历的感情，以至于脑子都冒烟了，呈现出一片彩虹的灿烂景象，监牢之上的奇妙的彩虹……”。
毛泽东的脑子冒烟，我们中国人是领教过的。一九五九年，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已经开始，毛泽东回到家乡韶山，却满怀豪情地吟诵：“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在几千万人饿死的尸体上，他以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展现绚丽的诗歌彩虹。
大独裁者似乎都有一点艺术细胞。希特勒年轻时就想要当一名美术家，他对建筑艺术感兴趣，而且热爱音乐。当希特勒还是一个寒酸窘困的年轻人时，他曾冒着严寒，买站票去歌剧院观看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歌剧。后来在纳粹党大会召开或群众集会上，都演奏瓦格纳的音乐《众神的黄昏》。
为什么希特勒如此所以喜欢瓦格纳？因为他着迷于瓦格纳的音乐神话。瓦格纳用音乐讲述了神、巨人和尼伯龙根人为了争夺黄金指环而发生的战争。战争、英雄、死亡、复活，女性守护者——音乐中的乌托邦建立在战争鲜血的地狱之上。患有浪漫主义自恋症的希特勒相信，他是受苍天的召唤来拯救祖国的。他那病态的艺术气质导致日后具有灾难性的政治幻想。
◎ 浪漫主义和“卡拉季奇崇拜”
一次又一次大屠杀的悲剧，发生在现代文明的孕育之地——欧洲，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在欧洲现代文明内部蕴涵着一颗毒瘤——民族主义。但人们很少注意到的是，滚烫的浪漫主义曾是民族主义爆烈的同盟，甚至是纳粹主义的先声。
与纳粹有关的浪漫主义，是指德国浪漫派，而不是雪莱、雨果所代表的英法浪漫派。德国浪漫主义崇尚绝对美的东西，以绝对美取代真和善的判断，强调具有民族特色或集体色彩的美学观。在他们看来，雅利安人种是全世界最智慧、最健康、最完美、最有组织能力的民族，他们把维持民族的纯净作为理想，从而走向法西斯主义。
这种浪漫主义被认为是对启蒙的反动和背叛，它摒弃理性，沉迷于自我的感受、精神和意志，不相信世界存在本质和真理。西方哲学家伯林曾历数浪漫主义的罪过：破坏宽容的日常生活，破坏世俗趣味，破坏常识……。
在二十世纪里，浪漫主义曾给政治上的造神运动推波助澜。苏联的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都曾被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诗歌热烈赞颂吹捧。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浪漫主义大都被自由主义所吸收，成为宽容的多元主义中的一元，但我们仍然在中国御用诗人“纵做鬼也幸福”之类毫无人性的诗词中，读到反动浪漫主义的余韵。
在今天的塞尔维亚，仍然具有一种“卡拉季奇崇拜”。这是因为，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塞族人中有着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氛围和土壤。像卡拉季奇这样自封的民族文化捍卫者，曾经给大塞族带来乌托邦式的的文化梦想。即使在现任塞尔维亚政府将这名战争罪犯移交给荷兰海牙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还是有不少塞族人怀念他们的“民族英雄”卡拉季奇，这位“英雄”的诗歌仍然在塞族人中传颂。
好在荷兰海牙国际法庭将给卡拉季奇一个负责任的公正审判，塞尔维亚也正在走向民主和宽容，并终将成为欧盟的一员。但卡拉季奇的暴力诗歌及其遗留下来恶劣影响，仍然是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并心存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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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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