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9日星期四

阿嘉仁波切的世界


我和阿嘉仁波切在美国印第安那州布鲁明顿的蒙藏文化中心


阿嘉仁波切的世界,在我的印象中,很热闹,有名声,有财富。而我的理想世界是寂静,或者说默默无闻,有饭吃,有衣穿,足矣。我唯一的梦是读好书和写好文字。

1998年,我被一则新闻震惊了:阿嘉仁波切抛开了名声和财富,出走了!我站在苦难的西藏高原,远眺北美大陆,那个穿着红色袈裟,并不高大的僧人,占据了我的视野。

佛学修养

现在,我就在美国——阿嘉仁波切的客厅里,请他审阅我的《倾听尊者达赖喇嘛》一文中有关《入菩提行》的引用。

难为了阿嘉仁波切。向我解释甚深的佛理,如同和小学生谈微积分,就是不开窍。惹得他放弃了正在进行的话题,转而从1+1=2讲起了。

他首先讲解了三种不同语系的佛教的出现,继而强调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区别,甚至具体到北魏以前中国显密并存,唐朝起显宗兴盛的中国佛教状况,及显、密宗的不同范畴。我请求阿嘉仁波切解释空性。他随意地指着桌上的杯子,说,“在它成为杯子之前,它是不存在的,或者说,仅仅以物质的形式存在,是人们根据需要,生产出了杯子。为什么我们知道它是杯子而不是别的?是通过五种通道,即五蕴认识的。这个杯子,事实上,只是一个果,我们看不到因。因,是指人们的需要,需求。所谓空,就是超越人们的需要和需求,看见事物本来的样子,即事物的本质。读过《心经》吗?读读《心经》吧。对了,慧能的那首诗,说的就是空性: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如同清雨过后的旷野,枯燥的佛理充满了生机。俗话说,没有一桶水,哪敢端出一碗水。不知道阿嘉仁波切的心中,装了多少佛学知识,可以随意地提取?

事实上,阿嘉仁波切生长在格西制度完全被破坏了的“新中国”。应该说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佛学教育。不过,他有着自己的学习路径,不管命运多桀 ,还是一帆风顺:

十二岁那年,阿嘉仁波切跟随班禅大师来到札什伦布寺。学习了《曲洁雅波塞》(寺庙颂),《三十颂》,及《五明》中的《因明》部分。1965年,班禅大师出事,他回到塔尔寺,跟随嘉雅仁波切,学习了《功德本颂》,那是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广论》的缩写本。

尽管学习佛学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还是被发现了。一次,在劳动改造,修路的时候,一个县里领导斥责阿嘉仁波切,“你在学习封资修的东西?想复辟?告诉你吧,你们的梦早死了!”可是,嘉雅仁波切告诉他,“这个,你不能生气,佛经还是要学的,等你长大了,就会知道,它很有用。”后来,阿嘉仁波切还学习了佛教艺术和建筑。80年代,阿嘉仁波切被送到西宁青海民族学院研究生班学习。那时表面学的是藏文文法和修辞,暗中,老师夏尔东仁波切,教授了《入菩提行》和《菩提道次第广论》。

如今阿嘉仁波切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佛经,同时翻译(由藏语译成汉语)宗喀巴大师的另一部著作:《三主要道》。

读书,是阿嘉仁波切生命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布鲁明顿阿嘉仁波切的客厅里,我的眼前尽是书:《圣道启门颂》《上师五十赞》《五明根本颂》《地道论述》《贡唐教言》《布墩.仁钦竹教言》……

语言修养

记录采访时,阿嘉仁波切毫不客气地两次指出我的错别字。我开玩笑:“您是汉语语言系毕业的吗?”

其实,阿嘉仁波切已不是第一次纠正我的错误了。前一段时间,当我的《专访阿嘉仁波切》在唯色的博客上发表时,他立刻打来电话,明确地指出了我的别字,具体到第几行第几个字。我和唯色笑了好久,给阿嘉仁波切下了一个定义:厉害。

阿嘉仁波切自己的文字,别有一翻敏锐和诚挚,清晰地展现出一位高僧辽阔的视野,又不乏藏、蒙人的幽默(尽管那幽默带着挥之不去的辛酸):

两种矛盾:以前有个提法叫做“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60年代,在印度的迈克玛洪线,暴发了中印战争,只听到大捷大胜的喜讯,没听到打死打伤了多少敌人;70年代,在乌苏里江畔中苏开火,除了捷讯,仍然没有伤亡报道。80年代,六四天安门事件,不是什么敌人侵略北京城,可坦克和全副武装的军队开进了广场,血迹留给了无辜的父母们;三月的藏人抗暴,同样没有拿枪的敌人,可是装甲车、坦克、新型武器都轰轰烈烈地出来了,鲜血流淌在雪域高原。幸运的“敌人”,你和我一有矛盾就有现代武器的保护、科技战争的美誉;无辜的“人民”,你和主人一有矛盾就手无寸铁,还会背上“恐怖分子”的黑锅。

宗教自由:宗教自由的名词与新中国同时诞生。五十年代,宗教以鸦片名誉受到镇压;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彻底扫除了宗教;八十年代,虽然开始了改革开放,但是宗教以“不敢管、不会管、不去管”的状态出现了混乱:宗教、迷信、气功、诈骗、科学混为一体;九十年代以后,宗教又成了“不安定”的借口,要伊斯兰教和世界伊联划清界限,要基督徒和梵蒂冈划清界限,要藏传佛教和达赖喇嘛划清界限等等。尤其对藏传佛教,先派工作组驻寺整顿、教育爱国,后教喇嘛们签名画押、批判上师。最近,中国的宗教部门又出台一个新政策,要政治和教义并存,宪法法律和清规戒律挂钩,严控寺院和僧人……

离开蒙藏文化中心时,阿嘉仁波切送我两本尊者达赖喇嘛在布鲁明顿讲授《菩提道炬论》的课本,附有阿嘉仁波切的汉语文章:《慈悲甘露之源泉——至尊达赖喇嘛的笑声》《善良圆满之祈愿——如理亲近的鲜花》……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尊者达赖喇嘛根深蒂固的敬仰。

“您完全可以写东西!”我感慨道。

“能写什么呢?”阿嘉仁波切看着窗外初秋的树林。

“想写什么您就可以就写什么,比如自传。”

阿嘉仁波切通常以汉语讲授甚深的佛经。他曾经用了三年(从2002年到2005年)的时间,在加州,讲授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去年又在台湾讲授了《功德之本颂》《缘起赞》《甚深智慧到彼岸心经》等。

阿嘉仁波切的语言天赋,不仅体现在汉语上,还体现在英语上。十年前,他到达北美大陆时,已经四十八岁了。从ABC学起,到现在,能自如地运用英语交流,工作(管理寺庙),甚至讲演。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奇迹。蒙语和藏语,是阿嘉仁波切的第一语言,就无需评说了,并且,对这两种语言,我一无所知,也无法评说。

永远的出家人

皈依佛教,有的人源于文化背景,有的人源于精神需求,而阿嘉仁波切的出家,集这两种情况于一身。

阿嘉仁波切有着四分之一的藏族血统,四分之三的蒙族血统。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两岁时,他本人作为第九世阿嘉呼图克图,被迎请到塔尔寺坐床。而那坚如磐石的虔诚,却来源于他自己的精神需求。

“我的启蒙老师慈诚拉桑。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直到圆寂。他是一个修行很高的人,圆寂之时,可以控制身体的一部分:他自己坐好后,我把老师保存的法衣拿出来,披在他的身上。又把老师保存的铃和杵拿出来,放在他的手里。老师说,他圆寂后,不需要念很多的经,仅念:纳摩古汝呗(顶礼上师)纳摩布达雅(顶礼佛)纳摩达日玛雅(顶礼法)纳摩桑葛雅(顶礼僧)就可以了。

“渐渐地,他只有吐气,没有吸气了。看上去已经圆寂。可是,他突然微微地睁开了眼睛,像是被铃声提醒了一下。

“我们把老师的法体抬到山上,期望天葬,可是,秃鹫没有来,即使到了很高的山上,也没有来。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的经师嘉雅仁波切,也想到了这一点,说,‘如果秃鹫还不来,你们可以等一夜,第二天早晨火葬。’我们是带着帐篷,背着木柴,有准备地到了山上。天黑了,我们担心老师的法体被动物干扰,出去查看,竟看见师傅的法体在发光,像篝火,一米多高,白白的,似乎在燃烧。第二天早晨,我们火葬了法体后,回到寺院,嘉雅仁波切说,‘修行很高的人,法体上面都有光。’”

“在北京八达处二处的灵光寺里,存有一颗佛牙,缅甸的军政权为了取悦百姓,曾迎请那颗佛牙到缅甸巡礼。那时上海明旸法师任团长,我任副团长,陪同佛牙到缅甸。那一次,广积寺把佛牙请下来后,很多僧人和居士都到现场念经朝拜。法会差不多进行了两个小时,突然,大家同时跪了下来。有人说,是佛牙在发光!可是,我没有看到。第二天早晨五点左右,中国派专机运送佛牙。启程前,人们先在里面念经,我们几个藏传佛教的人没有进去,在外面等着出发。那时我们离佛牙大约七、八米远吧。那是一个藏式佛塔,中间是佛龛,佛龛的中间是金子做的莲花座,佛牙就供在金座上。突然,我看见佛牙映红了背景,如同蒸汽,渐渐地上升,中间很白,很亮,还出现了彩色,红一道,绿一道,我们都忍不住双手合十。直到一个记者背着相机走过,光就没有了。”

这些奇迹,直观地展现了佛教净化人的两个层面,即精神和肉体。耳闻目睹,更加坚定了阿嘉仁波切的佛教信念。尤其在阿嘉仁波切三十岁左右,能够独立思索问题的时候,生活中,经常遇到一些疑问:为什么人追求幸福,而又得不到幸福?怎才能得到幸福?“更深更完整的答案,只有在佛教里才能圆满地找到。也许,这也是很多西方的学者,甚至科学家,选择了佛教的原因吧。”阿嘉仁波切总结道。

做一位出家人,看来,是阿嘉仁波切深思熟虑的结果。

当然,这不是说阿嘉仁波切不食人间烟火。他的智慧甚至显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举个例子:在阿嘉仁波切的家里,我拍了几张照片后,想查看效果,却怎么也找不到我需要的放大画面,阿嘉仁波切接过相机,一下子就调了出来。这一瞬间,我甚至忘记了他是一位僧人。忍不住世俗而笨拙地问了一句,“您后悔过吗,自从到了北美大陆?”

“没有。”他不假思索地说,“我这一生,能为法王返回西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足矣。”阿嘉仁波切对达赖喇嘛的敬仰之情,从管理蒙藏文化中心的细心,可见一般,他说,“这是法王交给我的任务,我要圆满地完成。”

阿嘉仁波切的住地非常简朴。佛堂,餐厅,客厅都比较狭小,尤其佛堂,仅够他一个人磕长头和念经。但是,里里外外都很洁净,没有喧闹,没有贪欲,没有荣华,像梦。

2008年月10月7日晨完稿于CAL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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