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德国“张丹红事件”
2005年5月，我受“德国之声”和波恩中国学会的邀请，在莱茵博物馆参加了一个题为“文革——强制的遗忘”的研讨会。当时做我的德语翻译的，是一位风度良好、待人友善的年轻女性，她，就是最近因发表关于中国的言论被停止播音，从而引起轩然大波的“德国之声”电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
如果把“张丹红事件”放到历史大背景下看，它就如一滴水珠，折射出一个变幻的时代。当中国因其“低人权优势”成为世界工厂，在经济繁荣下产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其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这股红色浪潮正逐步渗透西方，令西方人不得不思考：如何在自己的国土上守卫自己信奉的民主价值观。
◎ 张丹红成为一个政治符号
成长于北京的张丹红，于80年代留学德国，于90年进入《德国之声》中文部，在2004年升为中文部副主任。几年前我认识张丹红时，她正与《德国之声》中文部主任冯海音一起，在该电台增加有关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节目。
最近，费良勇、彭小明等德国民阵的朋友发表了《谈张丹红事件》一文。他们在批评张丹红错误言论的同时，也如实地指出：：“张丹红曾经专注地了解海外中国人权民主运动的发展，如实地报道2006年柏林支持中国民主化国际大会。她也相当关注国内被打压、被监控的持不同政见人士的命运，……。”
然而，在2008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年头，这位在西方社会事业顺遂，并关注人权的女性，突然转变为一位“中国共产党的代言人”。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高度赞赏她是“为中国仗义执言”的勇士，网上“五毛党”（中共雇用的网评员）以及爱国者们群情激奋，纷纷声援敢于反西方的“爱国英雄"张丹红，并痛骂处分张丹红的德国媒体“重现纳粹幽灵”。
而另一方面，一些站在民主、人权立场的海内外中国人，对张丹红的言论进行了有理有据、义正辞严的批判。还有人对张丹红的身份产生怀疑，将她视为中共的“文化特务”和“卧底间谍”。笔者认为，至今为止，张丹红只是发表了一些言论，我们就只能根据她的言论进行分析，不能以猜测来代替理性的分析。
在众说纷纭之中，德国之声发布了?桓觥队泄卣诺ず焯致鄣耐ǜ妗贰Ｍǜ嫠担?“她的一些表述同德国之声所奉承的主导理念不相符合。德国之声主导理念中包括宣扬民主，自由和人权。”“德国之声有义务就此问题展开调查。依照惯例，调查结束前，当事人将不参加面向公众的活动，其中包括播音工作。”
◎ 张丹红的言论错在哪里？
张丹红到底发表了哪些不符合民主理念的言论，需要调查处分？由于2008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例如西藏骚乱、四川地震和奥运，德国人迫切需要了解中国，因此，张丹红就由一个采访他人的记者，受邀为一个发表自己观点的嘉宾。也许是“爱国情结”作祟，加上知识局限和思维方式等问题，她在一些场合信口开河，其中有一些言论错得离谱。这里略举几例:
第一，在北京奥运开幕前几天，张丹红在德国电台的一次访谈中说，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成功地“使四亿人脱贫”，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实践人权宣言第三条方面的贡献都要大”。
在这里，张丹红犯了认识上的严重错误。尽管中共确实使一些中国人脱贫，但这不意味着它就不侵犯人权了，事实上，中共在发展经济时还在不停地侵犯人权。当年希特勒就曾使德国减少失业率，造成经济发展，我们能说希特勒对人权做出了很大贡献吗？
同时，把几亿中国人的脱贫说成是共产党的“贡献”，这就忽略了在共产党统治下曾饿死几千万人的历史，也无视了当今中国人民抵抗共产党的压迫和剥削，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更何况，中共至今还在制造新的贫困，连官方也不得不承认目前仍然有两亿五千万人失业，很多人养老无着。
笔者感到很难过，作为一个中文记者，张丹红不会不了解许多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事实，例如被无辜监禁的、被强制坼迁的等等。但他人的苦难似乎并没有在她心里留下印象，她似乎认为，为了中国奥运的荣光，那些被欺凌、被迫害者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第二，当有人指出中国政府封杀互联网时，张丹红说：“德国也有禁止网页的，例如对有害儿童的黄色网页被禁止。”有一般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德国禁止有害儿童的色情网页是为了保护孩子，而中国政府封杀互联网是侵犯基本人权。
第三，在德国电视二台的一次讨论中谈到西藏问题时，张丹红说：中国政府“为保护西藏文化做了很多事情”。这一点表面上看起来没有说错，中共确实给了西藏很多经济资助。但张丹红显然不知道，西藏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是藏传佛教，而喇嘛是藏传佛教徒敬奉的“三宝”之一。今天，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藏传佛教四大教派领袖，全被一个大汉族政权逼得流亡在外，谁能说中共这是在“保护西藏文化”？
◎ 海外华人的一个惊人转变
由于张丹红的上述言论，德国《焦点》杂志称她是“向中国共产党献媚”。德国执政党之一的社民党议会党团内政发言人迪特·威弗尔施皮茨称，张丹红的发言是“无与伦比的灾难”。不管张丹红是有意还是无意，她对一个侵犯人权的专制政权的赞颂，客观上是对民主国家人权理念的背叛，是在人权受害者的伤口上撒盐，将此视为“灾难”并不过分。
在笔者看来，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张丹红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她的言论仿佛是中国当局官方言论的翻版，和网上的五毛党同气相求，同时，她的言论还代表了一些新兴爱国的海外华人，甚至代表了国内新富起来的部分知识精英和中产阶级。
九十年代初笔者到欧洲避难，曾到一些国家做人权演讲。当时海外华人或者同情支持八九民运，或者不问政治，共产党的宣传几乎没有市场。但十几年过去，海外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中国开始繁荣强大起来，许多人转而认同一个强行代表祖国的共产党政权。一股巨大而混沌的民族主义浪潮渗透世界的每个角落，裹挟了很多华人。
为什么居住在西方民主社会的华人，会去认同一个专制政权？这里面既有人之常情，例如中国人传统的故土之爱、家国之思，也有国民劣根性中爱面子的弱点，以及崇拜强权的奴性。一些海外华人还有投机爱国、牟利爱国等动机。
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近年来，大量国内新富人以及中产阶级的子女移民、留学海外，大大改变了海外华人的传统结构。这些新华侨大都是一些中共统治下的既得利益者，其中不少是贪官污吏及其子女，与过去从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的镇压下逃出来的海外华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不管这些人以什么手段移居海外，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只要中国强大富裕所带来的面子荣光和心理上的自豪感，却不愿承担国内人民在专制统治下所付出的痛苦代价。
◎ 中产阶级的依附性及其幻觉
网上有报道说，在海外一片红色浪潮中“挺身而出为中国说话”的张丹红，曾于2007年春节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她那7岁的女儿，还在采访时即兴唱了两首歌。可见，作为德国新闻界官员回到祖国，张丹红受到了礼遇，挺风光也挺惬意的。
笔者认识的一位瑞典汉学家L，多年来他为中国人权问题仗义执言，颇受我们尊敬。但近年来，L被中国官方机构频频邀请去中国讲学，给予合作机会及一些殊荣。于是，在瑞典记者报道北京因奥运会驱赶民工等消息时，这位汉学家在电视上皱着眉头，指责瑞典记者不该报道中国的负面消息，并大事赞扬中国的进步。
今天，中共“化敌为友”的统战技巧已日益高明，其统战姿态也变得非常柔软。来自最具民主精神的北欧国家的学者，尚且经不起经济繁荣和中共拉拢的诱惑，又何况一个本来就在共产党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张丹红呢？就连曾因“六四”事件流亡海外的刘再复，也在当局恩准他回国之后，不顾“六四”冤魂未散的现实，高声唱起“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这样强盛过”的赞歌来。
目前在国内，被认为代表中国民间声音并左右舆论的，是迅速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和中产阶级。袁剑在《奇迹的黄昏》中写道：“在90年代中后期，通过多种方式的赎买，在1980年代一度以独立姿态与政府分庭抗礼的知识精英们，终于心甘情愿（甚至是兴高采烈）地认可并回归了体制。”他认为，这个完全泯灭了理想主义的知识精英群体，“很可能是一个盘踞在大众之上的分赃集团”。
人们曾经相信，中产阶级是中国民主的必要条件。然而，在近三十年经济改革中产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并未像西方中产阶级那样反抗权贵，争取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而是依附于当权者而获得利益。因此，他们中很多人（包括笔者过去的朋友和同事）都和张丹红一样，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站在当局立场上说话。
他们曾同情过被政府机构殴打身亡的大学生孙志刚，也知道两亿民工的疾苦。但在萨斯期间，政府一夜之间轰走被视为传染源的几十万民工，中产阶级为了自身安全而默许这样的行为；为了奥运，北京周边水库地区的农民早就被禁止用水，他们饮水困难，庄稼无法播种，而北京的中产阶级却在享受哗哗不尽的自来水。
当那些有钱也有闲的中产阶级在网上，亲亲热热地称呼胡锦涛、温家宝为“胡哥”和“宝宝”的时候，他们显然是产生了极大的幻觉。一群连选举权也没有的可怜虫，随时有被当局抛弃或掠夺的危险，但他们居然以为自己真的很平等地，和“胡哥”们一起代表这个国家了。他们俨然以国家主人的身份说话，不许别人说中国不好，喊打喊杀地支持“胡哥”严厉镇压西藏人。这就令人回忆起希特勒被选为领袖的往事，当时德国中产阶级害怕失去自己的利益而拥戴纳粹，支持希特勒排犹，其结果是自我毁灭。
◎ 德国人对红色渗透特别警觉
有人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共对西方国家里中文媒体的渗透已经很普遍了，为什么只有德国人产生警觉，把张丹红的言论当作一个大事来调查？
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德国有很沉痛的历史教训。他们的民主和言论自由曾经被滥用，使希特勒能因其煽动性的言论而上台，所以，现在德国在坚持言论自由原则的同时，也非常警惕不让任何人操纵言论。在美国等国被允许的纳粹言论，德国法律却以“言论自由的例外”而加以禁止。
例如，一位著名电视主持人因在节目中说了一句“纳粹对家庭的态度是积极的”，便立即被解雇。即使如此严格地禁止纳粹言论，在“记者无疆界”的各国新闻自由排行榜上，德国仍然名列第20名，而中国则是第163名。
之所以要对张丹红的言论展开调查，这主要是因为张丹红的公职身份。西方国家的公职人员需要效忠于国家宪法，作为《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必须遵守该电台的宗旨，否则就是违约。《德国之声》的宗旨是，“致力于传播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使听众“获悉德国对中国问题的立场，并了解发生在中国，但中国当地媒体不能报导的事情。”
即使张丹红是受邀到其他媒体做嘉宾，她也是带着《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的头衔去的。作为新闻官员，她今年的言论显然是在和德国的民主价值观唱反调。过去张丹红因为遵循民主宗旨而获得提拔，现在也可以因为她违背民主宗旨而遭到调查甚至处分，这是很正常很符合逻辑的处理方式。但无知的新华网和五毛党竭力为张丹红鸣冤叫屈。其实张丹红仍然有自由发表她赞颂中共的言论，只要她不在乎这个公职就行。
在今年发生的大事件中，张丹红领导下的《德国之声》中文部热衷于采访一些亲中的德国汉学家，让他们在节目里赞美中共，而很少报道批评中共的声音。这就误导甚至是欺骗了中国听众，令听众以为德国人都是亲中的。其实这些汉学家未必真的那么热爱中国和中共，只是利益所系罢了。当年鲁迅就曾评价那些前去中国做客的外国人：“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针对《德国之声》的问题，一些德国纳税人质问说：我们交纳的税款，为什么要用来支持一个新华社德国准分社呢？还有德国人怀疑，张丹红的言论不太像是真正的个人观点，而可能有意识形态在背后驱动。这种怀疑不能说毫无依据。奥运之前，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华侨和留学生大规模的红色集会，都闪现出中国大使馆的影子，有的五星红旗是大使馆直接发下去的。
对德国人来说，张丹红事件体现了一种真正的“中国威胁”，这种中国威胁不是经济上的，而是一种红色渗透，是对西方民主价值观的严重威胁。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提议要调查处分张丹红的，并不是传统反共的德国右派，而是左派的社民党议员。除了马克思创办的报纸记者等极左派为张丹红抱不平之外，德国的温和左派、中间派和右派，在张丹红事件上的看法大体一致。
今天，西方民间支持西藏组织去北京，只要打出写着“西藏自由”的标语，不出几分钟，他们就被中国警察抓捕缴获，而中国的红色浪潮却可以在西方国家畅通无阻地大肆泛滥。在围绕张丹红事件的这场大讨论中，有德国人说：“我们可以不出口我们的民主理念，但我们自己家里不能被人如此渗透。”那么，西方国家将怎样捍卫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呢？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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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8年十月号
附：张丹红被德国之声降职
中国信息中心报道：据德国《环球时报》和《明镜》的消息，德国之声就张丹红事件作出最后处理决定，免去张丹红的中文部副主任职务，但仍作为普通编辑留任，并将恢复主持广播节目。
此外，“联邦共和国作家圈”59名作家联名向德国联邦议会写公开信，要求不仅对德国之声中文部进行审查，而且对德国之声所有涉及“极权国家”的编辑部门进行审查。作家协会认为“张丹红事件”并非个案，要求对《德国之声》中文部的报导内容以及中文部的工作人员当中是否有中共党员进行彻查。这封公开信认为，张丹红是个“政治胡涂的记者”，但这不是个案，因此要求“审查中文部过去5年的节目”，而且要求审查德国之声所有“关于极权国家报道及向这些国家发出报道的编辑部门，包括俄罗斯”，也就是说，对俄广播编辑部俄文部也在被要求审查之列。他们还主张为德国之声专门设立一个“独立的观察员”，其职责是审查德国之声的节目是否“对专制政权有免疫力”。
这封公开信的作者“联邦共和国作家圈”是1992年成立的一个松散型组织，只有约60名会员。其中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的伊姆雷?凯尔泰斯，法兰克福书展“德国图书和平奖”得主、秘鲁的马利奥?巴尔加斯?略萨和一些德国作家及记者。德国之声台长办公室主任安斯加尔?布尔格霍夫不愿公开详细评论这封信，但对其中最重要的指责———是否有中共党员在德国之声工作，或其雇员与中共保持其他不符合记者标准的联系，表示坚决否认。
此前，9月16日，包括王容芬在内的八位旅居德国的华人学者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议会彻查德国之声是否遭中共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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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解放的另类纪念
－－回顾一段灰暗的历史
茉莉
那一天是法国人的嘉华年。八月十五日，巴黎隆重纪念从纳粹铁蹄下解放六十周年。一系列激情四射的活动，如重现当年人民夹道欢迎的入城仪式，大型演出、阅兵授勋、诗歌图片展览以及为死者鸣钟仪式，把人们带回到六十年前重获自由的狂欢时刻。
就在法国人自豪欢庆的时刻，英国和瑞典的一些学者却毫不客气地，撰文揭露巴黎文化界在纳粹时期不光彩的历史，质疑法国人的诚实和道德，指责法国人采用谎言来掩盖真相，只把光环集中在英雄史诗般的时刻－－1945年8月的解放，而使人们忘却真实发生过的一切。
黑暗时期的文化出奇繁荣
瑞典作家劳斯－艾里松在《黑暗时期》一文里，不以为然地说：“法国人有什么可大事庆祝的？”劳斯研究巴黎在纳粹占领的四年历史，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那个被认为是暗无天日的时代，巴黎的文化生活却出乎意料地繁荣起来。这其实是一个令法国人烦恼的老问题：为什么在那黑暗的年代，法国的文化能够继续繁荣？他们的文化界是否进行过抵抗？
劳斯分析说，德国人占领巴黎后，成功地执行了让文化部门一切照常运作、以之为纳粹效劳的政策。凡是承认德国占领当局的文化人，都得到好处。而那些拒绝妥协的人却只有三个选择：流亡、沉默和潜入地下活动。
当时巴黎文化繁荣的盛况，可以从书籍出版、戏剧和音乐等各方面表现出来。一些规模较大的出版社如伽利玛出版社，连同它的一批数量可观的作者，都选择了和纳粹当局合作，因此获得足够的纸张供应。在四年中，其出版数量增加了百分之六十。
在占领时期，巴黎有四百多个戏剧在剧院照常上演，其中包括萨特的《苍蝇》《关闭的门》，甚至一批新出道的作家，在德国检查制度的承认下，开始他们的写作前途。有二百多个长影片在电影院上演，观众数目上升。甚至音乐生活也繁荣起来。音乐这种德国人欣赏的文?问剑参朔ü恕５鹿判愕睦侄又富蛹液透璩遥叫吹桨屠瑁侔煲涣囊衾只幔诜ü氖芑队５隆⒎焦奈幕缛耸拷辛擞押媒煌?
早在几年前，英国历史学者尤尼亚－杰克逊就出版了《法国：黑暗年代 1940－1944》一书，指控法国在投降纳粹之后，自己苟且偷安，把战争留给英国及其同盟者。
与纳粹“知识合作”的本质
曾经被纳粹狂轰烂炸仍然坚守不屈的英国人，他们责备法国人的屈膝投降，是可以理解的。在二战时期为中立国的瑞典，曾经让希特勒使用铁路运输军队?谡胶蠖源私辛朔词『妥栽稹Ｋ匀鸬淙瞬幻靼祝裁捶ü瞬豢戏词∽约海?
其实也有反省的法国人。七十年代时，有一位法国作家出版了一本叫做《四千万个维希主义者》的书，指出当时除了极少数抵抗者之外，几乎全部法国人都支持一个投降纳粹的傀儡政府－－维希政权。
这样丧失国家尊严和民族灵魂的不光彩事实，没有那一届法国政府敢于公开承认。多年来，他们惯于用两种方法来掩盖耻辱，一是宣扬只有当时流亡英国的戴高乐才代表法国精神，二是称赞维希政权的屈膝投降给法国带来的好处，并把卖国贼贝当描绘成一个仁慈的、爱国的老人，说他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灾难而采取了独特的方式。
升斗小民主要考虑养家活口，他们随命运沉浮，不太在乎谁统治他们。历届法国政府要考虑民族的团结，他们不能清算与纳粹苟且的大众－－“四千万维希主义者”。那么知识分子呢，作为一个民族的精英，他们怎么能不顾丧权辱国的耻辱，去和占领当局进行“知识合作”，至今仍不肯做深刻反思呢？这是英国和瑞典的学者最不能原谅的。
实际上，极少数正直的法国知识分子如著名作家纪德，早就看透“知识合作”的本质，在他们看来，一个作家，评论家或艺术家，在当时法国沦陷的不正常情况下，如果出力去营造一种一切正常的气氛，那便是为纳粹侵略势力和贝当政权提供道义上的支持，也是对抵抗活动的背叛。这样，德国人就能顺利地遏制或镇压公开的反对活动，使法国变成德国的基地和后方。
从道德上看，如果作家为一个排斥犹太人的杂志写稿，那就强化了占领当局歧视政策的合法性。因此，一些反对纳粹的法国知识分子，不仅很早就拒绝为那些宣扬纳粹意识形态的刊物写稿，而且拒绝给所有屈从于当局检查制度的报刊写稿。于是这些作家艺术家不是逃跑，便是留在巴黎选择沉默。例如，画家毕加索宁肯不开画展，不出画册，不卖作品，也不到德国占领军的文化机关去登记申请，他因此得不到汽油配给和暖气供应。
在那四年里，巴黎文化界既有积极抵抗和慷慨就义，也有羞耻，屈辱，背叛，机会主义，以及与侵略者苟合。从最污秽的到最英勇的行为，所有的因素都出现在这一时期。研究者认为，对这段复杂的历史，人们的判断不能非黑即白，而要注意到那是一片灰色的阴影。正如西蒙娜－波伏瓦在其回忆录描绘的勒弗洛咖啡馆的群像，那里抵抗分子和法奸混在一起喝酒。
探究历史更是探究人性
对于我，一个持旁观者身份的中国人，在欧洲人探究这一段历史问题时，更有兴趣观察人性在历史中的表现。
在德法战争爆发之初，年轻的加缪就在日记中写道：“野兽统治的时代开始了。”然而，法国打的却是战争史上的一场“奇怪的战争”－－不开火的静坐战。其时，苏联犹太作家爱伦堡正旅居法国，他目击了法国的沦陷，对法国不抵抗的“假战争”感到非常痛苦，他甚至考虑是否自杀。
为什么法国人不愿抵抗？这里有各方面的因素。除了人的贪生怕死本性之外，德、法两国的极右派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也是一个原因。早在1934年，法兰西行动党、火十字团等法西斯组织就挑起过一次暴动，极右派和反犹组织企图夺取政权。当时，法国很有可能追随意大利和德国的榜样、成为一个法西斯国家。
法国共产党本来是站在反纳粹前列的，但由于斯大林同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亲苏的法共，面对“斯大林的朋友”进军巴黎，除了震惊就是不知所措。因此，在1940年6月德军入侵，法国军队不战而降之时，法共和左派陷入了严重的瘫痪状态，他们被迫咽下斯大林给的这一剂苦药。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者和保守的极右派则欢迎德军到来，他们和德国人一起排犹。从左派、右派各方面的状况，我们可以得知，为什么当时的法国在整体上缺乏战斗意志。
巴黎文化界的男男女女在战时的表现，反映了所有法国人道德上的含糊性。被视为道德主义者的地下抵抗战士、后来的诺奖作家加缪，对占领时期的腐败社会有本质的认识。加缪认为，早在战前，法国的一些报刊就出于对金钱的欲望和对崇高事物的冷漠，“煽起某种轻浮少女的感觉??，随心所欲地平庸而不可一世。享乐主义削弱了法国人的道德，以致使报刊成了卖国求荣的工具。
这种国家沦陷中的道德沦落甚至发展到令人不可理喻的程度。有一段历史资料片展示了这样一个镜头，当盟军从诺曼地登陆去解放法国时，德国人抓了一批被俘虏的盟军战士游街，当地一些法国民众却站在德军一边，肆意谩骂、侮辱和殴打被俘的盟军战士。
这就告诉所有想要为正义事业奋斗的人，人性的卑微和背叛，在历史的任何时期、在任何国家都可以发生。在法国人按照习惯只庆祝历史上光辉时刻之时，这些旧伤疤的揭露，给我们以更深沉的另类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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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开放》杂志2004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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