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深红出浅黄
一个名叫莱拉的黑人女性，逃亡在非洲、法国、墨西哥和美国等地。她的背包里始终带着一本书，法国著名思想家法农的《地球上苦难的人们》。这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莱乔小说中的故事。
十六年前，我从中国广东大鹏湾，乘一叶小舟逃往香港，随身携带的，是我在1989年六四后入狱几年的日记。我不知道路在何方。香港郊外的荒山上，一步一回头，心绪茫然的我，就这样凄凉地告别了故国。
幸好，北欧的瑞典向我们慷慨地伸出了援手，给我们一家提供了一块安栖的绿洲。这里，一望无际的森林，星星点点的湖泊，以令人感动得热泪盈眶的自然之美，安慰着心灵痛楚的异乡人。
东欧的流亡作家曾教我们摆脱流亡心态，让自己成为沙漠中的一粒沙，消失在人海之中。我倒是甘心情愿地，化为瑞典森林里的一片树叶。
在阳台上遥望蓝色的波罗的海、白色的船影，我有了一种宁静知足之感。往日的坎坷和苦难，似乎被我收拾停当，搁置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去了。
偶然，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令人刻骨铭心的自问：“我是否配得上我所遭受的苦难”——也会触动过着安宁的教书生活的我，令我的内心不能安宁。于是，我在这些年里为国内人权受害者代言，帮弱小的西藏呼吁，力图揭开中共当局要捂住的伤口，我总是与满腹冤屈的失败者站在一起。
当《瑞典森林散步》一书即将在台湾问世之际（允晨文化），秋色已染上门前的枫树，正是刘禹锡的诗境，“数树深红出浅黄”。在这本书里，满怀感恩之心的我，力图把这个北欧小国的方方面面，描绘得色彩斑斓。
来自一个闭塞的东方专制国家，我充满惊奇地观察这里的一切：
为什么瑞典人有那么长的带薪假期享受森林小木屋的乐趣？为什么瑞典女性要和她们心爱的男人平分帐单？为什么瑞典资本家被称为“人道资本家”？为什么只赞扬一句中国“政治稳定”，瑞典首相就差点被弹劾？瑞典国王为什么不能发表对政治问题的看法？普通瑞典公民为何有权到政府办公室查阅官员的收入和支出？为什么瑞典愿意让附属国挪威和平地独立出去？瑞典的平民王后为何高贵？伯格曼的电影有什么奥秘？影星嘉宝因何息影几十年？……
瑞典在全球民主指数中排名第一，它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瑞典模式”，每年颁发大名鼎鼎的诺贝尔奖。在追索瑞典民族的理念及其历史背景的同时，我也把目光投向连接斯堪地纳维亚半岛的大陆——欧洲各国，投向中国文坛。
我仍然在流亡。在无可弥补地失去故园之时，命运让我变成一个作家。汉娜．鄂兰曾说，最终能带来拯救的是作家、诗人和讲故事的人。在我的第二故乡，我用我的母语讲故事。母语就是祖国。放逐中的写作，是精神上的回归，是一种自我拯救。
克莱乔笔下的黑人女性在周游各国后，终于决定回到她已经失去记忆了的摩洛哥乡村。我还会继续与瑞典森林为伴，直到那镌刻六四受难者名字的石头发出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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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刊20081020
德国流亡作家笔会：希望汲取当年BBC被渗透的教训
由张丹红言论引起的有关德国之声的大争论，在德国引起广泛的讨论，进入更深层的思辨阶段。
10月9日，49名德国政治家和中国问题专家于发表公开信，为张丹红辩护，反对对德国之声中文部进行新闻审查。 与此针锋相对，德国流亡作家笔会也于近日发表公开信。
◎ 该组织成员特殊的身份
德国流亡作家笔会主要成员，有些是当年为逃避纳粹迫害而流亡的德国作家的后裔，有些是从当年东欧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里，逃到西方民主国家避难的一些作家，如来自捷克的1968年布拉格之春，来自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来自罗马尼亚反抗齐奥萨斯库政权的知识分子，等等。
◎ 他们站在受害人的角度看问题
德国流亡作家笔会针对德国之声事件和一些德国汉学家，政界人士以及社会科学学者发表，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他们的一个令人感动的特点是，站在受到专制政权迫害的受害人的角度看问题。在公开信中，他们追问：一些民主自由国家得到庇护的学者作家，却在自由的国土上，在被认为可以不受迫害地发出声音的民主媒体上，再次遇到了施害者。受害者因此发现，即使在海外，迫害也没有终止，
他们还追问：受害者发现了这些施害者在海外的时候，居然还得到了自由国家中一些据说是力主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的高声赞扬和支持。假如是这样的话，西方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们应该如何看待此等咄咄怪事？
◎ 举例证明历史惊人地相似
该公开信举出例子，证明历史惊人的相似。例如，当年犹太知识分子发现在BBC德语节目中，为纳粹主笔的编辑，居然在这里也还是主笔。
又如，当年捷克一个著名学者逃到英国，发现也是在BBC中，捷共的宣传干将同样把持相应的节目；这位流亡者为了逃避伤害，宁可选择进入一家精神病院，也不愿到BBC来挣点润笔费。
为此，流亡作家笔会致信德国之声台长，德国之声广播委员会和德国媒体，发出呼吁，希望德国之声能够汲取当年BBC被渗透的教训，不要重蹈助纣为虐的覆辙。
(茉莉081019)
无根的流浪者寻找家园
——谈克莱齐获奖
一百多年前，诺贝尔的遗嘱继承人拜访瑞典文学院，希望瑞典文学院按照诺贝尔的遗愿，承担颁发文学奖项的任务。那时，文学院内部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一些院士反对接受这个额外任务，其理由之一就是，他们担心文学院成为一个世界文学法庭，因为不能胜任从而遭受很多批评，引出许多麻烦。
果然，每年一度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经常引起众声喧哗。今年更是特别，奖项尚未揭晓，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长贺拉斯·英达尔，就和美国人爆发了一场口水战。贺拉斯称“世界文学的中心仍然在欧洲，而不是美国”，并批评“美国人太偏狭太孤立”。
美国人的反击也非常猛烈。他们对常务秘书的智慧表示怀疑，要开一张美国文学书单给瑞典人补课。他们甚至用“秘密团体”一词，促狭地形容只有十几个人的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
一个小时之前我们终于获知，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给戴着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头上。在笔者看来，对激烈叫战的瑞典人和美国人，这个结果应该是可以令双方熄火的。
虽然克莱齐奥是法国的白人作家，但他自八岁起，便随着家庭移居非洲的尼日利亚。此后往返于第三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因此，这位作家自称是一个无根的人，是一个流浪者。他偏爱旅行，在旅行中，他以独特的眼光发现世界。
克莱齐奥的作品充满多元文化，如非洲的、拉美的、欧洲的文化。他用诗意的语言，去描绘他遭遇的黑人、印地人等各种肤色的人民，去关注那些人的命运。虽然他是欧洲作家，但国籍对他已经不重要了，他应该被视为“世界公民”。
“人们不能没有记忆而生活，虽然记忆不一定愉快。”这是克莱齐奥在接受瑞典记者的一个采访中提及的观点。他的作品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记忆和流亡”。他的具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写一个孩子回到非洲寻找家园的记忆，写自己年迈的父亲，以及他和父母的感情，从而认证自己的身份。
他被视为一位人文主义者，在他的小说里，充满了对人性的探索，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在与戈达尔的谈话中，他说：“如果作家没有人类高深的思想，如果对世上一切基本的东西、一切不愉快的东西没有一种情感的话，就不可能写出好东西，就无法写东西，无法自我表达。”
将近七十岁的克莱齐奥获得今年的桂冠，他几十年辛勤写作的伟大成果，当然是主要原因。但笔者还是联想到其他的因素，2005年上任的诺奖评委主席维斯特伯，就是关注第三世界的小说家兼文学批评家，他被瑞典媒体喻为一个“进步作家有道德威望的人”。世上会有惺惺相惜的事情。
瑞典文学界普遍认为，这个颁奖名至实归。笔者认为，作为“新小说”之后“新寓言”派的主将，克莱齐奥院不但符合瑞典文学院早就设定了的“道德价值参照系”，也符合“实验性艺术”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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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2008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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