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6日星期五

茉莉:“鼹鼠”斯维拉娜与理想倾向 ——评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


经常数典忘祖的瑞典文学院终于在今年有了可喜的新气象。10月8日,当那扇白色大门打开,闪现出来的,是新任常务秘书萨拉•丹尼斯那美丽优雅的身影。作为该学院历史上首位女性常务秘书,萨拉以平静而庄严的声音,宣布另一位女性——白俄罗斯作家斯维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与去年宣布颁奖给法国作家时的一片静寂不同,今年在文学院门前恭候已久的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瑞典人的惊喜并不很奇怪,因为斯维拉娜在被迫流亡的十年间曾接受过瑞典笔会的庇护,一度把哥德堡市作为她的避风港,她的书大都被译成瑞典文出版。凡读过她的书的读者都说过目不忘,都为她作品中独特而神奇的故事流泪,并深信瑞典文学院这次做出了一个有声有色的正确选择。





◎ 诺贝尔泉下会转怒为喜

仿佛是阳光透过云层,鸟儿枝头鸣叫,人们为波罗的海那边的白俄罗斯作家获奖而欢欣。那么,在百年前去世的老诺贝尔会怎样看这位新科文学奖得主呢?

英格丽•卡勒贝,一位撰写有关诺贝尔奖书籍的瑞典作家说:如果炸药大王知道他设立的文学奖被一位新闻记者获得,会气得从坟墓里爬出来,因为老先生生前曾把新闻记者斥责为“社会上最严重的害虫”。

尽管诺贝尔生前如此讨厌记者,但英格丽补充说,如果老人家阅读了斯维拉娜所有作品,可能会很快地冷静了下来,因为这个作家的作品正是他所要求的“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英格丽认为,已故的老绅士将特别赞赏斯维拉娜的一点,是她的写作提升了个人的力量,而不是去忠于那种削弱个人权利的体制和意识形态。

为什么诺贝尔会转怒为喜呢?笔者想,已故的诺贝尔具有相当好的文学修养,他一定能看得出来,记者斯维拉娜在搜集资料时,下的是田野调查之类的繁重艰难的功夫,而她写出来的作品却远远超越了新闻,成为宏大深刻的优秀文学,抵达了不朽。





有人说这次颁奖给纪实文学作家是瑞典文学院的一个很大的突破,但诺贝尔心里清楚,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1953年,瑞典文学院就曾颁奖给纪实性作家、前英国首相丘吉尔,赞扬他的历史传记和演讲“捍卫了人的崇高价值”。

笔者还联想到,诺贝尔曾在俄国度过几年童年时光,想必他对斯维拉娜笔下的国度不很陌生。但老先生会从女作家的作品中惊骇地发现,在他去世后的这一百多年间,俄罗斯发生过那么多奇异而残忍的事件。斯维拉娜让小人物在书中讲述自己的命运,从小历史中构建出巨大的历史图景,这一切会令老诺贝尔唏嘘不已。

更会令诺贝尔感到欣慰的是,瑞典文学院这次终于“回到遗嘱”了。1895年,诺贝尔的遗嘱中写道:把奖金“一部分颁给在文学领域内将创造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作家。”这个“理想倾向”,应该是通过渗入文学本身的形象世界,以接近诺贝尔本人的政治社会理想、道德文化理想的倾向。这个崇尚人文主义的评选标准,曾多次被瑞典文学院违背,令人诟病。


◎ 描写人类绝境视爱为唯一出路

阅读斯维拉娜的书,我们会发觉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在颤动。这是因为,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其笔下的文字具有强大的力量。她将痛苦与爱交织在一起,震撼了我们。

诺贝尔生前最心仪的作家,是像雨果一样“传播博爱理想”的人。因此,研究者把他的“理想倾向”解读为人文主义精神、胸怀宽广的博爱。“对他人的爱”是诺贝尔最珍视的宗教般的信仰,他希望博爱之神能把人类从精神残缺之中解救出来。

斯维拉娜正是这一类的作家。虽然在前苏联时期就开始创作,但她从来就远离苏共官方的意识形态,对集体、爱国和社会主义之类的这些大词汇不屑一顾。斯维拉娜说:“这个世界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去爱人。”在她看来,虽然生活充满痛苦与毁灭,但去爱人更为重要。

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她采访了成千上万的儿童、妇女和男子,孜孜不倦地寻求历史真相,苦苦追问人的杀戮、相爱与死亡。她书写那些掩埋在废墟中的的血和泪,记下一个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试图证明的是,历史进程是如何与个人命运纠结在一起的。

她的纪实文学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比事件本身更令她感兴趣的,是人们的内心世界。人们在和她交谈时,袒露出脆弱的、赤裸裸的情感世界,表露出他们的绝望、悲伤和爱。斯维拉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时代的心灵史。

在《战争没有女性的脸》一书里,斯维拉娜拒绝像男性一样为战争英雄唱赞歌,而是以数百个采访,挖掘出那些卷入二战的苏联女性被遗忘的命运,揭示她们所承受的比男性更大的痛苦。《最后一个证人》一书的叙述者是战争中的儿童,他们回忆战争的残酷图像,目睹父母的死亡,童年的世界如何在震耳欲聋的战火中崩溃。

《锌皮娃娃兵》记录了很多母亲,姐妹以及情侣的悲伤诉说,关于苏联士兵躺在锌皮棺材里从阿富汗归来的故事,展现了战争的荒诞与无意义。《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描绘了人类可怕的梦魇,荧光在夜间的坟墓上闪亮,孩子们被禁去摘花或爬树,人们因为恐惧不敢去爱,不敢再生孩子。斯维拉娜记下了很多可怕的细节,例如,一个女人抱着她垂危的丈夫,被护士告知:她抱的是一个核反应堆。





就这样,通过对人类绝境的惊心动魄的描述,斯维拉娜揭开前苏联被官方媒体刻意遮掩的真相。瑞典文学院宣布的授奖理由指出,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这个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 如鼹鼠掘土对抗红色政权

毫无疑问,斯维拉娜是一位坚定的异议作家,一位与本国红色政权长久对抗的持不同政见者。继君特•格拉斯等获奖者之后,她成了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又一只“用粪便弄脏自己巢的鸟”。

这正是诺贝尔最为欣赏的政治立场。因为诺贝尔本人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他提出的“理想倾向”标准,被他的老朋友解读为:“对宗教、皇权、婚姻和社会次序大体来说采取一种挑战的或批判的态度。”文学奖研究者因此提出一个反抗极权的评选参考:“道德价值参考系”。

瑞典作家安格丽达认为:斯维拉娜所做的工作,就像是鼹鼠在深深的粪坑里挖掘。与她相似的是法国作家让•哈茨费尔德,他去卢旺达采访种族灭绝时期的受害者与刽子手。这一类调查作家被人称为“鼹鼠”,是因为鼹鼠具有超灵敏的嗅觉,有力的爪子,能够长时间埋头在地底下挖洞掘土。斯维拉娜以无与伦比的耐心去聆听,去机密档案里翻阅寻找,去做最诚实的记录,然后筛选抽离出其中最精髓的内容。

这只鼹鼠竭尽所能挖掘出来的,是俄罗斯人噤若寒蝉却又无法回避的沉重主题。除了描绘德军的残酷,她也记录苏联军人进入德国以后的可怕行为,揭露被官方隐瞒的阿富汗战争真相、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的真相。她撰写的编年史否定了国家的英雄历史,以确凿的事实证明:苏共红色政权有罪,人民是无辜受难的羔羊。

在其自传中,斯维拉娜写道:“如果你回头看看我们整个的历史,无论是苏联还是俄罗斯时代,都是尸骨遍地、鲜血横流,是一个刽子手和受害者之间的永恒对话。”红色政权制造了巨大的公共坟墓,斯维拉娜所深爱的人民一次又一次地被卷入绞肉机里,她因此无法不问政治,无法不发出声音做一个抗议者。

她爱一个人性化的俄罗斯,爱俄罗斯美好的文学、音乐和芭蕾,但她坚决拒绝斯大林,贝利亚和普京的世界。生长于一个用谎言堆砌的国家,斯维拉娜男性长辈大都战死了,她从小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家里的女性长辈说心事。因此,她早就立志要解构苏联的神话。

她不能不有一个坚定的政治立场,以持之以恒地挑战专制权力。她的写作涉及一个个禁区,引爆了一个个地雷,在俄罗斯引起了争议和愤怒。她被指控为“诽谤”,被诬为“叛徒”、“间谍”、“反共反苏的第五纵队”。各种迫害曾长期跟踪她,她的书被禁,她的电话被窃听,她被禁止公开演讲,被迫失业、流亡。


◎ 一道闪光照亮文学意义与价值

也许老诺贝尔是过于天真了,他在遗嘱中规定:所有的奖项都要授予“给人类带来最大福祉的人们”。一个拿着录音机、孤零零奔波几十年的女人,她的舞文弄墨能给人类带来什么“最大福祉”呢?

就在人们普遍怀疑文学的作用时,这次颁奖就像一道炫目的闪光,突然间照亮了文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斯维拉娜以冷静而生动的文笔,描述一个大时代的战争、灾祸以及人性,这种见证历史的非虚构作品,产生了比小说诗歌更大的震撼效果。

从表面上看来一切如旧,没有什么因这位鼹鼠揭露黑幕而改变。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那些至今仍残留着前苏共遗产却未经反省的国家,还有老人热爱红场怀念斯大林,还有年轻人穿着印有斯大林头像的T恤(就如中国有人穿毛泽东头像T恤一样)。为此,斯维拉娜笔下的受害者犀利地发问:谁是罪魁祸首?这样罪恶的事件合乎人性吗?人们要怎样对待那些不堪回首的历史?

尼采说:“没有一个艺术家是容忍现实的。”斯维拉娜就这样,一个人独自站在整个现实的反面,通过深刻的批判,干预并引领了生活,力图使社会保持健全的理想。她的作品不但加深了前苏联人民对整个灾难时代的理解,激发起更多的反思,也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在得知自己获奖后,斯维拉娜呼吁人们:“面对专制政权,不要妥协!”笔者希望她的呼吁也能被中国作家听到。中国人承受了深重的苦难,却少有如此优秀的描述苦难的文学。像《夹边沟纪事》一类的好作品,在中国只是凤毛麟角。一个轻浮的、商业化的时代,令很多人忘记了承担历史的使命。笔者相信,会有中国作家听到鼹鼠斯维拉娜的呼唤,带着宽广深沉的爱,去为黑暗中无法发声的人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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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5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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