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行巴士穿过莽莽苍苍的印度北部平原，在凌晨时进入空气清新、树木扶疏的丘陵地带。才小睡了一会，我醒来时骤然发现，巴士已经悬挂在陡峭的盘山公路上。
达兰萨拉用它最明艳的阳光款待我这个来自北欧冰雪之国的中国客人。下了长途车，我痴痴地沐浴在阳光里，仰望着这个依山建筑、风光迤逦的小镇。
在银光闪闪的多拉达山峰下，山脚的小街飘溢着鲜活的市声，穿民族服装的印度人和西藏人忙着招呼他们的买卖。山坡上，散布着一处又一处流亡藏人的村落和流亡政府的各个机构。而山顶，则是金色的寺院和西藏人的怙主──达赖喇嘛的住所。
当年从雪域高原逃亡而来的年轻的达赖喇嘛，也曾和我今天一样为达兰萨拉而惊喜。在他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中，他以优美的、孩子般欢喜率真的笔调描绘他初抵达兰萨拉的情景：
“……下了火车的那段路程我至今还历历在目。车行大约一小时，我看见远方积满皑皑白雪的高峰，就在我们的正前方。路上经过印度最美的乡野──葱绿的田野中点缀着树木，遍地围满色彩缤纷的野花。三小时后我们抵达达兰萨拉市中心。我下了轿车，改搭吉普车。我的住所就在数里外的麦克雷德甘吉村。
“一路山径陡峭，行来惊险重重，令我忆起拉萨近郊某些地方。有时从山路下望，只见深达数千尺的峭壁。麦克雷德甘吉村的村民在距离我的新家一哩处，搭建了一座全新的竹子牌楼，横楣上以金漆大书‘欢迎’字样。……
“……。次日清晨，我醒来就听见这一带特产的一种鸟儿的鸣声，叫声象是‘卡拉啾，卡拉啾’。我向窗外逡巡，却看不到它们的影踪，只见一片宏伟壮丽的山峦。……”
虽然和青山“相看两不厌”，虽然有鸟声和鲜花相伴，流亡三十九年那么多黑暗寂寞的长夜，是否也有揪心的痛苦和清泪，就象笔者经常品尝的一样？天性乐观和遵循佛教忍受苦难教义的达赖喇嘛没有回答。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30多年来，这个小镇因为有了他而闻名于世。戴着诺贝尔桂冠的他如今也垂垂老矣，但一个民族仍然在集体流亡。
我来这里是为了这个小镇上的藏人，也为了他。这条路不算太难走，来此一游的世界各国友人热热闹闹、络绎不绝。但我们中国汉人的足迹，却曾经有过几十年的空白。
§§ 一、我们青藏草原上的花哟……
因为和达兰萨拉一见钟情，我在到达那里的前几天，尽兴地享受亚洲山区的融融春色，以慰我旅欧几年的乡愁。因此，我竟问起流亡的藏族朋友：你们从寒冷严酷的高原环境来到这样美丽的地方，是否有点乐不思蜀？
我的藏族朋友回答说：这里是很美，但是这里的花怎么都开在树上，不象我们青海家乡，那里的春花哟，都开在草间。穿着藏袍睡下去，鲜花把靴子都染红了。
乡愁是会感染的。看到朋友说得那么深情、那样惆怅，我不由得也对染红靴子的鲜花草原神往起来。后来一个作过喇嘛的年轻藏人送给我他家乡的亲人寄来的一张照片：那是一片盛开各色花朵的草原，一个戴头饰的面貌纯朴的藏族妇女和她的孩子在花原上嬉戏。这个藏人的哥哥因为他的逃亡而入狱。我没敢问这照片上是不是他的嫂子和侄儿，只默默珍藏起这张美得叫人不忍释手的照片。
有很多时间，我在达兰萨拉山间绿树葱茏的小路上悠闲地倘佯，在藏人家抱孩子讨论各民族不同的育婴传统，和镇上的印度小贩为买莎丽头巾讨价还价。大大品尝了一番有湖南风味的印度辣椒后，我惊奇地发现藏人从我们汉人那里学去了许多烹调方法。我还和藏族朋友一起收看西藏电视台播送过来的节目，津津有味地谈论西藏版本的《西游记》中，藏人喜爱的“猴子”怎样陪着“唐僧喇嘛”去取印度佛教的经。我的藏族朋友因此笑话我：“你一点儿也不象个职业妇女。”
我本来就不是专业记者，来这里之前又和我的接待者说好，不对我尚不完全了解的西藏问题发表意见。这样，我只把自己当作一个欧洲来的难民。我的流亡和藏人的流亡是由于同一个专制政权的缘故。“流亡”是我们共同的名字。我只想亲身体验一下他们做印度难民日常生活中的甜酸苦辣。因为，这才是一个流亡民族跳动着的脉搏。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不是采访和被采访的关系。
从外表上看，这里的人过着温馨宁静的日子。他们清贫，但是他们总是在居住的地方悬挂起五彩的经幡。信佛教使他们豁达、不怨命运，他们心中有佛祖。但如果有人想用诗化浪漫的笔调描绘他们异乡的生活，那就大错特错了。
流亡是一种伤，一种割裂心房的伤口。
许多流亡藏人合家辛勤工作多年，攒下钱却不建房子，依然住在冬冷夏热的破旧铁皮屋里，供着达赖喇嘛像和雪山狮子旗。一年又一年，他们和达赖喇嘛总是怀着一个愿望：攒下钱回去建设西藏。人在印北，他们的思念和企盼却无时不在高原。
有一次在藏人住所门前逗孩子玩，突然看到一个藏族汉子将别人的孩子高高举过头顶，大叫：“嘿！看你能不能到拉萨！”原来“到拉萨”是青海藏人的口头禅。如果说哪一个小孩“能够到拉萨”，那就意味着这个孩子将有大福气。拉萨是多少代藏人心中的圣城神地。许多藏人为了到拉萨，几步一磕头，有的要辛苦跋涉两、三年才能到达。
今天的流亡异国多年的藏人，仍然保持家乡的传统口头禅。这不禁使我这个局外人感伤：他们知不知道他们梦中的神地，早已建满现代化建筑，空气污染，不信神的人们说的是汉语，飘扬的不再是雪山狮子旗而是五星红旗？
实际上这些他们知道得比我更清楚。远离了故土，在陌生的他乡，流亡藏人更清晰地看到了他们的母土发生的悲剧。但不管现实的拉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们仍然要在异乡的漂泊困境中守住他们唯一的向往──到神地拉萨去。
是他们的梦支撑他们不倒下。
§§ 二、我们决不抛弃自己的同胞
在达兰萨拉藏族朋友家吃饭，发现朋友家时常有客人在借宿。这些客人大都是家乡来客，辗转辛苦来听达赖喇嘛讲经的僧尼和普通藏人。他们往往刚到达兰萨拉就花光了积蓄很久的盘缠，需要别人提供吃住，并需要给他们凑足回家的路费。
我的朋友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用每月微薄的工资抚养妻儿，本来就经常有发愁的时候。笔者作为持家的主妇，饶有兴趣了解印度的物价和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家庭收支情况，因此惊讶地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官员说他们的工资足够维持基本生活，大多数人需要依靠亲友的资助才能应付家计，没有外援的家庭必须把一个小钱扳成两半花才能应付。
流亡政府官员的经济收入在西藏流亡社区属于偏低阶层。一些从欧、美留学回来的藏族官员笑着说：这里的一个月工资不如在美国打两天餐馆工。不仅政府官员如此清寒，就是其它民间社团组织如青年会、妇女会，其工作人员也基本上是半义务性的服务。他们都是在为理想而工作。
然而我的藏族朋友家的大门却是打开的。那年朋友的父亲从西藏跑出来看儿子，回去对他妹妹伤心地说：“你哥哥在那里（指达兰萨拉）只比叫花子好一点。”可是这个拮据的家却为那些从西藏跑来的贫穷藏人──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提供免费食宿。他贤慧的妻子在为一大群客人做饭时，脸上带着最温柔的笑容。
看到朋友夫妻为凑足乡亲回西藏的路费大伤脑筋，我不禁问：“你们怎么能承担这么重的、不属于你们的义务？”
朋友说：“当年犹太人有一句名言：世界抛弃了我们，我们不能抛弃自己的同胞。我们西藏人也决不抛弃自己的同胞。”就是这样一个民族，他们的信仰使他们连一只小虫也不忍心踩死，使他们对植物也付出爱心。他们怎么可能看着自己的同胞露宿、挨饿？所以，无论逃出来的达赖喇嘛还是留在北京的班禅喇嘛，都异口同声地强调：在旧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饿死人的事情，只有中共来了才有大批藏人饿死。这不是因为旧西藏更富裕，而是因为那时的统治阶级有慈悲为怀、救助施舍穷人的传统。
对于任何一个处于困境的同胞，这个高原民族的人都会请他跨进家门，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一碗饭大家分着吃。即使是对于外族人，他们也乐于伸出援手。多次在藏区旅行的汉族作家王力雄就在他的书里谈到：“对于任何落难之人，西藏人都极为救助，我亦受过他们的恩惠。”
这就令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海外每次针对中共的游行示威，流亡各国的藏人都是全家停下工作一起出动──他们不忍忘记国内受迫害的同胞。
听说新西兰有个小岛上仅有一家旅居已久的藏人，他们在中共代表团访问新西兰期间，合家打着抗议标语去“欢迎”。后来流亡政府官员看了报道，才知道那个小岛上居然还有一户子民。
§§ 三、我不敢去第二次的地方
虽然经常在达兰萨拉自由地到处游逛，但有一个地方是我去过一次，不敢再去第二次的。
那是达兰萨拉的新难民接待中心。据说达赖喇嘛用他诺贝尔和平奖的一部份奖金资助这个部门，以使刚刚翻越雪山逃亡过来人生地不熟、食宿无着的藏人有一个暂时憩息的地方。
接待站的工作人员翻开记事簿，平静地向我介绍说：从今年1月到3月初，从西藏跑来的藏人是745个，其中60%是来上学的青少年，30%是僧尼，其他是来看望孩子和来朝圣的。此外有五个孩子在翻越雪山时冻死了，有七、八个要作截肢手术。
我的眼泪唰地流下来，用纸巾捂住脸不客气地质问：“为什么流亡政府不想办法告诉自己的人民、让那么小的孩子翻越雪山是危险的？”
他们向我解释说，西藏流亡政府经年不断地通过《美国之音》、《西藏之声》的电台向人民呼吁不要过来，并告诉他们什么时候有雪雹。但是电台被中共干扰，很多藏人收不到。即使大家都知道危险，还是要把孩子送过来读书。因为，在西藏有些农区、牧区，学校发不出工资，老师都跑掉了。有的地方还有学上，但孩子也不能学习自己民族的语言和宗教。所以，家长不得不把孩子送过来。
由于路途上好走的地方被中国军队把守住了，他们只好走偏僻险峻无人烟的山路。如果碰上暴风雪，一个也逃不出来。有的人死了也没人知道。去年外国人在雪山上拍照，就拍到许多冻死的无名藏人尸首。
在接待站的大通铺上，有两个三、五岁的孩子，脸上带着两坨高原红依偎在妈妈身边。我亲了亲他们的小脸颊──幸运地逃过劫难的孩子！
后来我参观了西藏儿童村。那是1960年达赖喇嘛的母亲刚逃亡到印度的两周后，就为解决许多失去父母的孤儿的抚养问题开始筹建的。我在小学校的教室里和听课的孩子们合影，给那些从西藏内地来的藏族妇女和她们的孩子拍母子照。她们忍受不住骨肉分离的痛苦，一年一度偷偷辗转它国，跑到达兰萨拉来探望在此就学的孩子。
儿童村是达兰萨拉最漂亮的地方之一。它实行的是类似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穷人的孩子不须付任何费用，接受的是最完整的教育──既是适应世界的，又是民族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管流亡政府怎样拮据，流亡的成人怎样清苦，他们无论如何也要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所以西藏的藏人不论贫富，都不顾一切地把孩子送过来就学，然后自己含着眼泪又偷偷地回去。
我在接待站随便采访了几个藏人。他们谈到西藏农、牧区现在一年不如一年，中共强迫他们交纳重税和各种摊派，生计愈加艰难；谈到中共强迫僧尼说达赖喇嘛的坏话，西藏已经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让他们修行；谈到与他们同行的和尚被尼泊尔警察抓住打断了腿……
我本来说好下次再去新难民接待站做一次采访，但却再也不曾踏进那个大门。人类的本性是逃避令自己痛苦的东西。我的心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刚强。听说一些外国人到接待站看了看那几十人共睡的大通铺，看了看经历挨冻受饿的旅程、新逃亡出来的憔悴的、患病的、伤残的藏人，他们往往签上一张支票（这往往使新难民接待站的食堂有难得的开荤机会），就默默地离开。
而我只有眼泪和作为一个无能为力的汉人的内疚。唯一能做的，是要求大赦国际组织派人去做一次专门的调查。
§§ 四、宗教对于藏人
“我们藏人天生头顶上就有三样东西──佛法、佛祖和喇嘛。这是与生俱来的本能的东西。所以，虽然我们受到的完全是汉化教育，我们仍然要千方百计来这里听达赖喇嘛讲经。”
说这些话的，是几个以外出休假做借口、从北京偷偷跑来的藏族姑娘。她们说的是比我这个汉人还标准的普通话，穿着改良了的精致美丽的藏裙，谈吐文雅而且相当有水平，显然是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在很不错的单位里工作。
这段时间正是春季大法会。达赖喇嘛天天在大经堂讲经。来自全世界的佛教徒和听众，坐满了经堂外的大坪。有许多人只好坐到屋顶上去。这几位姑娘心里很难过。因为，达赖喇嘛用藏文讲经，有时讲得深奥一点，她们就听不懂。我却担心她们回去会有麻烦，说：“这里到处都是中共间谍，你们又长得这样漂亮，肯定被他们注意了。回北京怎么办？”
“如果被发现了，我们只好诚实地告诉他们说：我们已经做了这辈子最想做的事！”
只有有信仰的人才这样平静地面对一切将临的厄运。为了听达赖喇嘛的一次讲经，多少内地藏人倾家荡产做盘缠，多少藏人在边境被捕入狱，还有多少人在途中死于非命。但是没有人埋怨过。
哲学家说：“不是哲学选择现实，而是现实选择哲学。”不少学者认为，藏民族选择佛教作为信仰，有她深沉的历史、自然原因。全民信教与高原恶劣、粗犷的自然条件有关。因此，从7世纪以来经历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藏民族在精神上皈依佛教。一些汉族学者，如写《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的王力雄先生，他们甚至很直接地把西藏人的宗教意识归因于他们对严酷寂寞的大自然的恐惧。这个论断未免太简单了。限于篇幅，笔者不想在这里太多地探讨藏人笃信佛教的原因。佛教产生于气候并不严酷的印度，如今又在环境并不寂寞的欧、美大受欢迎。今天真正的藏传佛教已经在生活现代化了的世界各国传播。这就说明了：除了“环境决定宗教”的因素之外，还有不可低估的藏民族对和平、慈悲心灵的向往。正是这种东西令人折服。
在佛教尚未传入西藏之前，藏族传统的伦理观中早就有利他、忍耐、仁慈、知足、行善等道德信条，以及“本无空”的哲学思想。古代藏人之所以投向佛教，是因为佛教令他们感到似曾相识，而且能帮他们找到人生的价值和真谛、生命的归宿和出路。
宗教对于藏人，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信仰，而且是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藏人开朗达观，是由于宗教教义使他们免于对生老病死等一切灾难的恐惧。这是一种足以对抗刀剑和枪炮的精神体系。。
在达兰萨拉的阳光下，我总是惊讶：怎么满街都是穿着大红袈裟的快乐和尚？流亡而来再穷再苦的人，也不见愁眉苦脸的神情？也许这是因为在人生苦海中他们无须多虑，至高无上的佛早已给他们决定了一切，而他们服从“无常”，相信“四大皆空”。
佛教早已成为藏人心理上的一种集体潜意识。不管一个藏人是否在现实中信教，在心灵深处，他不可避免地遗传了他所属的民族的宗教心理。
我在达兰萨拉听到不少这方面的有趣的故事。
中共经常以软硬兼施的各种手段收买和威逼一些藏人，让他们到达兰萨拉做间谍。这些藏族间谍在刺探情报中一旦被发现，只要有怀疑他的同胞把达赖喇嘛的经书放在他头顶上，他就会感到头顶灵光一闪，不自觉地就跪在地上，并马上自动地讲出实话。这是他们藏人集体遗传的宗教良知和达赖喇嘛的感召力。
又如台湾“中华民国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听说这个在藏人中名声不好的机构也曾在海外收买流亡藏人。他们不敢到达兰萨拉来，就在印度南方的一个藏人居民点花了几十万美金，买通了一些喇嘛和藏人作为点缀“中华民国政府”的花瓶。后来这个居民点的一些藏人起来反对。他们宣布他们仍然要忠于达赖喇嘛，结果发生了内讧。一个主张投靠台湾的喇嘛被打死了。有四、五家藏人拿着台湾的钱逃回西藏，被中共待为座上宾。然而，被中共优待的藏人在西藏自己的家乡很难呆下去。他们写信给留在印度的亲友说：“千万不要回来啊。这里的人比外面的更坏（指西藏内部的藏人更忠于达赖喇嘛，更不能容忍他们的背叛）。”
而这个居民点的一些曾经被台湾收买、后来反戈一击了的藏人，集体来到达兰萨拉，朝拜达赖喇嘛。开始时，流亡政府不给他们安排会见的机会。他们就坐在达赖喇嘛门前哭啊、哭啊，哭了好几天。达赖喇嘛知道了，说，当然应该见他们。于是他们用藏人最高的礼节──铺着红地毯把达赖喇嘛接到他们那里去弘法。现在这个居民点成了支持流亡政府最坚决的一个点。
§§ 五、现世与来世
不了解藏传佛教，就不能说了解西藏和藏人。因此，我在去印度访问西藏流亡社区之前临时抱佛脚，恶补性地读了几本介绍藏传佛教的书。结果令人丧气：密宗教义没能读进去，反而对自己的智力产生了怀疑。深邃精巧的佛教哲学，其抽象复杂的思辨，是我这个不信神的汉族俗人所能领会的吗？
几乎渗透每一个藏人的精神世界的西藏佛教，被认为是东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它对世界的慷慨奉献是：告诉人们如何在心灵深处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
我不断探讨我们汉人的心灵与藏人的心灵之区别。我认为一个根本的区别是：我们汉人重视现世；从生到死，在人生这班被认为没有回程的巴士上，我们相互争斗为抢一个好座位，因为位置象征现世的利益与享受。至于下了车再往哪里去，我们俗世的汉人是不管的。
而信佛的藏人呢，他们更多的是追求来世。怀着大慈大悲的信念，他们追求一个来世幸福的幻想。
当执着于现世红尘的汉人看不破、走不出时，一些经过高深禅修的藏人却能透彻生死，来去自如。听说文革期间一个老喇嘛被红卫兵迫害，被捕后他一路唱歌，唱到红卫兵营地时突然停止，安然圆寂。他已超越了短暂人生造成的贪念与执着。
一个将要离开达兰萨拉前往美国的藏族青年，和我有过一番诚挚的长谈。他羡慕海外华人在世界上的成功：拥有财富和科技发明的荣誉。他梦想自己能到美国去打天下，以拯救他苦难的民族。他问我：为什么海外藏人不如海外华人成功？
我说，无论从移民的人数上、还是从移民的历史上看，藏人和汉人是不成比例的。况且，我们汉人的文化使我们善于在现世中争夺名利。那是你们相信来世的藏人斗不过的。如果你要去美国赚下财富来拯救西藏，那是你的选择。而我，作为一个看破物质主义的人，却会有点遗憾。因为，如果每个在西藏内地的藏人都变成沉溺于俗世的中国人，每个流亡的西藏人都为了适应世界而改变自己的心灵、成为仅有藏人面孔的美国人、德国人、印度人，那么西藏奉献给人类的：靠获得佛性来医治人类的精神创伤，这种最珍贵的东西将不复存在。
那位年轻的藏族朋友终于穿上他家乡的藏袍，遥向正在经堂弘法的达赖喇嘛默祷告别，洒下一腔热泪，怀着当年中国汉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愿望离开了达兰萨拉。
不只一次地听说有的藏人宣称他们不再信什么佛，他们也将不再考虑来世的问题，这个世界现在是赚钱最重要。我在飞机上遇见的一个藏族小伙子就不断地跟我说怎么“make money”。看起来，这个从“十万雪山，十万江河”的高原上走下来的民族，其心灵就要和世界接轨。然而，这个特异民族的民族集体心理沉淀，会在关键时刻发生作用。
曾经有个具有反叛精神的藏人大肆发表蔑视来世、不循教规的言论。他身体力行，不择手段地赚钱来娶上漂亮媳妇、买上豪华房子。后来他生病了，即将去世时，他对他的那些在寺庙里守着青灯黄卷、苦苦修行的朋友，悔恨地说：“你们是对的。我拥有这么多的东西，但这些都帮不了我。”
到头来他还是一个畏惧来世的藏人。
还听说一些长期为中共效劳的藏人，在其晚年也开始向自己的民族和宗教回归。如任中共政协副主席的阿沛．阿旺晋美，原来一直被认为是扮演了不光彩的“藏奸”角色，现在，他有时也豁出来为历史做一些真实的见证，使得达兰萨拉的藏人开始原谅他的过去。
热地是现在仍然在嚣张地反对达赖喇嘛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他的名字在藏语中与“羊粪蛋”谐音。因此，憎厌他的藏人都在背后故意把他叫做“羊粪蛋”。据说有一次热地醉酒后大哭大叫：“我不是羊粪蛋，我是藏人！”
§§ 六、“3．10”自由斗争纪念日
为了这个日子，我翻阅了所能找到的各种历史资料，想探寻在三十九年前的这个日子里，西藏的拉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件？
这个事件，中共称之为“一场酝酿已久的叛乱”，而流亡藏人则称之为“抗暴”、“起义”。称谓不同尤小可，最有趣的是，连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双方都在讲述自己的版本。两个版本的差异之大，把我的头都弄炸了。
我决定快刀斩乱麻，简单地将这段历史概括为：
1950年秋天，藏军主力在藏东昌都被中国解放军消灭。1951年5月，西藏谈判代表在逼迫下和中共签定了十七条协议。尔后几年，起于中共控制的藏区的藏人反抗活动迅速扩展。在极其复杂背景下，1959年3月10日，由“邀请达赖喇嘛看文艺演出”为导火线，拉萨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骚乱。
恐慌的藏人重重包围了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因为，有传言说中国人计划绑架达赖喇嘛，并已准备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在藏东地区，曾有四名高级喇嘛在看文艺演出时被解放军关起来，所以藏人认为达赖喇嘛的生命也面临危险。他们阻止达赖喇嘛去中共军区，并在激愤中喊出了“废除十七条”和“把汉人赶出西藏”的口号。
决裂似乎是必然的，只是什么时候引发导火线而已。1959年3月17日下午4点，中共军队向罗布林卡打响第一炮。当晚10点，达赖喇嘛和随从逃出拉萨，从此一去39年。
第二年（1960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在印度第一次发表《西藏人民抗暴纪念声明》，强调西藏人民要以长远的眼光来看西藏的处境。他说：“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定居下来延续我们的传统文化。”他说出对未来的信念：“以真理、正义和勇气为武器，我们西藏人终将战胜，西藏将重获自由。”
以后，这就成了传统。年年春天，流亡藏人在达兰萨拉和世界其它地方举行游行示威，纪念令他们背井离乡的“西藏人民起义日”。
我就在39年后的这一天，穿上朋友太太赠送我的藏服彩条裙，配上“贵宾”的牌子，携上我的全副家当──照相机、摄影机、录音机和笔记本，来到山顶纪念大会会场。在一大群肤色各异的外国贵宾中间，我只看见自己是唯一的中国人。
达兰萨拉仍然是那么慷慨地把它春天的阳光献给藏人的这个难忘的日子。在山顶经堂的大坪里，穿着各色藏服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井然有序地进入会场。会场前排是穿着绿色藏式背心的少年乐队；后面是穿白色校服的学生队伍；外围才是普通藏人；穿大红袈裟的喇嘛排排坐在经堂屋檐下。找不到位置的藏人坐满了经堂周围的房子屋顶。印度警察穿着白色制服维持次序。
金碧辉煌的寺院经堂和灿烂的阳光、青翠的山峦争相辉映。雪山狮子旗和苍绿的松柏树一齐高耸。人们渐渐静下来，翘首期待着。
§§ 七、象金刚石一样坚忍……
一声悠远浩荡的佛号吹响。人们全体双手合十，仰望着从会场后面缓缓前来的达赖喇嘛──藏人心中的神。
他向前走来。我渐渐地看清楚他了。被人认为是“高山仰止”的达赖喇嘛，给我的第一印象和在电视上看到的一样C一派天真浪漫、笑口常开。他一路走，一路向认识、不认识的人打招呼，或弯下身子摸摸孩子们的头，眼神闪出慈悲的光芒。。
他从我身边走过去，在经堂的大厅前面对佛像站住，双手合十颔首默祷。
达赖喇嘛在哪里，西藏就在哪里。一个民族的集体仪式开始了。
全场肃立，众人合十默祷。佛号再次吹响：低沉、忧伤、哀婉……。
这不寻常的号声令我动容。前天晚上看西藏民间歌舞表演时，我还在大发感慨，说藏族真是这个世界上少有的快乐民族：他们的舞蹈热情奔放，无拘无束，仿佛使人置身于欢笑的草原；他们的民歌高亢激越，悠美动听，令人想象那飞翔在雪山顶的豪迈的鹰。看着藏族民间歌舞，呼吸到高山和草原的气息，一副副风景画随着表演徐徐展开，还以为他们藏人都是些不知忧愁悲伤为何物的人。
此刻我怀着敬畏之心，出神地聆听一声声悸动心弦的佛号。人生的一切悲苦烦忧全在它的号声中吗？藏民族的苦难哀怨全都被它吹出来了吗？接着鼓号齐鸣，人们齐声唱起《西藏国歌》：
灿烂的如意珠宝──佛教
是政教和乐、一切希望的源泉和宝藏。
广施普泽教化众生的大地的怙主，
你们的事业象大海般发达兴旺。
位于永固不坏的金刚界，
以慈爱治理诸方。
天赐嘎登颇章威望齐天，（注：嘎登颇章，西藏政府的名称）
四分圆满权威强。
西藏三区之域，幸福圆满充盈，
遍布政教和乐的祥瑞景象。
愿佛教传遍十方，
让大千世界的众生充满幸福和平之荣光。
愿西藏佛法和众生的正义之光
战胜邪恶的黑暗。
在我身旁歌唱的是一群穿着绿色背心的孩子们。他们在雪山狮子旗下昂然挺立，象一棵棵葱茏茁壮的小树苗。一个靠近我的孩子眼中闪着泪光。我久久地凝望这些可爱的孩子──西藏的未来，失去祖国被迫在异乡成长的他们在期待什么呢？
去年在英国伦敦，我碰上一个来自达兰萨拉的西藏访问学者Tsering Shakya。他七岁时随父母离开搞文革的西藏，流亡到尼泊尔。父母把他送到达兰萨拉去上学。现在，他在英国研究西藏历史和佛教史。我曾问过已经成年了的他作为难民孩子的心理感受。
他说：“我小时候经常感到悲伤。因为，母亲天天在家里说西藏！我还有一个姐姐在西藏。我没能再见到她。我心理上一直觉得自己是西藏人。因此，整个脑海都在想西藏。现在，我用整个生命在为西藏工作，可是人却在西藏之外。”
流亡藏人的孩子，家家的父母都会含泪在地图上给他们指点家乡的位置，家家的长辈都留下遗言向他们叙述：他们曾经有过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家家都留下一部血和泪的历史──几乎每一家都有人在中共统治时期被打死、关押和饿死。承受着沉重的民族苦难的孩子，他们的心理得以净化和升华。今天，当一些汉人的孩子被宠坏，变得自私、冷酷和轻薄，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只认识钱的时候，我在一些藏人的孩子身上看到热血、理想、吃苦和奉献。
就如他们的歌里唱的：“象金刚石一样坚忍……。”
谁能说西藏没有希望？
§§ 八、向中共间谍表示感谢
当众人坐下，大会纪念开始，主持人用藏文宣布会议程序后，接下来是流亡政府和民间团体各方面的代表发言。我没法听懂那些藏文和印度文的演说，只能等事后找人翻译。此刻，我乐得有功夫东张西望地拍照和观察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也正和我一样在东张西望做鬼脸。据说修行人修行到一定境界后，经常返归赤子之心。在这个大会场上，想必坐在大厅中心的他看见了许多老朋友。这令他神采奕奕、童心大发。又想他可能也不耐那些冗长乏味的演说，所以他一会儿翻看手中的讲稿，一会儿抓头抠下巴。
好几次他对着坐在前面台阶上向他举起相机的我做鬼脸打招呼。我穿着藏裙，想必他把我认作他的子民了。这令我乐不可支，难怪人们献给他一个“自在菩萨”的称号。轮到达赖喇嘛发言，会场气氛顿时一振。达赖喇嘛走上讲台，发表了纪念西藏“3．10”自由斗争三十九周年的讲话。我手里有中文译稿。一字一句，我听懂了他对自己的子民的语重心长的谆谆告诫，告诫他们千万不能走暴力的道路，并代表一个背井离乡的的民族向中国政府诚挚地呼唤对话。
会场鸦雀无声，可以听到春天微风的喘息。天空中，有山区的鹰在绕着会场飞翔。鹰是藏人崇拜之鸟。人们肃然聆听他们领袖的声音。多少历史的怨仇、多少现实的哀痛，都在他们慈爱的领袖的教诲和安慰中，得到缓和与化解。
丢下讲稿，达赖喇嘛自由地用藏语向他的子民说起什么来了，令我这个只穿藏服不懂藏语的汉人傻了眼。后来才有朋友给我翻译，说达赖喇嘛在丢掉讲稿后向各方来宾和所有关心西藏的朋友表示感谢，并对西藏各个阶层的人民进行告诫。他还严厉地训斥了一些不循教规的喇嘛，说：
“要当一个真正的喇嘛，就要象释加牟尼教导的那样，不要干对不起佛祖的事情。如果你受不了这个苦，你可以走，这样最好。”
最有趣的是达赖喇嘛向隐身在人群中的中共间谍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他诙谐风趣地说：
“今天在场的一定有一些是来自中共方面的人。我向你们表示感谢！你们是我们珍贵的客人，我本来应该好好款待你们。很遗憾这没能做到。我谢谢你们不辞劳苦来这里关注西藏问题。希望你们回去向上级汇报时，要报告这里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就说什么，不要说假话。”
中共间谍也是人。不管他们是藏人、还是伪装成藏人的汉人，在这个具有慈祥仁和的大德风范的老人面前，他们的人性想必也受到了冲击。
关于中共间谍遍布达兰萨拉的趣事，笔者听了一箩筐。这里只举一例以飨读者。
源源不断地被派来达兰萨拉刺探情况的专职和兼职的中共间谍，一般都是爱下饭店、爱请人喝酒的人。他们中有人牛皮吹得比天大。比如一个姓张的汉人带着他的伙伴，一到达兰萨拉就到处宣扬他们是达赖喇嘛在青海安多的、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最后竟然闹到被达赖喇嘛接见的地步。两个恬不知耻的汉人竟然当面向他们的“亲戚”──达赖喇嘛──提出非份要求：一个要钱，一个要去美国。
达赖喇嘛何等智慧之人，他当然一眼看穿这两个“亲戚”是何等角色。但佛祖能容天下难容之事，他仁慈地从自己的私人津贴中给了他们一笔比给其他藏人还多的钱。后来这两人在印度作生意发了财，有时竟然忘了自己曾经编造的谎言，向别人介绍说自己姓张，是汉人。
§§ 九、听藏族歌唱的难堪
达赖喇嘛说完话之后，即是各国艺术家表演的时候了。会场欢腾起来。
为了这个纪念日，欧洲、美洲、非洲都有著名歌手千里迢迢前来献艺。他们不仅自费前来，而且还带来他们对流亡社区的奉献和资助。我在西藏儿童村遇上一个来自从瑞典闹“分裂”闹出去的邻邦挪威的著名流行歌手。我和他用瑞典文聊天，他告诉我，他们挪威人出资帮助创办了《西藏之声》电台。
由于达赖喇嘛不太喜欢听流行音乐，所以会场只选择安排了五、六个表演节目。其他的艺术家将在晚上和藏族青年举行演唱会，一起狂欢。
这里的一大奇景是到处都看到剃光头、穿袈裟的白皮肤洋和尚。他们在虔心学佛修行之余，有的居然也向他们的藏族喇嘛同修学会哼几句藏族民歌，例如：“青海湖哟青海湖，我的家乡，我的家乡……”，“那个女孩在看着我，请你转告她，不要再看我，不要再看我。”佛教讲“色即是空”，所以和尚不要女孩再看他。
能有幸选上为达赖喇嘛献艺的有：藏族民歌手、藏族民乐队、印度歌手、南非歌手和黑人歌手。达赖喇嘛仍然坐在大厅中央，笑眯眯地从远处为舞台上的歌手们鼓掌。
一个穿着青色藏裙的年轻藏族姑娘走到台前用英语演唱。她引吭高歌。歌词大意是赞颂他们祖祖辈辈世代居住的冰雪高原，谴责中国人侵犯了他们和平的家园。她哭泣着向苍天伸出呼唤的手臂。纤细的身子因痛苦而颤抖。她不断地重复咏唱：“回到西藏的家园去！”
活生生的一首藏族的《松花江上》，只不过历史开了个玩笑，演唱的主角由汉人变成了藏人。
这真是叫我这个在场的中国人难堪不已。
为什么我们这个一百年被别人欺负的汉民族，成了他人眼中摧毁别人家园的可恶的侵略者？
当愤怒的中国人向西方列强说“不”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必要静下来聆听一个比自己弱小的民族的呻吟和哭泣？
一个这样弱小的民族背负着沉重的屈辱和苦难，长年寄人篱下流亡他乡，我们中国人能说自己没有责任？
当世界和平来临，人们的价值观发生很大变化的时代，我们中国人是否能够对50年代的入藏事件进行历史的反思？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能多从正义和人道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需要的角度来考虑西藏问题？
我陷入连绵的思索中。演唱结束，上万藏人已经列队，举着标语喊着口号蜿蜒下山，一路游行到山下镇上去。一些年轻人把“西藏自由”写在脸上。一个金发大个子老外裸露出上身，现出他的纹身：“Free Tibet”。
我却不能跟着他们同去。因为，这是达赖喇嘛接见我的时候了。
§§ 十、政治家和顽童现代派
和达赖喇嘛初见面时平平常常。我们只是简单地握手互相问候“你好”。据说许多藏人一见到他们的活佛就五体投地磕头。一些学佛的老外洋人也如此效法。可我是个不信神的汉人，自从崇拜毛泽东发现受骗以后，就再也不崇拜什么人。
当他看清我这个汉族女人穿的是藏服，好象楞了一下。待我们坐下来开始谈话，想必他马上就发现，我确实是一个道地的中国汉人。就如一些藏族朋友在和我私下激烈地讨论汉藏问题过后，他们往往抛下一句：“你到底还是个汉人！”
我提出的疑问全都来自普通汉人，问题尖锐而且不客气。比如说怀疑他追求自治而非独立的方针是否为大多数西藏人所接受，质询他如何约束藏人中主张暴力的言论，怀疑西藏流亡者宣传资料的真实性，老调重弹地重提旧西藏的酷刑、剥削和迷信问题，还为援藏汉人鸣不平，为居住在三藏区的汉人表示其担忧。
回答这些刺激民族感情的问题对他来说想必不会太愉快。他的神色变得很严肃，有时甚至比较激动。看得出他是在克制自己，尽量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他比我更明白和普通汉人沟通的意义。
以前达赖喇嘛曾说他有一个终生大愿，即希望能够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为中国人民做佛教仪式中最高级的金刚灌顶法会。按照佛教的说法，这种灌顶仪式会给人带来内心的祥和，在内心和平的发现中促进人类之间的和谐，最终达到世界和平。可能是因为去北京天安门做大法会还不太现实，这次他和我只提到他想去泰山朝圣。他诚挚地说：
“即使现在的政治问题和那些纠纷还不能解决，这些先放一边，我先去朝圣。”
我的初步印象觉得，他是一位很认真的政治家和宗教家。当看到我手忙脚乱地摆弄录音机不灵时，天性爱鼓捣机械物件的他，马上伸手帮忙，又露出他一贯的顽童般开心的笑脸。由于我不及格的录音水平，后来写作《达赖喇嘛访谈录》时，只好删去一些内容，甚是遗憾。
在气氛严肃的对答中有一个轻松的小插曲，那是我问到六世达赖喇嘛仓洋嘉措的风流韵事。我调皮地问他如何看待他的那位宁要爱情而不要“达赖喇嘛”桂冠的前世。他的回答非常幽默和现代派：“那是他的自由，这就对了！”
据说50年代末的达赖喇嘛英俊倜傥。中共军区有几位如花似玉的女文工团员很愿意接触他，令当时的西藏上层僧侣和噶夏政府的噶伦们大感不安。他们以为中共利用这帮“又唱又跳的美女”，来收买年轻的达赖喇嘛。因此，他们合议后一致决定，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文工团看戏。不知这段“轶事”在1959年的“叛乱”事件发生时起了什么作用。
经过漫长的严格禁欲的僧侣生活，已经是俗人眼中慈爱祖父年龄的达赖喇嘛，在他的内心深处，是否也有对被压抑人性渴望的苦行生活的遗憾？否则他为什么脱口而出，说他的那被称为“风流神王”的前世争取自由的行为是“对了”？
不管怎样，不信佛的笔者为当年拉萨的西藏姑娘感到遗憾。
§§ 十一、用欧洲礼节告别有违教规
在谈话中，笔者感受最深的是达赖喇嘛的诚恳。比如说，他承认他亲眼见过许多理想高尚的援藏汉人，也主张不一定要完全相信流亡政府提供的资料，应该有科学性的真正公正的调查，并主动表示,欢迎对西藏流亡政府的宣传也提出异议的汉族作家王力雄访问达兰萨拉。
笔者这几年也曾见识过一些东、西方政治人物。在和瑞典首相见面时，领教了西方政客欲盖弥彰、善于“做秀”的作风。这次在印度也拜见了一位年老的女国会议员。笔者对她追随圣雄甘地的理想、长期帮助流亡的西藏人的高尚行为表示了感谢，但却对她声称的“印度妇女现在很自由”不敢苟同。这个世界，不是每个人都保留了赤子之心。
据说佛教本质上渗透着民主思想。活佛的诚恳拉近了我们之间的感情距离。在我们的谈话中，达赖喇嘛两次走出去向他的侍从说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一般接见客人的时间是约四十分钟，有的只有五分钟，见见面问候几句便离去。本来在和我谈话后他还有另外会见其他客人的安排，为了我这个普通的中国汉人和代表普通中国人的疑问，他特地走出去将与其他客人的会见改期了。我们谈了九十分钟仍意犹未尽。他说，他考虑找时间再和我谈一次。
这样的待遇在达兰萨拉简直就是个奇迹。春天大法会这一段时间是达赖喇嘛最忙的时候，《美国之音》的记者在此已经恭候了两个月，天天缠着流亡政府外交新闻部要求安排与达赖喇嘛会见，希望似乎还遥遥无期。一些从西藏不惜一切代价来到达兰萨拉、只乞求单独拜见达赖喇嘛一面以慰平生的藏人，他们听流亡政府的官员说达赖喇嘛忙得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便马上为达赖喇嘛的健康着急起来，说：“那么我们不要求单独见他了。我们就在听他讲经时看看他就行了。”而我住的那个小旅馆里，几个欧洲旅游者一直追着我问：“我能跟着你去见达赖喇嘛吗？”
所以当时本傻大姐为自己的“傻有傻福”满心欢喜，一高兴就昏了头，不知自己身处何地，竟然按照瑞典人拥抱告别的方式，和这个可爱的老头儿依依道别。
第二天照片冲出来，我的藏族朋友都楞住了：“你疯了？你怎么可以把手搭在我们活佛的肩膀上？”
照片上，达赖喇嘛和我相拥告别亲切自然，可他身边的藏族官员悲哀地垂下头不忍目睹──哪里来的一个胆大妄为、不懂教规的中国女人！
据说佛教教规规定达赖喇嘛的身体是凡人都不能碰的；比丘戒规定和尚不能碰女人的身体。不知这是不是把女人视为“不洁之物”、还是担心女子迷惑僧人。
并非我是唯一犯规的女人。以前流亡社区播放过一个达赖喇嘛出外旅行的纪录片。其中有一个叫传统藏人大惊失色的镜头是：一个西方女人在激动地亲吻达赖喇嘛的手。
虽然不知者不能怪罪，虽然佛教戒律也可以考虑改革，但是佛教教规和藏人的感情是应当尊重的。所以，我怀着歉意记下这段插曲，告诉所有不懂这一规矩的人以此为戒。
尽管“谴责”我的犯规行为，但我的藏族朋友对我接触达赖喇嘛的“大福气”煞是羡慕。我便急急忙忙问我将得到什么样的“大福气”。
“这就是使你的心更加向善。”
我不禁有点失望。在我的中国式的观念里，“福气”意味着许多具体的东西，比如说荣华富贵啊，子孙满堂啊。可是，我得到的“大福气”却是这样抽象：一颗过于向善的心，如何在这个并非太善的世界里生存？
但是，这是我获得的福气，也是我注定的命运。
§§ 十二、流连在达赖喇嘛的花园里
五天以后，我得到通知，达赖喇嘛将在上午11点15分讲完经后第二次接见我。
我和我的翻译提前在大经堂外面徘徊。天气特别晴朗，达兰萨拉的苍鹰绕着青翠的山峦盘旋。许多外国人坐在地上用收音机收听达赖喇嘛讲经直播，而印度商人忙着将达赖喇嘛的讲经录音带现录现卖，供西藏及世界各地来的人带回去，生意兴隆得很。
我们经过安全检查，进入达赖喇嘛的住所等候。大概达赖喇嘛讲经讲得很投入，因此拖延了一些时间。我得以有机会细细观察他的住所。
进了前门，走过绿树遮掩的一段路，便是达赖喇嘛的平房住所。我在他的候客室东张西望了一会，看看墙上挂着的正在盘坐闭目打禅的甘地遗像，觉得有点沉闷，便径直走进达赖喇嘛的小花园。
这里是一片妍红姹紫。正是唐朝王维的诗里吟诵的：“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满心喜悦的我，立即给达赖喇嘛亲手浇灌的盆花拍照，与达赖喇嘛亲手修剪的松柏合影。
39年的时光，在初逃亡来心情不安的艰难日子里，这个小花园给了一边虔心修行并研究西方现代思想，一边为陆续逃来的十万西藏难民操心的年轻的达赖喇嘛多大的安慰。他在自传里这样描绘他在达兰萨拉的山顶住宅和花园：
“我住新家从一开始就很愉快。这房子跟史瓦格阿夏兰姆一样，最初由英国人所建，位于一座小山顶上，有一个小花园四周有树。我眺望着达拉达山与下面的达兰萨拉山谷，视野绝佳。除了门外有片广场可以供千人聚会演讲外，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花园。我立即开始工作，栽植了多种不同的果树与花卉，一切都亲自动手，因为园艺是我的一大爱好。可惜大部份树长得都不好，果子也不甜，不过许多动物，尤其是小鸟经常来此，带给我不少安慰。”
心中多趣的他，就这样在流亡生涯中自创乐境。陪伴山区枝叶掩映的鸟巢，渡过他沧桑年华的光风霁月。
花园外山路蜿蜒，听说每当达赖喇嘛出外弘法，整个山镇的藏人就放下工作，扶老携幼站在他经过的路旁，呼唤着为他送行，然后又殷殷地守候在山路旁迎接他回家。
小警卫在门前惊讶地看着我这位任意行动的客人。在这充满着历史记忆的美丽花园里流连了一会，我自己也觉得再不守规矩不好意思了，于是自觉地走进达赖喇嘛的客厅静候。
客厅的右边墙上挂着一副巨大的西藏地图，上面用藏文标明雪山、湖泊、河流……。39年，这张地图紧紧伴随达赖喇嘛，给他离乡的痛苦也给他坚忍不拔的信心。
一个中国汉人如我，在这张地图前的感情何其复杂。
奇怪的人类，民族和民族之间，竟然为着一些抽象的名词剑拔弩张，酿成血腥和逃亡。
一个自称伟大的中国，如果容不得一个小民族自由的呐喊，容不得一个流亡天涯的民族有尊严地回归，容不得一个僧人和他的子民过他们高原上与世无争的安宁日子，那么这个中国再大，其气量何其狭小！
§§ 十三、献给中国人民的洁白哈达
当达赖喇嘛讲经归来，我和我的翻译已经双手合十，恭敬地肃立门口。我们用藏语互致问候。
我注意到他有点气喘吁吁。达赖喇嘛经常引用一位印度上师的话说：“只要世间还有苦难，我必生生世世弘法”。所以，他讲经时总是竭尽全力。但是他毕竟是过了花甲之年的人，整个上午不休息地大声讲话，就是我这个中年也会感到累。于是我说：是否请您先休息一下我们再谈。
可是不行，他只能抽讲经休息的一点空隙时间来接见我。
我何德何能，竟要老占构成他的珍贵生命的时间？我带来的问题仍然咄咄逼人：怀疑西藏流亡政府公布的有一百多万藏人死于中共统治时期这个数字的真实性，质疑旧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过时落后。我甚至不避忌讳地问：如果您不幸在这里圆寂，西藏的事业是否会自行垮台？
仍然是一如既往的诚恳，只是讲话中带着气喘。我像藏人一样心疼起这个老人来。我没有权利累坏他！尽管他和我都明白，与他交谈的实际上不是我一个微不足道的中国汉族女人，而是所有的对西藏怀着善意、却又带着疑惑目光的普通中国人。
20分钟后我站起来，执意要走，不顾他仍有点意犹未尽的意思。末了，我动了感情，嗫嚅地说自己很羡慕藏人，因为无论怎样苦难，他们还有一个无时不在关爱他们的佛祖。而我们中国人却总是在忍受历代统治者的压迫，无所皈依地漂泊天涯。
他轻轻地抚摸着我的手。我知道这是活佛在降福于我。就在这一瞬间，从小就埋怨生活对自己不公平的我，开始与命运和解。人生所有的凄苦忧烦，都在这一刻融化。日趋粗糙刚硬的心开始柔软……。
意想不到的是，他早已叫人准备了西藏人用以表示敬意的哈达。此刻，他双手把这条长长的洁白的哈达围在我的脖子上。
我再次问自己何德何能，接受这样崇高的敬意不怕折寿。唯一的解释是：达赖喇嘛的这条西藏最珍贵的哈达，是献给所有善良友好的中国人民的。我只是代为收下保存。
§§ 十四、神喻与西藏命运
因为担心达赖喇嘛太累，有一个问题我问到口边又咽下了。这个我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和他讨论的问题是：
“您在您的自传里谈到能预测未来的涅冲神喻，谈到您的护法金刚扎滇早在您14岁时即在中国问题上对您有所警示。这是否证明中国人进入西藏和藏人的失败都是命运注定的？藏人被逼得走下高原、流亡世界，却使佛法得以传播和光大，是祸亦是福，是否这一切都是你们必然的命运？”
笔者尚无法猜测达赖喇嘛的的回答。但据藏族朋友说，达赖喇嘛在训诫藏人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藏人现在之所以承受这么多苦难，可能是我们在前世的无数轮回中，作过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比如说贵族不善待人民，所以才有这个因果。”
朋友说，达赖喇嘛说这样的话，是为了让藏人放下“我执”，不要去仇恨中国人。虽然中共给西藏带来了空前的浩劫，但达赖喇嘛仍然经常教导他的人民，不要生仇恨心，要爱敌如友，因为每一个众生，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在无数的轮回组合中，可能曾作过你的父母或其他亲人（佛教指众生为父母），因此对人要常抱感恩心。
这也是对旧西藏制度的一个痛苦的反省。几十年流亡，藏人对“谁葬送了西藏”的问题是有相当深刻的反省的。他们最为旧西藏汗颜的一点是：贵族和僧侣对人民的经济剥削。比如，他们的民歌里就有讽刺贵族的传统。一首流传很广的民歌讽刺地唱道：“不要吃肉是你们喇嘛说的，吃得最多是你们喇嘛。”
许多和我讨论西藏问题的汉族朋友都有个认识误区。他们以为现在的西藏流亡政府都是由失去昔日天堂的旧西藏贵族组成，其实大谬不然。今天的流亡的西藏议会，完全是通过民主选举程序由来自各地区、各阶层、各教派的议员组成。为流亡政府工作的公务员，或是拥有专业学历的留学生，或是经过考试招聘的才德俱备、年富力强的一代人。而过去的一些旧贵族，在流亡社区是被冠以“葬送西藏”的罪名而被人人喊打的。例如达赖喇嘛原来有一个秘书是贵族，有些年轻藏人老围在他的住所外叫骂，直到达赖喇嘛出面才吓坏了赶快奔逃。
而一些真正“断送西藏”的旧贵族，不是跑到台湾投靠国民党，就是留在大陆作中共的统战工具。笔者认识的一个旧贵族的后代，他的父母都在西藏自治区当大官，而他到印度来是为了寻找自己民族的根，因为他已经不太会说藏语了。
因果报应、轮回命运，有些东西是不可不信的。比如一首古老的西藏寓言诗，早就预示了西藏和佛教的命运：
“当铁鸟在空中飞翔、铁马在大地奔驰时，西藏人将如蝼蚁般星散世界各地，佛法也将传播到红人的领域。”
我在荷兰机场转机去印度时，就记起这首寓言诗，并为它预言的应验而吃惊。当时，我遇见一个穿大红袈裟、风度大方、英语流利的西藏喇嘛。他告诉我他早就定居荷兰传播佛教，欧洲各地已有不少寺院供佛教徒修行和研究。此外，藏传佛教这朵莲花，其三个分支都在美国这个极端功利的物质世界的盘石上扎下根了。
有些东西是不能不信的。
这个最富有自己独特的凝聚力的高原民族，最渴望小国寡民、与世无争的民族，最讲究内在心灵修炼的民族，却富有戏剧性地被迫将它十几万子民散布世界各地。他们实在漂泊得太远、太苦。但一个行将灭绝的文明，一个提倡和平、爱心的宗教，却因为他们的漂泊获得现代化的新生。
命运也包括人们对自己遭遇的反应，包括人们改变现实的努力。
有些东西是不能不信的。如果藏人努力修行修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而我们汉人一味执着强权与功利而不肯醒悟，那么，下一个轮回的情况会怎么样呢？
真正的大宗教都有相通之处。基督教的《圣经》上说：“力战的未必得胜。”
§§ 十五、民主就是能和达赖喇嘛唱反调
如果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那么它应该算是中国最先实行民主制度的一部份。现在，不仅海外十几万藏人有了民主选举的权利，就是西藏内地的藏人，也通过各种途径对流亡政府的各种决策表示他们的意见。
笔者刚到达兰萨拉的时候，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就提出：“请你代表中国人来看看，看我们西藏是否在走向民主路。”他们希望我能认真考察他们流亡政府的运作方式、他们的干部管理制度和独立的财务审计制度等等。在后来的访问期间，我参观了流亡政府的各个部门，旁听了西藏人民议会的会议。
我的朋友太太身上一直戴着她去世的母亲的一片颅骨。这种藏人普遍用来对去世的最亲爱者表示悼念的方式，一直被中共宣传为“西藏农奴制度的野蛮不人道”。与此相似，在西藏流亡社区已经运作了30多年民主制度，竟然仍被中共指斥为藏人如何落后、仍然在搞政教合一的反动封建制度。
达赖喇嘛很早就开始了西藏民主方面的试验。到达兰萨拉才几个月，他就促成了流亡难民的第一次选举。1960年9月流亡藏人在达兰萨拉召开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了宪法。此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一直在为一个健全的、名副其实的民主制度奋斗。今天的达兰萨拉，有各种观点不一的民间团体，如经常和政府唱反调的忠诚的反对派──“青年会”。在一九六八年，甚至还成立了流亡的“西藏共产党”，专门找旧贵族算帐。
作为业余的新闻记者，笔者有兴趣的是，流亡社区的报纸是否能公开批评政府？
据说纯朴的藏人一开始不太能够接受自己的政府被报纸批评。后来一些从西方留学回来的人就说：“不能谈政府的阴暗面，这叫什么民主？”在一场大讨论之后，藏人终于一致同意政府可以批评。而流亡政府也鼓励民间报纸口无遮拦。
但是，民主对于藏人，是达赖喇嘛自上而下强加给他们的，具体实行起来还真不容易。最初，一旦民间报纸发表一些批评政府、表达不同意见的文章，就伤害了一些藏人的感情。于是，报纸收到恐吓信，被骂成“中共特务”、“异教徒”，以致必须由被批评的流亡政府出面来保护批评者的新闻言论自由。
而中共的宣传，在流亡藏人这里有足够的言论自由。比如说，政府让大家收看大陆播送过来的“西藏电视台”的节目，刚开始也遭到一些议员的反对，说是让中共做了宣传。最后他们通过民主讨论达成共识，认为应该让流亡藏人看看故乡的节目。他们认为，如果中共的宣传能够改变藏人的心，那说明他们有真的东西，而在西藏内地的人民听了中共三十多年的宣传，为什么还没有变心？所以中共的电台电视在这里是大开绿灯的。
现在的西藏人民议会在监督政府工作方面相当厉害。这使得政府官员经常为回答议会的质询头疼。据说仅有一次使他们心情放松的，是在回答“政府送去外国留学的留学生有多少回来工作”的质询时，
──“百分之百！”政府官员回答的声音洪亮，扬眉吐气。
神圣的达赖喇嘛是否可以被批评？这是最初令藏人困惑的问题。听说以前有个英文很好的年轻人，批评达赖喇嘛的英语说得不标准。这样亵渎神明的话惹恼了一些的藏人，自认为英语好的年轻人被人痛揍了一顿。达赖喇嘛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他站出来宣布：“我的英语就是不标准！”
渐渐地，流亡藏人也大都接受了他们“雪域的保护神”也是可以批评的民主观点。今天，即使在达赖喇嘛发表他的调子温和的“3．10”讲话时，在美国及其它各国，甚至在达兰萨拉本地，都有一些更为激烈的声音，如“西藏独立”、“要整个国旗不要一半”，“中国人滚出西藏”的口号，明显地和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持不同立场。据说达赖喇嘛为此有点伤心，但也不便太指责，因为这正是他一贯所倡导的民主。
即使连达赖喇嘛本身的权力，现在也可以说是民主的产物了。前年，达赖喇嘛向他的人民要求说：“很多人指责我出卖西藏。我不能剥夺人民决定西藏命运的权利。那么我们最好搞一次公民投票。”结果连最现代、最激进的青年大会组织都坚决反对公民投票。在进行了广泛的民意调查后，最后终于由流亡的西藏人民议会通过一个法案，决定“在不进行公民投票下授权达赖喇嘛继续为西藏作出决定”。这意味着，达赖喇嘛今天掌握的权力已经不是“神授”，而是来自人民。
现在令人困惑的倒是中共了。当达赖喇嘛一人说了算时，中共说：“看，这就是西藏封建旧制度统治者的特权！”而当有了现代民主意识的西藏人民发出各种不同声音时，中共方面又说：“看，他们内部矛盾重重，不听达赖的了，达赖的神话破灭了。”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是，有近70%的藏人仍然表示无条件地服从达赖喇嘛的决定。
§§ 十六、“藏奸”和热爱西藏的汉人
“当我们吃蔬菜的时候，我们不把那些该摘掉的烂菜叶子叫做蔬菜。”
我的藏族朋友和我一谈起“藏奸”，即投靠中共、帮助压迫自己民族的藏人，就用“不是蔬菜”来形象地形容那些不算藏人的藏人。正如每个民族在危难时都会出内奸一样，人性有普遍的弱点，藏人里面也出了不少“藏奸”。谈起“藏奸”的助纣为虐、无恶不作，他们不是嘲笑谩骂，就是咬牙切齿。
相反，对所有待他们真诚友好的汉人，他们都心怀感激。
一些刚从西藏出来的朋友告诉笔者，他们最初读到的《达赖喇嘛自传》，竟然是一些汉族朋友从国外偷偷带回送给他们的。这些冒着“支持藏独”罪名的汉人，其实并不为别的什么，就为了他们同情西藏和喜欢西藏文化。
马丽华，一个中国山东姑娘，用她18、9年的青春年华，睁着一双执着探寻的眼睛，走遍西藏的雪原草地，写出了她才情非凡的、描述西藏的作品。她首先是拿出了浪漫激越的诗集《我的太阳》，然后贡献出一部五十万字的散文巨著《走过西藏》，西藏的自然、历史与文化的独特魅力──她对西藏的认识和深沉的忧思尽在其中。
对这样一个把西藏溶入到自己的生命之中的汉人，我的藏族朋友感动地说：
“她真的爱我们西藏！”
藏人对有自己本族血统的作家扎西达娃的评价是：他不过是故意描写西藏的神秘作为卖点罢了。嗓音甜润清亮的藏族女歌手才丹卓玛，几十年如一日地高唱：“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象那金色的太阳”、“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对此，我的藏族朋友只有摇头苦笑。
而并不主张西藏独立、而且不太谈政治问题的汉人马丽华，却以人心换人心，成为她自己所希望的“被西藏所怀念”的人。
在笔者之前不久访问过达兰萨拉的中国记者曹长青，一直在为西藏人民的民族自决的权利呼吁。和笔者静悄悄访问的情况完全不同，他的达兰萨拉之行轰动了印度的各个流亡社区，牵动了广大藏人的心。当时各地的男、女藏人、僧尼、学生，都争先恐后停下工作、请假远道坐车去见他。一个在中共狱中被关押多年的老喇嘛，把政府官员缠得受不了，才得到机会见曹长青一面，见了面，老人只有一句哽咽在喉的话：“非常感谢您！”
曹长青被藏族的年轻人亲热地称为“大哥”。他走到街上，只要一听说他就是《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的作者，连卖东西的藏族小贩也会立即放下生意，向他敬上一条价值不菲的哈达。听说他离开达兰萨拉的时候，藏人恋恋不舍地向他敬酒。他的大大小小的行李包，装满了祝福的哈达，远没有笔者这么轻松悠然。但是，作为第一个公开站出来说“西藏人民有独立的权利”的中国汉人，曹长青将被这个重情义的民族所铭记。
如果多年前就为西藏人民申诉苦难的魏京生到达兰萨拉访问，情形会怎么样呢？藏族朋友中有人肯定地说，他“要给魏京生磕三个响头”。
§§ 十七、投奔“小拉萨”的西藏青年
藏族民歌这样唱道：“前面是雪山，后面是冰川，藏族的孩子，成长于冰雪之间。”
我在达兰萨拉接触到的，都是下了雪山的、会汉语且有一定学历的藏族青年。就象当年汉族知识青年投奔延安，他们千难万险地投奔达兰萨拉──他们心中的“小拉萨”。对于他们来说，“拉萨”就是达赖喇嘛居住的地方。
离开家的时候，为了不连累家人，他们有的只留下一张条子：
“我走了，我要回到母亲的怀抱里去。”
我曾经仔细阅读过一些藏族朋友在出逃前后写的日记和诗歌。那些跋山涉水、面临死亡绝境的真实逼人的感受，那些自如地用汉语写作、却又对自己的被汉化痛恨不已的矛盾复杂心理，令我在达兰萨拉小旅馆的春夜里夜不能寐。
这些年轻人在西藏的处境大都不错。有的在单位里甚至是中共提拔的对象。为什么他们突然抛开一切就走了？他们的诗里这样吟咏着：
“昨天错过了当兵的机会
敌人的刺刀
杀死了我们。
脚踩着懊悔的尸体，说：
瞧！
这是奴隶。”
为了心中的天国，为了雪域民族不再做奴隶，他们怀着战士的悲壮豪情来了，还带来了西藏内部人民的誓言：“请告诉达赖喇嘛，什么时候需要我们起事，只要他说一声。”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曾经在刚来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不断请求流亡政府派遣他回去搞爆炸之类的任务，以实现“驱逐鞑虏”般的大业。可是，直到他盘缠用尽，流亡政府也没有一个任务给他。
渐渐地，达赖喇嘛的爱与非暴力的信仰和教诲，消解了这些勇士们愿以牺牲换取自由的冒险冲动，而印度生活的艰难现实又清楚地摆在面前。
老一代流亡藏人初到印度时，被炎热、疾病和穷困夺走大批人生命。这些早已为世人所知。而今天西藏人已经得到了世界的支持。一些流亡者仍然生活艰难。这却是人们不太了解的。
倒是中共方面了解得最清楚不过。大陆的《中国西藏》杂志97年第二期就报道有一位“学者”到过达兰萨拉。他在小酒馆里接触到一些从西藏逃来的年轻人。这位“学者”这样记述道：
“年轻人听信谣言，以为达兰萨拉是个自由世界，便私自逃出来。……沿途吃尽了苦，九死一生方才来到达兰萨拉，来后却感到极度的失望，他们既没有受到热情的接待，也没有人给他们安排工作，他们只能靠亲友的一点接济勉强度日。……苦恼极了，想回去又怕家乡的人们不愿再接受他们，继续留在印度又没有出路。”
这位中共“学者”记录的情况大致还符合真实。逃到达兰萨拉的西藏青年确实大都经历过一个失望的时期。由于印度本身是个人口众多的贫穷国家，西藏流亡者在印度购买土地、开办事业诸方面都受到限制，甚至连获得一张难民证都不容易。虽然流亡世界各地的藏人都捐款供给自己的政府，但政府运作必须处处节俭才行。而西方的资助大都是专款专用，最多的是用在孩子们的教育上了。
所以满怀豪情逃来的年轻人大都碰到一个令人苦恼的生存问题。和我交往的一个年轻朋友过去是拉萨酒店的常客，现在却睡在印度人丢弃的地棚子里，过着每天都不知道第二天的早餐在哪里的半饥半饱的日子。而回去的话，那就不是那位中共“学者”说的没有人接受的问题，而是一旦被发现到过达兰萨拉就被抓起来，轻则在监狱收审一年半载，重则以“间谍罪”判上十几年。由于中共阻扰流亡藏人和家乡的通信，所以一些被关押入狱的藏人，其家属都没法知道他们下落。
还有这位中共方面“学者”没能了解到的重要情况是：“失望”只是这些年轻的流亡者经历中的一个初级阶段；经过一段失望之后，这些流亡者不是胼手胼足地闯出了一条生路，就是设法回西藏或出国去了。而不论是留下的、回去的还是出国的，他们都对自己的政府和前辈有了更深沉的理解和体认；他们理解了自己的政府多年来艰难地救亡图存的苦衷，体认了自己的前辈在那么无助的境况下“避秦”的苦难──他们因此产生更强烈的民族使命感。
流亡是一堂锤炼他们的功课，失望使他们成熟。高原上祖祖辈辈燃烧的牛粪火，使他们继承了旺盛的生命力。对未来的希望压倒一切，于是，苦难对他们来说变得不象苦难，而化作上进的阶石。我作为一个昔日的中国教师，在参观西藏流亡政府所办的成人语言学校──苏噶学校，和那些住在极端拥挤简陋的铁皮棚子里，仍然朝气勃勃、努力学习的可爱的年轻人交谈后，不由得有了这种既心酸、又欣慰的感慨。
§§ 十八、下了雪山的藏族诗神
千年寂寞的雪域高原，在寂寞中产生过许多杰出的诗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最接近太阳、月亮和星星，以及无数珍珠般光彩闪耀的湖泊。他们的诗歌也就格外璀璨。
据说藏族文化是由冰雪和日光孕育的。任何独特的文化都是特殊环境的文化。西藏的高山、冰雪和高海拔环境，造就了人们的性格和审美取向。
在远离雪域的异国他乡，流亡的藏族歌手们在吟咏些什么呢？
在达兰萨拉期间，笔者采访了用藏文写诗的诗人霍藏久美、用中文写诗的诗人果洛．里加。我们谈到三十年来西藏流亡文学的发展情况。刚流亡出来时，藏人生活无着，更无力顾及文学。现在，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历史的研究已经非常重视，使得文学事业因而兴旺发展。在文学中，人们读到自己的身影，写作和反省历史和现实，认识自己的民族，寻找自己的人生定位。
现在，他们已经有《雪的传承》、《糌粑》等六、七种藏文的文艺刊物，还有一个中文的刊物《牛仔》。这些文艺杂志流传到世界各地的藏人手中。
我问曾在北京佛学院深造过的藏族诗人霍藏久美：流亡是你们民族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段时期的诗歌，其内容主要是什么？
“哀歌。”他简短地回答。
流亡是一种伤，这种伤在生性敏感的诗人心里更为深重。藏族诗人喝了酒就捶着胸膛哭喊：“西藏完蛋了！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历史课本上读到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民族，……。”一些情感激烈的诗人或自杀，或发疯，因为他们将民族命运的重荷负在肩上。
其藏文诗广受流亡藏人欢迎的著名诗人顿珠嘉，原是中央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他的诗歌表现了强烈的民族尊严，为不屈服的民族精神讴歌。后来他有感于西藏民族仍在沉睡而不可救，因而回到青海绝望地自杀身亡。
曾经在日本的中文杂志《民主中国》上发表好些优秀诗作的诗人丹真旺青，原是医科学生，任过四川阿坝州的副乡长，1993年流亡印度。他经常在达兰萨拉的深夜里忧伤地吟唱：
“每一个异乡月满的夜晚
这薄雾为裳的山村里
便会多一名疯癫
那就是我
雪色依然的狼
“我恨无光夜晚
亦恨满圆的明月
都一样如刀似枪
刺伤着我的心
“哦！寒野的精灵
我明白了
这种感觉不会消失
直到饮一杯浓浓的故乡奶茶”
──《狼的情感》
为了怀念故乡的奶茶，也为了能回去为西藏做点事情，丹真旺青毅然冒着危险，从达兰萨拉潜回西藏。和许多藏人一样，他在边境被中共军警拘捕后便下落不明。一年多时间以后，有人在四川成都看见他，听说人已经完全疯癫了。
藏族的缪司之神默然无语。
走下雪山的藏族诗人，他们无法逃脱民族的寓言，无法改变自己的宿命。于是，他们在诗行里浅唱低吟，心中泪水长流：
“为什么我出生在西藏？”
萧瑟的人间没有港湾，流亡的岁月没有边岸，他们用诗照亮流亡的旅途，然后闪电般地自我毁灭。
后来在印度新德里，我访问了西藏青年大会所组织的绝食抗议活动，发现那里面有好几个颤颤巍巍的藏族老人，当时已经绝食了八天。他们象秋霜后的一叶叶芦苇，宁愿在为民族自由的抗争中凋萎折断。
或许中国第一流的汉族文化学者曾经在西方船坚炮利摧毁中华文明时，也体验过这种深沉的悲哀。例如陈寅恪在为王国维书写的挽词序文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痛苦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 十九、尾声
西藏问题是异常复杂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国际问题，但其真正的当事人却只有我们汉人和藏人。我们之间不要仇恨和暴力，我们要的是尊重与妥协、理解和沟通。
笔者所能做的是尽可能地去接触从那高原上走下来的人。每一个流亡藏人的命运都是整个西藏命运的一部份，正如每一片云、每一块石、每一棵草、每一枝花，即构成一个奇特的高原──苦难而坚忍的高原。
他们的愿望其实非常卑微。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能有权守住自己的信仰和爱，能不被赶尽杀绝，也能续西藏独特而高超的文化传承。这其实只是基本人权──人能不能正常地活下去──的问题。
近百万藏人的死亡和十几万藏人的艰辛流亡足以告诫我们什么呢？
对历史和现在，是我们用人性的眼光去重新审视的时候了。也许我们无力去改变什么，但我们每个普通的汉人至少可以明确地表示：我们不愿做制造他人痛苦的凶手的共犯。
犹记得离开达兰萨拉的那个傍晚，身上披挂着送行的藏族朋友们赠送的洁白哈达，车开了，我浴着山间春日的一抹斜阳，达兰萨拉藏族朋友们的情意尽在其中。
（1998年4月，发表于《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