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博卡拉（下）

“整个一面墙都是佛龛，前面是供灯桌，好亲切啊，这不就是远古的西藏吗？！”

“还展出了完整绵长的喜马拉雅山系，比如，珠穆朗玛海拔8，848米；道拉吉里峰海拔8，167米；马纳斯鲁峰海拔8，163米…….”

“这‘老人之家’大门的里里外外，都盛开着鲜花，开得那么旺，连大门的顶端都在开着鲜花。”

“的确都是老人了，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个经筒，有波啦，也有阿妈啦，可能这些阿妈啦都是四水六岗的家属吧？”

“里面只有几个小孩子在打蓝球，正打得不分输赢。”

“一路上，我们看到好几座西藏寺院，远远望去，金碧辉煌，灵光闪烁。”

“里面很大，有好几座楼，其有一座楼很明显是教学楼，写着：PEMA TSAL ACADEMC INSTUTUTE”

“路边右侧，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玛尼石，写着彩色的六字真言， 还有一个牌子写着：TASHI GANG MAHA GURU TEMPLE （扎西岗玛哈嘎寺）。这牌子的后面是个香炉，香炉的后面，是一座西藏式的白色小房，上面刷着红黑两色，黑底部分涂着白色的圆点，而红色的底色上，涂着黄色的方块，房顶是是两只小鹿守护的法轮......”

“这里的主管是位女士。她看过介绍信后，热情地请我坐在她对面的办公桌前。”

国际高山博物馆里的图伯特部

都说博卡拉是尼泊尔的第二大城市，其实也就同中国的县城差不多。 但一般人都会说些日常英语。还有几座博物馆。我去了其中的两个：一个是民俗博物馆，另一个是国际高山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从外表看，只是个简单的小房，带一个院落，到了跟前，我甚至没有看出来，还以为是住家呢。但是，里面应有尽有。包括过去的尼泊尔民宅模型，那房顶跟现在的这些房子没啥太大的区别，都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干草，好美！原来，从古到今，这尼泊尔尔的建筑风格都是一脉相承的。尼泊尔的女人很能干，汲水时，头上可以顶着两个摞起来的水灌，腋下还要再夹上一个！男人只知道吸烟，烟管很长，中间有个小碗儿，烟叶就放在那碗里烧着；另外一种，是把烟叶放在一个象烛台一样又细又高的碗里，烟管从下面伸出很长，这吸一次烟，简直就是一次行为艺术！是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智慧。不过，我还是觉得西藏的鼻烟方便，随时都可以捏在手里，放在鼻孔上吸一吸的，走路吃饭也不耽误。

民俗博物馆里，还有各种各样的皮鼓，各种各样的陶罐，各种各样的项链，有的就是串起来的珊瑚，很像我在拉萨看到的那些康巴的项链，还有房里的摆设，整个一面墙都是佛龛，前面是供灯桌，好亲切啊，这不就是远古的西藏吗？！

与民俗博物馆相比，国际高山博物馆简直就是一座小城，规模好大啊！一进院子，就是一个石砌的藏式香炉，而风马旗漫天飘扬……

进入博物馆里，我简直欣喜若狂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收集各种喜马拉雅的植物，尤其是花，但很大一部分，我都找不到名字，请教了许多人，都是摇头。有朋友建议我到一些大学的植物系问问，还有人建议我去图书馆问问。然而，我在这里，全部找到了答案！因为这里专门有个喜马拉雅的植物展列，而每种植物下面，都清晰地标着英文名字。

同时展出的还有喜马拉雅的各种草药、各种飞禽走兽和出没的地区、以及主要的河流、湖泊等。同时，还展出了完整绵长的喜马拉雅山系，比如，珠穆朗玛海拔8，848米；道拉吉里峰海拔8，167米；马纳斯鲁峰海拔8，163米…….

这里还专门设有一个图伯特部。展出图伯特的房间布置、佛堂的摆设、诵经室僧人的几桌、法器、经书、唐卡、门帘，以及房柱上的雕刻等等。看得出，尼泊尔从本意上，是尊重图伯特文化的，甚至是羡慕图伯特文化的……

就想到中国那花枝招展的民族文化宫，除了一些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以外，几乎看不到正经东西。包括故宫也是如此。多年前，有位加拿大朋友探访中国后，对我说：“北京故宫博物院是空的，什么也没有。”我当时很不理解，也许是我的表情过于让这位朋友吃惊了，他又解释了一句：“你去台北的故宫博物院看看，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现在我明白了，虽然我还没有看到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强巴林（Jampaling）图伯特难民点

从国际高山博物馆出来时，我决定走街串巷，看看普通尼泊尔人的生活。然而，刚走过几个胡同，这双皮鞋就不舒服起来了，也不知为什么，我偏要穿双皮鞋，真是笨笨，累得我不想迈步。于是，我坐在墙根的阴影里，等着出租车。

好一会儿，也不见任何车辆，可能是这里太偏辟了吧。我于是站了起来，想找人打听一下。恰好过来了一个骑摩托的小孩子，干干瘦瘦的。

“请问，这里是否会有出租车？”我看着这孩子。

“这里很少来车的，巷子太窄了。你去哪里？我送你。”他停下了摩托。许是我累得拿不成个儿的样子，让他生了恻隐之心吧。

“我住在湖滨的绿国旅馆。你知道吗？”我问。

“不知道。但我可以把你送到湖滨。”他说。

“也好。多少钱？”我问。

“给多少算多少？”他说。

这叫什么话呢？我立刻警觉起来了。因为我被尼泊尔人宰杀，可不是一两次了。于是，我说了：“你说价吧，说个价我再上车，要么，就不坐你的车了。”

他就说了个价，很便宜。这又把我吓住了，更不敢上车了。就问：“为什么是这个价格呢？”

“现在是暑假，我想跟游人接触，我在大学里学的是旅游专业。”他解释道。

我这才坐上了他的摩托。清风徐徐吹来，吹去了我一路的汗水和疲惫，好爽啊！可这孩子略微放慢了速度，问道：“你明天想去哪里？

“我计划去强巴林，那是一个图伯特难民中心。”

“我可以带你去。”他说。

“很远啊！你，没有别的事吗？”

“没有。”他肯定地说。于是，在我到达湖滨之前，我们就讲妥了价格。

第二天，这孩子如约而至。他骑着摩托，我坐在后面，我们走过了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一座大桥又一座大桥，问了一个路人又一个路人，大约跑了两个多小时吧，前头才出现了一点迹象。确切地说，是在公路的右侧，延伸出一条河床，这河底不同于以往的沙石，而是一片风化的石头，中间是条很深、很细的水沟，可以听得见水的流动。这无疑是一条亘古的大河，因为，那些风化的石头，都呈现着河水起伏叠宕的形状，像另一个宇宙。

河上有座木桥，很是简陋，两边的栏杆是几块上了一层锈的生铁，上面系了一条白色的哈达，还有一条很短的浅黄色哈达被风刮了下来，在那上了锈的生铁上挂着，就要掉下去了。

“肯定是这里。”我指着这座木桥。那孩子把车头一甩，上了桥。桥的那边，是一条很乍的土路，路边的两边，是小树林和一些灌木，根本看不到房屋。 沿着这条土路往前看，是连绵的高山，不过距离太远，只见个轮廓。我让那孩子走下去。

首先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个石堆，上面盛开着一束深红色的鲜花，不过，那径杆上都是刺儿。接着我就看到了一个两层的楼房，二楼的房檐上画着许多金色的法轮，中间挂着一个绿底白字的大牌子，最上面是西藏的国徽，下面写着：JAMPAL TAGANG TIBETAN SETTLEMNT OFFICE (强巴林西藏难民点办公室)。

办公室的门锁着。我看看表，正是午饭时间。不远处，有位僧人在走动。我便上前，介绍了自己。他点点头，转身帮我找人去了。一会儿，出现了一位女士，穿着曲巴，拿着钥匙，不过，没有打开办公室，只是说，主管不在，去了博卡拉。

我也没有要进办公室的意思。我们索性就站在外面唠了起来。她告诉，这个强巴林定居点建于1974年。大多数年轻人现在都去了博卡拉，这里只剩下了老人，大多来自上木斯塘，参加过四水六岗卫教军。

“我能否见见这些老人？”我问。她立刻点头，带我来到办公楼后面的“老人之家”。

这“老人之家”大门的里里外外，都盛开着鲜花，开得那么旺，连大门的顶端都在开着鲜花。进了院子里，更是一片绿色，树木，香炉，经幡……一切都那么清洁、有序。这时，迎面的一排石头房子里，传出了经声。我们走进佛堂，的确都是老人了，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个经筒，有波啦，也有阿妈啦，可能这些阿妈啦都是四水六岗的家属吧？我真想问问，当年，他们是怎样参加了四水六岗？怎样与中国解放军作战？怎样渡过了那些充满了希望和绝望的日日夜夜？……可是，我这点浮浅的英语，是无法实现那种深层的交流的，那是图伯特民族永远都不会愈合的伤口……

告别这些老人后，那位女士又告诉了我，他们这里平时出售地毯，但现在不是旺季，利用这个季节，种植了一些蘑菇，还带我来到了蘑菇房。除了蘑菇，这里还种植了青稞，一片片地环绕着强巴林；我在青稞田边站立，看到青稞都已结穗了，估计快到收割季节了吧。


杨孜（Yamja）图伯特难民定居点

去杨孜，也是坐这位尼泊尔孩子的摩托。他说，他很高兴跟我在一起，知道了藏人的苦，也知道了他们的奋斗，否则，他一辈子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与强巴林相比，杨孜离博卡拉更近一些。一路上，我们看到好几座西藏寺院，远远望去，金碧辉煌，灵光闪烁。我让这尼泊尔孩子在一座寺院门前停了下来。这寺院的大门上写着：PEMA TSAL SAKYA MONASTIC INSTITUTE

从名字上，也可以看得出，这里既是寺院也是学院，当然，这是西藏寺院自古以来的特点，如果追溯起来，这也是那兰陀寺的特点。

里面只有几个小孩子在打蓝球，正打得不分输赢。我没有打扰，一个年纪稍大一点僧人，不足十七八岁吧，主动陪我在寺院里走了一圈。可以看得出，洛萨期间，这里正在放假，几乎看不到人。里面很大，有好几座楼，其有一座楼很明显是教学楼，写着：PEMA TSAL ACADEMC INSTUTUTE

我们又上路了，没走出太远，路边右侧，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玛尼石，写着彩色的六字真言， 还有一个牌子写着：TASHI GANG MAHA GURU TEMPLE （扎西岗玛哈嘎寺）。这牌子的后面是个香炉，香炉的后面，是一座西藏式的白色小房，上面刷着红黑两色，黑底部分涂着白色的圆点，而红色的底色上，涂着黄色的方块，房顶是是两只小鹿守护的法轮，还有法幢，四周是绿色的幡旗。

我们在这里停了下来，我绕这小寺一圈。直觉告诉我，这小寺就是一个标记，强巴林一定就在这附近。我向两边看去，在这座小寺的对面，还有一条路。我让这尼泊尔孩子从公路下去，拐向那条小路。

走出不走，就看到了一片房屋，还有一个商店，外面挂着氆氇、披巾、牦牛帘等各种图伯特特产，我进去打听强巴林办公室，答说就在后面。

办公室很大，我径直走了进去，并向第一个迎面而来的人介绍了自己，又拿出了流亡政府的介绍信。没有想到的是，这里的主管是位女士。她看过介绍信后，热情地请我坐在她对面的办公桌前。

我们立刻就进入了正题。她告诉我，这个难民点建于1962年。多数藏人都来自安多，信奉噶举巴。所以，这里有一座噶举巴的寺院……

她又跟我谈到了她自己。她说：“我从没有见过我的国家。那是1959年，我妈妈抱着我出来的。当时太难了，早期的这里尽是森林，没有路，只有小路。前面的那条公路铺成，也仅仅20几年。另外，我们的身份认同过程也很难，直到1995年我们才正式被官方接受。在1959年到1995之间，我们太难了，只是有这块地方，大家都以为是临时的，会很快回到自己的家乡。”

“国王时期我们还有些自由，宗教活动、政治活动都可以进行，所以国王来到博卡拉时，我们藏人都去迎接、跳舞……”

“现在，我们的政治活动都被限制了，宗教活动也只能在定居点内举行。好在我们有自己的会堂，不过，尼泊尔警察经常到这里查看。”

“这里有学校吗？”我问。

“有，学校是从幼儿园到七年级，我们用藏语、尼语和英语教学。”

后来，主管又带我来到会堂、学校、还有寺院。并告诉我，现在这里有750多藏人，150多户人家。

告别了主管后，我自己又来到了强巴林商店。看着那些氆氇背包、“柳”、酥油灯、面具，以及各种金银制品，实在不忍挪开视线，都那么别具一格、美不可言……然而，这个有着如此甚深文化内涵、创造了伟大文明的民族，就这样不得不在恶邻的欺辱下，远离自己的土地，过着流亡生活。即便如此，中国当局还是不想放过他们，还要对尼泊尔政府施压……

而这个中国正是我出生和长大的国家，而压榨他们的汉人正是我的族人，羞愧一词，已无法表达我内心的沉重和耻感。

朱瑞： 博卡拉 (上）

突然，出现了标准的汉字！是在一个闪亮的长条红布上，写着“新年快乐”，紧右边还画着两个带流苏的红灯笼。仿佛汉语是尼泊尔的国语。 这俗丽的横幅，与后面的那个破败的小村庄，恰成鲜明对比，甚至有些滑稽。

前方出现了两位穿着红色袈裟的小人儿，我老远就喊了起来：“贡巴？贡巴？”

又走了好一会儿，路边的草地上出现了两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一个在弹吉它，一个在听。

老人指了指右前方一个两层的黄楼。到了跟前，我看到这楼房的侧面墙上，挂着那一百多位自焚藏人的照片。

校门的上面，以及两边的栅栏上都爬满了绿藤，井然有序，一边的牌子上写着：SOS HERMANN GMEINER SCHOOL. 

校长说：“我很小的时候，刚出生六天，我妈妈怀里揣着我来的。我出生于卓木（今亚东一带），当时我父亲磨了一把很快的刀，一是遇到中国军人时，如果他们动手，我们就杀了他们；二是准备了一些毒药，放在糌粑里，如果被中国人抓住，我们全家会一起吃下。”

汉文横幅与绿国旅馆

博卡拉位于古老的图伯特到印度的商路之间，与木斯塘仅一步之遥。因此，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当中国入侵图伯特时，很多藏人逃亡这里。不幸的是，在中国的压力下，尼泊尔不断刁难藏人，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移到了其他国家（主要是印度）。

1962年中印战争后，中国关闭了这条商路。博卡拉也曾凋落。不过，博卡拉的自然风景得天独厚：雪山三面环绕，费瓦湖流光溢彩，近些年，又成了尼泊尔的旅游热点。

那是一个炊烟袅袅的早晨，我也从加德满都出发，坐上了一辆开往博卡拉的旅游大客车，但我去那里，不仅仅为了旅游。

渐渐地，我们贴近了喜马拉雅。道路两边，出现了很高的高山，一条大河沿着大山的走向，蓝莹莹地流着，偶尔还有几只牛或马，在河边啃着青草。这样的寂静，总让我想到喜马拉雅的那边，一样的高山、一样的大河……这就是尼泊尔与图伯特的亲情，被同样的大山养育着，也被同一个佛眷顾着。

沿途经过了一些村庄。不少房屋都是用砖或土坯简单垒起来的，有的还歪歪扭扭的，就是这样的小屋，不仅住着人，还开着饭馆，或食杂店。偶尔这些庭院里，会出现三三两两的人们，看上去干巴巴的，有的还直愣愣地盯着我们的车经过，似乎有打发不完的时间。

突然，出现了标准的汉字！是在一个闪亮的长条红布上，写着“新年快乐”，紧右边还画着两个带流苏的红灯笼。仿佛汉语是尼泊尔的国语。 这俗丽的横幅，与后面的那个破败的小村庄，恰成鲜明对比，甚至有些滑稽，但我看看前后左右，还真没有旅客想笑，习以为常了。

到了博卡拉，立刻涌上一群出租车司机，喊着那些湖滨旅馆的名字，兜揽着生意。我审视着这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发现一个举着“绿国旅馆”牌子的人，似乎不那么着急抢客，老实巴交的样子。我于是跟他搭话了。

“请问，多少钱一个晚上？”

“标准间1200卢比。可以上网，24小时热水，我们自己还有发电机。”

说自己有发电机，意思就是24小时都有电。在尼泊尔，电是个大问题，每时每刻都在停电，弄得我的电脑老是充不满电。所以，这个条件让我很知足。于是，我又问：“这个旅馆离图伯特难民中心多远？”

“离最大的图伯特难民中心只有两分钟。”他说。

“好吧。”我点点头。

司机嘴角一咧，笑了，回身上了汽车，启动了马达。大约开了二十几分钟吧，路边出现了一座大湖，显然是费瓦湖了。湖的三面都是青山，青山后面，是茫茫雪山，好美啊！湖面还飘着几只小船，湖岸是一排古老的大树，那树下的台阶，被扫得干干净净的，稀稀拉拉的几个人，就坐在那台阶上看书、吸烟，还有的在编筐……

出现了一些旅馆、餐馆、商店、书店，有的房前还吊着一盆盆鲜花，有的餐馆的庭院里，还有草亭，连垃圾箱都别居一格，是把两个竹筐吊在一些，一个装可回收垃圾，一个装一次性垃圾。好个艺术天堂啊！

车，停在了“绿国旅馆”门前。从收发室里立刻出来了一个男人，把我的行李搬了下来。我先跟出租车司机结帐，眼看着这车“吱”地一声，开跑了。那从收发室出来的人，又帮我把行李提到了院子里，回身招呼我到里面登记。

“标准间1500卢比。”他说。

“可那司机说1200卢比！”我强调着。

“司机说了不算。”

“能上网吗？”

“坐在外面可以，屋里不行。”

“你们自己有发电机，对吧？”

“发电机？我们计划明年买。”

“西藏难民点在这附近吗？”

“你说的是哪个西藏难民点？这里有好几个呢。”

“就是最大的西藏难民点，离这里只有两分钟的那个。”

“两分钟？最近的难民点就是二十分钟也走不到！”

我倒不咋吃惊。十几年前，我从樟木步行过桥，到了尼泊尔，就被一个尼泊尔司机大大地宰过，被宰惯了，见怪不怪了。我还是住进了这个旅馆，一是懒得再折腾了；二是司机已经跑了。当然，我明知道那司机是和这旅馆主人合伙宰人的，可以找警察说道说道，说不定也能说个水落石出。不过，我没时间，手里一大堆稿子要写。但我决定明天搬家，就是这店主给我磕头，也不住了。


在洛桑的古董店里

不过，这旅馆有个好处，近在湖边，拐个弯，就到了临湖大街：商店一家挨一家的，也像拉萨的帕廓一样，都把货物摆在阳光下，披巾呀、草鞋呀、手饰呀、耳环呀……还有个饭店，在那红砖的外墙上，镶嵌了两个远古的车轱辘，我的眼睛痒痒的，要说逛商店、欣赏美，我是从来不吝惜时间的。

一股藏香的气息，丝丝缕缕地飘了过来。是从迎面的店铺里传出来的，这店铺敞着门，看得清里面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上面，恭敬地围着哈达，一旁还放着一束鲜花。我照直进去了。里面金碧辉煌，各种松石、珊瑚，还有银质的香炉、酥油筒等等，应有尽有。生意也兴隆，不断地有顾客进进出出的。 店主是个很结实的小伙子，有种桀骜不驯之气，不过，从他那走路的姿态、看顾客的眼神中，我还是感觉到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忧郁。

“您是图伯特人？”我问。

“你说对了。”他说。

“您来这里多少年了？”我又问。

“多少年了？ 我就出生在这里。这是我的家，我妈是木斯塘人。怎么，您问这些干啥？”

“我在拉萨工作过。看到您供奉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就把我吸引来了。”我解释着。

“您请坐。”他和气了许多。

我坐在了柜台的这一边，他坐在了柜台的里面，隔着一个柜台，我们唠了起来：

“您的父亲也是木斯塘人？”我问。

“他是四水六岗。”他说着，声音轻了许多。

“那您父亲是怎么和您母亲相识的？”我好奇了。

“我妈妈非常漂亮，少有的漂亮，所以，我爸爸让我妈妈跟着他走，我妈妈不从，我爸爸就拿出了枪。”他说到这里，笑了，眼睛眯了起来，露出略微兜齿儿的白牙，很是英俊。

“于是，你妈妈就跟着你爸爸走了？”我接过了话头。

他点点头。

“您还有兄弟姐妹吗？”我问。

“四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他说。

“您的爸爸一定很喜欢您的妈妈吧？她是他选中的女人啊。”我说。

“我爸爸的脾气很不好，记得小时候，每当晚饭后，爸爸就把我抱在他的腿上，一边还听着收音机。听着听着，他就会说：‘我想打仗！我想回图伯特！’每当听到关于图伯特不幸消息时，爸爸就发脾气，开始喝酒。如果我妈劝他，他就说：‘你闭上嘴，图伯特都成什么样子了？你是不是图伯特人？’爸爸常对我说：‘要记住，你是个图伯特人！’”

我的鼻子发酸。

“现在，我有钱，我比这里的图伯特难民都有钱。”

我承认，这是实话。从他这个店铺的兴隆就看出来了。

“因为我有尼泊尔护照。 难民定居点的人不认我。”他接着说道， “我不求他们什么，只是为了做个图伯特人。他们不接受我没关系，我还是要让人们知道，我是一个图伯特人。”

“他们为什么不接受您？难道……难道……您的爸爸是巴巴益西的部下？”

他点点头。

“您的父亲还好吗？”我问得小心。

“已经去世了，因为他总是喝酒，后来他的身体很不好。”他的声音越来越轻了。

“您的母亲还健在吗？”我又问。

“在，我妈的身体很好，她和我姐姐在一起，我姐姐也有钱，生活很好，很孝顺。”

“您的妈妈依然漂亮？”我问。

他深深地点点头。

“您有她的照片吗？”我好奇了。

他拿出手机，找了几秒钟，递到了我的眼前。那是一位皮肤黝黑的阿妈啦，像一株老树，带着一串很大的珊瑚项链，站在一个绿树葱郁的庭院里。说实话，即使少女时代，这位阿妈啦也未必漂亮。

接着，我们又谈到了他妈妈的娘家，他说，他们都是农民。他又谈到柴柔，他说，那边还留有当时四水六岗的房子…….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洛桑。

告别洛桑后，我没有再逛商店，只是在费瓦湖边徘徊，看着平静得像绸子一般的湖水，看着那青山后面的连绵的雪山，我的视线一阵阵糢糊，甚至引起了几个行人的注意。于是，我拐进一条僻静的湖边小路，走了几分钟，前面出现了两位穿着曲巴的阿妈啦，原来，两人在买手饰。

“买个项链吧？”待我走到她们跟前时，一位阿妈啦看着我，举起了一串廉价项链。

我蹲了下来，从她们的包里，分别挑出两个经筒，也没讲价就买了下来。

“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开店呢？在这样的地方，有顾客吗？”我问。

“没顾客也没办法，这里警察不来嘛。”另一位阿妈啦说。

“你们，没入尼泊尔藉？”

两人都点点头。

“来这里多少年了？”

“59年就过来了。”

“你们住在哪里？”

“扎西林图伯特难民点。”

“离这里远吗？”

“往东走，过一条河，再走上半个小时就到了。”

告别两位阿妈啦后，我又在湖边走了一会儿。很偶然地，传来了图伯特的笛声。我前后左右看了看，始终不见人。笛声悠长凄婉，让我想起十几年前，在珠穆朗玛脚下，绒布河边听到的那六玄琴的如诉如泣，我把那声音，看成图伯特帝国的挽歌。


扎西林图伯特难民中心

一大早我就上路了，按照昨晚那两位阿妈拉指引的东方，走了好一会儿，也不见她们说的那条河。于是，我见人就开始打听“扎西林西藏难民点”，可大家都摇头。

但我敢肯定，方向是对的。不过，在哪里拐弯呢？看来，接着打听“扎西林难民点”是没用的，只要有藏人的地方就必定有寺院，于是，我见人就开始打听“贡巴”。

“啊，贡巴，在那边！”尼泊尔人指着印度教寺院。

于是，我决定只找藏人寻问。也巧，前方出现了两位穿着红色袈裟的小人儿，我老远就喊了起来：“贡巴？贡巴？”

两位小僧人都点点头，回身指着前面：“过了河，右拐……”

“哪里有河，我看不见呀？”我问。

“就在前面，不远了。”其中的一位小僧人答道。

又走了百十来米吧，才出现了那条河。两岸都住满了人家，但河水很清澈，几个女孩子正在桥头洗衣服，叽叽喳喳的。我上了桥，右拐，又走了好一会儿，路边的草地上出现了两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一个在弹吉它，一个在听。我站下了：“请问，贡巴在前面吗？”

“在在，不远了。”两个少年不约而同地指了指马路斜对过。

顺着他们手指的方面，我看到路那边有条小路，尽头是座黄色房子，房顶上宝幢闪烁，我便朝着那里走去。很快地，就传来了童声童气的诵经声，而后，就看到了一个牌子，上面是一行藏文，我不认识，中间是大写的英文：SHREE GADEN DHARGAY LING MONASTERY，下面是小写的英文：Tashiling Tibetan settlement

再往里走，就看到了一片草坪，草坪中间，有座白塔，四周经轮环绕，几位老人正在转塔，一片和平。

我跟一位转塔的老人打听办公室。老人指了指右前方一个两层的黄楼。到了跟前，我看到这楼房的侧面墙上，挂着那一百多位自焚藏人的照片。我知道，我找对了地方。我从侧面绕到正门，这才看见这办公楼的前面有一片绿草如茵的庭院，正中间是个香炉，旁边插着绿色的幡旗，还有一些彩色的风马旗横跨庭院的上空。

我径直上了二楼。因为一楼是地毯厂，边上的门开着，可以看到里面摆着很多不同尺寸的地毯。走来一位年轻人，问我找谁，我说我相见主管，并介绍自己平时住在加拿大，这次来自达兰萨拉。

“有流亡政府的介绍信吗？”他问。

“现在没有。但我可以跟流亡政府联系。”我说。

“没有政府的介绍信，我们不接受访客。”他说。

“我来一次很不容易，只想请教几个很具体的问题。”我争取着。

“老板不在，等您有了介绍信再来吧。”他又说。

“好吧，我今晚就和流亡政府联系，也许很快会再来的。”我说。

他客气地点点头。

我曾起誓发愿今天搬家，但实在没有时间了。我坐到这旅馆外面的草亭里上网，给外交部中文组主管茨仁娜姆啦写信，说明理由，请她寄来一张流亡政府的介绍信。感谢娜姆啦，几乎立刻就电邮来了介绍信。但我没有马上去扎西林，而是去了另外两个相对偏远的难民点杨孜和强巴林。

直到我将返回加德满都之前，才又找到时间去了扎西林。还是那位年轻人首先接待了我。我拿出流亡政府的介绍信，他没再说什么，就把我带到了主管面前。主管一见我就笑了，说：“我就知道你会来。昨天，在杨孜接待你的是我太太。”

这句话，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他看上去很图伯特，长发，脑后扎着一个辫子，显得洒脱而与众不同，有点像艺术家。他告诉我，扎西林的藏人，大多来自那木措。他还说，前段时间，他们计划召开一个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获得美国国会金质奖的茶会，结果，尼泊尔政府没有允许，怕他们到公共领域。

“有一回，一个尼泊尔警察还通知我们，图伯特人不允走出定居点！后来通过私下交涉，才算解除了这条限制。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了，有的尼泊尔人，也不是不了解藏人的情况。不过，整个形势是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不象从前国王在的时候。现在，一人一个说法，政策随时都会变。并且，他们也随时都要承受来自中国的压力……”

告别主管，出了办公室没有多远，我就听到了朗朗的读书声。原来，对面正是一所学校，校门的上面，以及两边的墙上都爬满了绿藤，井然有序，一边的牌子上写着：SOS HERMANN GMEINER SCHOOL.

我走进学校，找到了校长室，拿出了流亡政府的介绍信。校长接过去仔细看了看，又给了我，说：“你放好，这个很重要。”

“您的学生都来自藏人家庭吗？”我问。

“不全是。还有尼泊尔穷人的孩子，主要是佛教徒的孩子。不过，大多数都是西藏孤儿，或者单亲父母的家庭。”他说。

“您出生在尼泊尔？”我问。

“我很小的时候，刚出生六天，我妈妈怀里揣着我来的。我出生于卓木（今亚东一带），当时我父亲磨了一把很快的刀，一是遇到中国军人时，如果他们动手，我们就杀了他们；二是准备了一些毒药，放在糌粑里，如果被中国人抓住，我们全家会一起吃下。

“我们离开家乡的时候，是个寒冷的冬天，我差一点就死在了路上。后来，我们走了三天，才到不丹。当时，我妈妈爸爸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我是在流亡政府的学校里读书，得了奖学金后，又在昌地加尔（Chandigarh）的一所大学读书，读的是政治学，毕业后，就在这里教学，教了二十五年了。

“这里的学校只有一到七年级。我们这里还有另一所学校，是八到十二年级。但是，毕业后很难升入大学，因为没有尼泊尔护照。就是上了大学，也还是难。我有一位朋友，他是医学院毕业，因为没有护照，开不了业。不要说行医，就是当一个出租车司机，对我们藏人来说，也难，因为需要是尼泊尔国藉。

“我们每年都要办理难民卡，手续很复杂。要等待，要花很多的钱。如果偶尔出国，尼泊尔政府还要没收我们的难民卡，回来时再领取又是难，一个程序接着一个程序，等待还是待待。

“当然，对我们的刁难，来自于是中国政府的压力。我不是说中国人不好，但是，中国人应该为他们的政府感到羞愧，因为我们这些灾难，都是他们的政府造成的。

“你走进每个定居点，看到的都是和平。但是，内心，在这里是疼痛，很深。”校长说着，指了指他的心口。

唯色：证言是如此迫切又重要（下）

为完成《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在德里藏人定居点采访的唐丹鸿和桑杰嘉。

证言是如此迫切又重要（下）

文/唯色

在《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这本书中出现的十一位口述者，除一位女性当时在逃亡中身为反抗战士的妻子与女儿，其他都是男性，都是当年投身反抗的战士。其中，口述者夏克.顿云令我难忘。因为他不但与我父亲同乡、同龄——都是康区德格人，都生于1937年——更因为我见到他的照片时很惊讶，他与我父亲长相很像。我反复读了几遍他的口述。夏克.顿云作为德格公主的非婚生子，十三岁第一次去德格城里的德格王宫时，我十三岁的父亲参加中共军队离开德格，随军开拔昌都；夏克.顿云十八岁携父母和妻子逃离家乡德格，以朝圣为名抵达拉萨，我父亲也在拉萨，大概当了解放军少尉；而夏克.顿云作为CIA培训的“四水六岗护教军”骨干，带领七人小组空降西藏境内组织和培训抵抗之时，我父亲是西藏军区联络部群工处的上尉军官，如果他们当时狭路相遇，同龄、同乡且又容貌相似，却是敌对双方，必须相互为敌，这会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场景实在悲哀，无法想象会有怎样的心灵冲撞，却又必须自相残杀。

另一位口述者，老噶伦居钦.图登朗杰，他也是德格人。他其实是我表姑的亲戚，而我表姑是我父亲的表妹。而居钦.图登朗杰是我表姑的父亲那边的亲戚，与我父亲好像没有亲戚关系。然而这一点，我从来就没有弄清楚过，多年前我问过我当时在世的父亲，但他不愿意多说，我也就不甚了了。然而到底有没有亲戚关系并不重要，我想说的是，读居钦.图登朗杰的口述，尤觉感受复杂。从年龄讲，他比我父亲年长六岁。从经历看，他脱下袈裟，成为反抗战士，离开德格去往拉萨及其他藏地战斗时，我父亲作为解放军的一名军官，实际上也在拉萨或其他藏地，虽然他没有上过战场而是当翻译或做文职工作，但他们相互之间已然是彼此为敌的关系。

我还注意到居钦.图登朗杰讲述1955年底，德格开始搞所谓的“民主改革”，天天开批斗大会，诋毁宗教信仰，他被德格王室派到拉萨，请求噶厦政府支援武器。但他抵达拉萨时发现：“在布达拉宫和大小昭寺都供有有上千盏酥油灯，而那些贵族官员们正在大兴土木盖房子，到处都有打夯的歌声。……贵族官员们大做买卖，盖新房子，唱歌跳舞，一片歌舞升平。”这让我想起藏学家茨仁夏加在《龙在雪域：1947年后的西藏》（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一书中所描述的，当中共军队进入拉萨，为“争取爱国上层阶级”，用专为西藏重新制造的“袁大头”银元极其慷慨地购置所需东西，拉萨不少大贵族和商人见钱眼开，“认为这是一个大捞一票的好机会”，欣欣然又是卖自家大屋，又是卖土地，又是卖存粮，又是卖羊毛，并且很快乐地参加解放军举办的豪华宴会、交谊舞会，每个月让仆人用马驮回装满口袋的大洋，这样的甜蜜时光实在令人作呕。

藏学家艾略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在2012年秋天撰文《死亡统计》（The Body Count）。我在我的博客转载中文译文时，推介说这是“一篇相当重要的文章。对于历史；对于图伯特（西藏）；也对于中国。当然，更对于人性（这话尤其要对某些刻意罔顾事实、被大屠杀凶手改变人性的所谓学者大声强调）。”

这篇文章写道：“在大约1950年到1975年期间，图伯特是否存在群体死亡事件是一个无需争论的问题。……发生大屠杀的事实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发生在图伯特的集体死亡事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极少被提及，至少在官方层面一直如此，而且即使提到也只是为了否认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件。”

史伯岭先生之所以撰文，是因为几张拍摄于该年5月的照片，记录了在康囊谦（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发现的乱葬坑：白骨成堆，怵目惊心。当地藏人揭露是在1958年被屠杀的僧俗人士的遗骸。于是，过往的一切用这样的乱葬坑发出自己的呐喊，过往的一切不会在乎中国政府是否感觉难堪。而不止一处的乱葬坑，佐证了《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的见证意义。

史伯岭先生指出：“被查禁的大屠杀历史还会通过其他一些渠道突破中国当局强行设置的障碍与缄默。”为此列举的事例，包括1982年的中国第一份人口调查数据图，“在整个图伯特高原普遍存在男女比例失衡，而事实上，唯一能解释这种不平衡的原因只能是暴力斗争。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伯特高原是范围最大的一片突出地呈现为红色的区域，在这个地区女性人口数量一直高于男性。而玉树地区正处在这片红色区域……”《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中就有两位藏人是这片红色区域的余生者。

史伯岭先生还说，“归根到底，中国方面掌握的档案记录必须公诸于众。若想了解发生在图伯特的恐怖和残暴行径，仅仅通过直接的个人记述和其他渠道的间接资料是不足够的。”但在今天，当局的档案记录依然封存于黑幕背后，余生者的口述及更多的见证文学尤其迫切而重要。正如属于康理塘的热珠阿旺老人所说：“共产中国人没有信仰，逼迫藏人摧毁寺院。以头人、活佛、僧人剥削人民为名，屠杀头人、活佛和僧人。他们动用国家军队对康和安多的藏人进行镇压。国家军队有枪炮、飞机、炸弹等，而我们除了私人买的枪支外，没有别的武器。他们对这样的民众进行无情的屠杀，这件事我们藏人会一代又一代讲述下去，永远不会忘记。直到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也不会忘记。”

我和唐丹鸿，最早结识于她在成都开的卡夫卡书店。她是个典型的成都美人。她的书店开在当时的古朴巷子，而今的仿古景点。我被书店里的西藏专柜吸引，而她就走到了我面前。这之后，是长达二十年的友谊日益深厚。而今，她在遥远的以色列特拉维夫，我在中国帝都，我们已经十一年未见面了。

我和唐丹鸿，我们都有着与生俱来的写诗热情与天赋。而她拍的纪录片很宝贵，记录了楚布寺的天葬与法会、少年噶玛巴仁波切的风采，还有康扎西卡（今称石渠县）的生态与民俗。她多次来拉萨，有时与我住在一起，我们去寺院朝佛，我们到处游逛，吃川菜或藏餐。

我俩的相似之处，不仅在于年龄，写诗，文艺；不仅在于都说四川话；不仅在于对西藏深切的爱，而我的爱因为来自骨血更多亲密——正如丹鸿在邮件中对我说：“他们是你所爱的乡亲，也是因神秘的因缘而为我所爱的人们……”；更在于我们都怀有深深的耻感：她的耻感，缘于她是汉人；我的耻感，缘于我有四分之一的汉人血统，缘于我的解放军父亲。因为耻感，我们心灵不安，甚至感到羞耻和罪恶；因为耻感，我们希望以写作者的身份来补过甚至赎罪，也为此，丹鸿在2008年3月的西藏抗暴事件爆发之后，写了《西藏：她的痛楚，我的耻辱》等文章，其中这样写道：“18年前，在我第一次踏上西藏的土地之前，我不能想象我将对那里，对那里的人，抱有越来越深的、无以排解的歉意；我也不知道，我的生命将因与她相遇而蒙获终身享用不尽的恩泽；我也不知道在蒙获她的抚慰与悲悯的同时，一种与我个人毫无关系，而是与藏人、汉人两个民族有关的痛苦，将在我这个个体的生命中弥散绵延……”

正因为耻感，丹鸿和我都共同走上了见证文学之路。我们希望破除的是，包括了国家与国家主义者、强权与强权授权的殖民者的“除忆诅咒”。罪恶存在过，而且还在不断累积，正如苦难存在过，而且也在不断累积。而这所有的一切，并不是不曾存在过，更不是“除忆诅咒”就能够销毁或涂改。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所写的非人(unperson)，是被肉体消灭且似乎从未存在过的人；而《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中，十一位流亡藏人所讲述的无数被屠杀的藏人，肉体在当时被消灭，曾有过的存在也被消失在有形或无形的无数乱葬坑中，就像是他们（她们）从来没有存在过。然而，证言终究让同胞的存在不被消灭。

最后要提到桑杰嘉，他老家在安多，七十年代生人，注定是新一代的流亡藏人，先是从境内藏地流亡至达兰萨拉，而今旅居欧洲，虽然我们未曾谋面，但也友情深厚，在此我要感谢他多次帮我翻译藏文文章。

2015年8月，北京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延伸阅读：

唯色：证言是如此迫切又重要（上）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5/10/blog-post_19.html

转自唯色博客：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5/10/blog-post_21.html

唯色：证言是如此迫切又重要（上）

“四水六岗护教”反抗军1958年在卫藏泽当。

证言是如此迫切又重要（上）

文/唯色

2010年夏天，旅居以色列的汉人作家唐丹鸿，与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嘉合作，在印度达兰萨拉、贝日、达兰豪斯、芒高特等流亡藏人定居点，采访了十多位流亡老人，整理成《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一书，即将由台湾雪域出版社出版。我受邀写序。而我应从，并非因为唐丹鸿是我结识二十年的好友，恰是这本书本身。

我是这么写的：

这本书，与其说收辑的是十一位藏人的故事，更应该说记录的是十一位藏人的证言。

因为是证言，所以需要这样的说明——

时间：分两种，记录时间为2010年，但人物讲述的是上世纪1950年代及前后。

地点：分两种，记录地点位于印度流亡藏人社区，但人物讲述地点包括图伯特（西藏）诸多地区，主要为康区、安多农区和果洛牧区及卫藏。

人物：采访者是汉人作家唐丹鸿。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嘉担任翻译。受访者即十一位原籍为康、安多和卫藏的藏人，但如今身份都是流亡者，且已年迈，如今已有两人过世。

事件：是的，事件，却不是简单的事件。因为关涉家园的被占领与抗争，关涉信仰的被践踏与捍卫，关涉生命的被屠戮与反抗，关涉历史的被改写与修正，关涉真相的被代言与证言，等等。

我因此想起前些日子所读的新近出版的中文译著：《谁，在我呼喊时——20世纪的见证文学》，作者是法国作家克洛德?穆沙（Claude Mouchard）。而见证文学，如译序介绍，指的是那些亲身遭受过浩劫性历史事件的人，作为幸存者，以自己的经历为内核，写出的日记、回忆录、报告文学、自传体小说、诗歌等作品。对照《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后者是口述录而非见证文学，却具有同样的意义。这是因为这本口述录与其他口述录不同，完全没有记录者的声音，从头至尾都是十一位亲身遭受过浩劫性历史事件的藏人声音，如同十一份自传，恰在于记录者唐丹鸿与桑杰嘉忠实录制，忠实再现，使得这本口述录成为事实上的见证文学。

克洛德?穆沙写道：“这个世纪最重大惨烈的历史事件，都与国家暴力有关。在这个背景下，所谓‘见证’，就是将有组织、大规模的政治暴力如何发生这回事，从亲历者的角度诉说出来。从根底上说，‘见证者’是一个‘余生者’，因为他经历的那场暴力本应将他吞没，或起码是剥夺他的话语，使他悄无声息地自消自灭。而见证的语言，也自然就是一种劫后的语言，本应不存在，然而存在着。”

十一位藏人用藏语讲述的证言，被翻译为中文，来抵抗强权强迫下的遗忘，从而对这半个世纪以来在图伯特发生的“世事反转”或“时世反转”，做出了真实而有效的见证。

关于《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唐丹鸿在给我的邮件中写道：

“之所以产生采访这些流亡者的念头，是因为想越过所有代言者，无论是善意的还是假冒的代言人，直接听听藏人亲历者怎么说。很庆幸我这么做了，更庆幸有桑杰搭档。我们寻找的标准很简单：亲历了时世反转的一代。在达兰萨拉有几位常常接受媒体采访的亲历人士，因他们的故事已被‘广为所知’而被我回避了，虽然这‘广为所知’其实不过是有一些不同语种的出版物或专题报道，而且在中文世界远远不是‘广为所知’。

“这十一位受访者散居在印度的几个西藏流亡者社区，多数来自康区，有的有名，有的无闻。后者，桑杰费了些周折才找到他们。他们毫无准备，有的愿意说，有的经桑杰央劝才开口。在整理访谈文字过程中我发现，除了我事先设计的模式化问题，桑杰还追加了一些关键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对具体历史事件和相关事件很熟悉才会有的追问，而我是不会注意的。

“在他们的叙述中，呈现了：另一个‘自古以来’，从来不是中国一部分的自古以来；另一个‘中央政府’，噶厦；他们的国家认同是博（西藏），从来不是中国，他们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支少数民族，这种认知不是基于政治立场，而是与生俱来。另一个西藏地理，一片在他们记忆里清晰存在的山河，而在我的现实眼界里却是中文行政区划名下的幻影……在见到他们之前，好多地方我都去过：理塘、乡城、炉霍、甘孜、德格扎西卡、邓柯、江达、玉树……；我所有关于雪峰、草原、野花、寺庙、人们……的记忆，都来到了注定显现的另一层，掺杂了枪弹、炮火、夺命、家破人亡、人去楼空、客死他乡……”

在另一封邮件，丹鸿则说明：“我和桑杰共同认为，中文过去的某些习惯译法既未能完整准确传达藏语本来含义，而且还有故意矮化之傲慢、也包藏了政治用心。既然是藏人的述说，汉译就应该尽量接近愿意和本来面貌，而不是重新落入过去被处心积虑贬低了的中文翻译里。因此，把汉人统一改成了中国人，也把‘部落’恢复到藏文音译‘雪巴’，‘头人’改用藏语音译‘贲’，‘土司’改用藏语音译‘杰布’，等等，并作了相应的注释。”

我回复丹鸿：“你的话深深触动我。你说得很准确。那些别有用心的代言者，受够了。”

注意到丹鸿和桑杰向受访者提出的二十多个问题。比如，请您谈谈您对家乡的印象；您是否认识你们当地的头人（地主、庄园主）？您是否还记得周围的人，比如父母、亲戚等是怎么议论头人（地主、庄园主）的？您那时听说了汉人、汉地吗？那时您认为西藏和汉地同属一个国吗？您对到您家乡来的那些汉人军人或干部有什么印象？家里人或乡邻对汉人的到来是怎么议论的？您和到家乡来的汉人说过话吗？交没交朋友？您怎么决定逃亡（或参加抵抗活动）的？决定抵抗以后，当时你觉得你们有获胜的希望吗？您在逃亡（或抵抗）经历中，记得最深的事情是一些什么？您认为在您这一生中，最痛苦的是什么？中国政府称你们为“叛匪”，您认为自己是“叛匪”吗？等等。

丹鸿和桑杰实际上做了一件非常及时的事情。而这，更应该由被卷入翻身乱世的数百万藏人的后代们去做；应该从每个村子，每个部落，每个宗（县），每个地区，以及每一座寺院，做起。去访问，去录音，去摄影，去录像；共同回忆，共同重返已经丧失的博，共同反思何以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共同思考和努力未来的道路。这样，见证就不只是十一个人的，而是藏人习惯说的“萨亚楚”（六百万藏人）的，而是当年的牺牲者与余生者，以及重生再回来的无数同胞的。也因此，证言是如此迫切又重要。

丹鸿和桑杰采访的十一位流亡藏人，包括康7人，安多3人，卫藏1人，即来自确喀松——传统西藏地理范围的简称，意为多卫康三区，当然西藏还包括嘉绒、羌塘、阿里等地区。所采访的康巴中，有3人是德格人，正是我父亲的同乡，这让我在阅读时百感交集，感觉是替我这个德格后人补上了被空白的一课。并且，我总是想起另一本重要的见证文学——藏人研究者跋热?达瓦才仁著述的《血祭雪域》，于2012年由雪域出版社再版时，我在如今已关闭的香港《阳光时务周刊》撰写了推荐语：

“《血祭雪域》是一部关于西藏战败记录之书。依据上百个战败而流亡的藏人暮年口述，披露1950年代席卷全藏地的屠杀与抗争，其真相残酷又悲壮，反倒是奥威尔一句名言的佐证：历史就像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对于从雪域佛土蜕变成动物庄园的西藏，今天已被胜利者改写为‘解放’与‘新生’之甜蜜蜜。作者跋热?达瓦才仁生长在红旗下却翻越雪山，成为新一代流亡者。此书是他在1990年代，深入流亡西藏各难民定居点所做的记录，口述者多已抱憾离世，却留下西藏当代史上的宝贵见证。”

而《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是以个人的声音，缓缓道来图伯特悲壮战败之书。

2015年8月，北京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转自唯色博客：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5/10/blog-post_19.html

朱瑞：藏尼关系（18世纪中叶——19世纪中叶）

廓尔克王宫里的与图伯特有关的图片     朱瑞摄于廓尔克（2013年2月）

矛盾乍起

图伯特与尼泊尔之间，从久远的年代起，就有着频繁的商贸往来。图伯特人向尼泊尔人出售羊毛、羊只和盐巴，又从尼泊尔换回大米和银币等，银币是由纽瓦尔的君主们铸造的，在卫藏一带流通很广。另外，尼泊尔的文化深受图伯特影响，至今很多佛教圣地和佛塔，都有藏文命名。几个世纪以来，也一直由图伯特人管理和维修，总之，尼泊尔与图伯特的关系基本是稳定的，友好的。

但是，到了十八世纪中叶，由于尼泊尔人在银币里参铜，使币值下降，引起图伯特人不满。同时，尼泊尔人也不满图伯特人，在盐巴中参杂质。1751年，第七世达赖喇嘛给加德满都谷地的三位国王写信，希望制止这种行为。当时，加德满都谷地是三个小国鼎立：帕旦、加德满都、巴特贡。然而，未等问题解决，这三个小国就都被廓尔克吞并了。

廓尔克人是生活在尼泊尔中部的一个部族，他们以廓尔克为中心，于1768年，征服了尼泊尔全境，又将都城迁至加德满都，开始了尼泊尔的沙阿王朝（Shah Dynasty)。

噶厦政府在新王朝开始的第二年，送去礼物和书信，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1、请尼泊尔新国王，允许两国之间的商务继续下去。

2、请关注银币的成色问题，不要把不纯的银币输入图伯特。

3、请允许香客自由往来于两国之间。

廓尔克王也回了一封信，很客气，但什么也没有答应。后来，不丹人劝说廓尔克人进攻锡金，这时图伯特支持了锡金（其实也没有出兵，只是输送了一些给养）。这次战争的结果是：在图伯特代表的监督下，锡金与廓尔克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商务和土地冲突。不过，廓尔克从此与图伯特结下了怨恨。

这时，班禅喇嘛圆寂，他的两个兄弟，朱古仲巴和夏玛巴，因为班禅喇嘛的个人财产，发生争执。夏玛巴前往尼泊尔，希望利用廓尔克人，取得班禅喇嘛在札什伦布寺的财产。他的想法，恰好满足了廓尔克人入侵西藏的愿望 。

当时廓尔克王还小，大权由其叔叔把握，于是，这位王叔找到了一位在尼泊尔购买香料和药物的图伯特医生，并叫到跟前，让他捎信给噶厦：

1、 纯银的钱币正在制造，老王时期的劣币应当贬值。（意思是，指责噶厦政府为什么没有禁止旧币流通？）

2、图伯特进口尼泊尔的盐巴，不许参杂质。

3、图伯特所辖的聂拉木、绒辖、宗喀、吉隆四个地方，原是加德满都属地，如果以上要求得不到满足，尼泊尔将出兵夺回。

4、作为人质，夏玛巴将扣留在尼泊尔，直到噶厦政府给予满意的答复。

同时，夏玛巴还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要求按照尼泊尔的条件赎他。

噶厦立刻回了信：

1、无论旧币还是新币，都是尼泊尔制造和发行的，一切责任由尼泊尔负责。尤其是旧币在图伯特流通广泛，骤然贬值会损害经济，但考虑到改善两国之间的商务关系，噶厦允许旧币稍微贬值。

2、关于图伯特出口的盐巴，双方边境都有监督员，责任在监督员身上。

3、关于夏玛巴，是他自己要去尼泊尔的，是否扣为人质，与噶厦不相干。

噶厦还专门给夏玛巴写了回信：欢迎他回到图伯特，如果他乐意的话。不过，去尼泊尔是他自己主动的，噶厦不能负责他的安全。


满洲军与不平等条约

此信捎出后，噶厦提醒边境，严防廓尔克人进攻。果然，廓尔克接到信后，分兵三路，由夏玛巴仆人带路，侵入图伯特，占领了聂拉木、绒辖和吉隆。1788年夏，他们又前进到宗喀和协噶尔。

消息传到拉萨，噶厦派出两位将军带领后藏军队前往阻击，又从卫藏派去援兵，由噶伦宇妥为总指挥，进入协噶尔，并占领了碉堡。

这时，安班上报了乾隆皇帝，于是满洲派出一支由御前待卫巴忠率领的军队。但这支军队还在路上时，图伯特军已将廓尔克人赶出了协噶尔和宗喀。但廓尔克人仍然占领吉隆等地。这时，一支由沈泰图率领的两千人的军队到达拉萨。沈说，他是来帮西藏人赶走廓尔克人的。由于不熟悉地形，要求一位年轻的噶厦成员，比如噶伦多仁. 丹增班觉，派去做他的向导。同时噶厦又派出两位官员陪同上路。

后来，噶伦多仁. 丹增班觉在他的《噶锡世家》一书中记录中国人在前线的表现：

为部队迅速前进的一切准备都在日喀则做好了。马匹、口中粮就在手边。但是，沈泰图在日喀则住了五天，以各种小借口延缓前进。在和他的官员开了若干次会议后，沈对我说，如果我们不等后继部队赶上冒昧前进，就是找寻失败和丢脸，假如我们等主力部队到来后，供应方面地方又吃不消。他问我可有什么好的法子？

我得到的印象是这位官员想躲避战斗。我说，图伯特兵打得很好，中国军队看起来更好，如果我们前进，一定能打败廓尔克。如果我们进攻赶走廓尔克人，后续部队到达后，我们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如果廓尔克人不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就可以前进到尼泊尔去。

但沈泰图公然问我，有没有办法和廓尔克人谈判。他建议我写信给达赖喇嘛提出此事。我告诉他，我不能把我的责任推给达赖喇嘛，我是奉派到日喀则打仗的，我一定要打。

最后，满洲军队勉强地前进到协噶尔，一路给地方官找了好些麻烦。图伯特人不打算和廓尔克人讲和，但是新班禅的父亲和萨迦的秘书屈服于汉人的劝告，来到协噶尔谈判。由于冬天已来临，没有发生新的战斗，满洲军队在这里一休息就是八个月，后来又到了两千后续部队来和他们会合。

这时廓尔克人又攻击锡金西部的冬宫，迫使锡金王和他的家眷逃回首府甘托克。一些西藏军队在代本基普的率领下，从协噶尔出发，帮助锡金人。他们带着火药和给养，在一位锡金官员的协助下，还在冬天时，他们就把廓尔克人赶走了。

1789年春，住在协噶尔的调停人给夏玛巴写信，建议他们和达赖喇嘛的一位代表到吉隆商谈。这一建议，中国人认为很有道理。但是图伯特人则怀疑夏玛巴。

这时，四名图伯特将军和噶伦多仁，都要求中国人利用他们的优势把战争打到底，不要一仗不打就和敌人忙着讲和。他们指出满洲军是来打仗的，图伯特人在大力支持他们。如果现在要求讲和，那就把自己摆在祈求者的地位。但是中国官员根本不听这些劝告。

两位调解人，由噶伦多仁和其他三名官员陪同，穿过宗喀，前往吉隆。宗喀这时还在廓尔克人占领下。图伯特代表比廓尔克代表早五天到达吉隆。后者包括比姆沙西和四名官员，以及夏玛巴。

噶伦多仁的日记，记录了当时廓尔克方面的说辞：

自第五世佛王以来，虽然图伯特上层喇嘛和廓尔克诸王都在促使尼泊尔和图伯特之和睦，但是，一段时期以来，图伯特诸王只知支持锡金，没有考虑尼泊尔和图伯特之友好。所以，廓尔克王博赤纳拉因受图伯特的诅咒而暴卒……今后，你们的淘金、熬盐须向廓尔克缴纳什一税…..

图伯特方面回答：

锡金方面无可非议。至于说廓尔克王博赤纳拉是因为图伯特的诅咒，这说明廓尔克本身就没有想到和睦，是对图伯特的恶意揣度，凡事自有因果报应，廓尔克王之死，像是护法神的惩罚，丝毫不能证明诅咒之事，不可栽诬罪责。另外，金矿、盐湖乃是图伯特的宝地，绝不能开例让魔爪伸进天界……

然而，廓尔克军队包围了谈判之地，让图伯特代表觉得是来求和而不是谈判的。夏玛巴表现得不可一世。谈判建议和反建议历时好几天，噶伦多仁总结道：

1、我们同意把所有流行在图伯特的旧尼泊尔银币贬值，旧的无杂质的银币仍应和新币一起流通。

2、同意图伯特的盐巴不再掺杂质，边境监督官员应严格检查。

3、大米与盐的交换按当前市场价格。任何尼泊尔米商在西藏住店应免费供应柴火，但卖米所得十分之一应交纳店主。而图伯特商人，没有理由进入尼泊尔。

4、尼泊尔属民在西藏犯法，将由那一地区的尼泊尔代表审读判刑。西藏官员对他们不能进行司法处理。

5、为了收回廓尔克仍占领的地方，图伯特每年须向尼泊尔进贡银三百平。尼泊尔在收到第一年的贡银后撒退驻军。

条约的最后有一句附加语：第一年必须缴纳三百平西藏银，第二年如果有负责的高级官员访问尼泊尔要求减少贡银数目，尼泊尔同意到时加以考虑。

两位中国官员从协噶尔来到了吉隆，表示非常满意，建议西藏和尼泊尔都派代表去中国向满洲皇帝道谢。一个月后，两位廓尔克人和十名助手带着送满洲皇帝的礼物来到了。他们由中国将军陪伴前往。西藏人也派了一位代表。

夏格巴在他的《西藏政治史》中写道：

在对尼泊尔的战争中，中国军队不仅不是个帮助，实际上是个累赘。噶伦多仁在他的日记中说，中国官员对他们的行动感到羞耻，他们甚至在向皇帝报告前，把他们盖章的部分删去。噶伦多仁在给达赖喇嘛的父亲的一封信中说：廓尔克人和中国人差不多少，前者烧杀抢掠，因为他们是敌人，但是，中国人也同样干，他们却是作为朋友来的。由于他的属下官员的暴行和他任务的失败，这位满洲待卫巴忠，回到中国后就自杀了。


达赖喇嘛讲话和三大寺堪布会议

对于上面的不平等条约，摄政阿旺楚才十分愤怒，但由于他当时还在中国，远水解不了近渴。等他回到拉萨后，就降职了参于签定不平等条约的一干人马。而这时，派往尼泊尔的两位请求减少贡银的四品官，被尼泊尔说成是官位太小，拒绝谈判，他们提出，要有噶伦多仁一样的大官才行。

噶厦立刻同意了派噶伦多仁前往。这让摄政阿旺楚才气上加气，他说：“你们是与中国人一起玩弄姑息尼泊尔人的游戏！如果尼泊尔人要贡银，就让他们自己来取吧，我们的军队正在等着呢。”于是，摄政决定自己指挥大军，他拒绝再派任何代表到尼泊尔去请求减少贡银。然而，摄政的心脏病突然发作，往生了。

这时尼泊尔又几次发来恐吓信。噶厦于是派出噶伦多仁和宇妥等七位助手，前往聂拉木与尼泊尔方面，以及夏玛巴谈判。

在聂拉木，尼泊尔人以庆祝节日为由，使一些士兵混入人群，最后发生格斗，抓捕了噶伦多仁和宇妥，并送往尼泊尔境内。接下来，廓尔克大军开向协噶尔。

班禅喇嘛跑到拉萨避难。一个月后，廓尔克占领了日喀则，抢劫了那里的富户和札什伦布寺的财产。图伯特军也不是没有抵抗，但节节败退。于是，噶厦政府决定从喀木和卫藏召募军队，向日喀则挺进。然而，安班保泰劝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到昌都躲避。看到安班的胆怯，拉萨的官员也认为守不住了，纷纷收拾细软准备逃难，平民百姓也个个惊谎失措。

这时，达赖喇嘛在大昭寺楼上对市民讲话，说他决不离开拉萨，廓尔克人也会打到拉萨。民心这才得以稳定。这时，三大寺堪布和重要的退休政治家，在布达拉宫召开了会议，申斥噶厦的卑怯行为，并批评那些为逃难而收拾细软的官员：“国家的命运就是你们的命运！难道你们为了自己的那点财产，就放弃了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财富？你们占有广大的庄园，在紧急关头不为国家出力，还打算什么时候出力？”

三大寺堪布决心守卫达赖喇嘛，守卫布达拉宫和大昭寺财富。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听满洲人和汉人的。几年前，他们的行动已证明了他们是不能保护图伯特利益的。

堪布们的明朗态度，提高了军队指挥官的士气。图伯特军队开始进攻日喀则的廓尔克人，经常切断他们的供应线。这时，在尼泊尔兵中发生了瘟疫，再加上图伯特军的袭击，迫使他们退到协格尔和宗喀，但他们带走了在日喀则和扎什伦布寺抢到的财物。到了1792年4月，图伯特人已把廓尔克赶到了聂拉木和吉隆。


满洲盟军抵达图伯特，藏满合壁作战

这时，一万三千名满洲军抵达图伯特，为首的将军名叫福康安，他是乾隆皇帝的亲戚，同时也是两广总督；再加上西藏军队一万人（七千来自甲绒地方，三千来自卫藏），由霍康带领，给锡金国王丹津那介发出了一封满藏联合书信，告诉他，满藏联合大军，正前往讨伐尼泊尔。现通过帕里的地方官送去火药，要他从锡金一侧向尼泊尔进攻，他们应允锡金所获得的任何土地都可以永远占有。锡金军队也的确占了一些土地，还派代表去协噶尔要求更多的火药和铅丸。

七月，在吉隆和聂拉木发生战斗，西藏军在第一次反攻中击败了廓尔克人。当失败的消息传到尼泊尔，又听到无数藏军和满洲军正在开来，他们马上就改善了对噶伦多仁和宇妥等西藏战俘的待遇。噶伦多仁在他的《噶锡世家》中写道：

一天，那位从前在拉萨住过，精通藏文的尼泊尔人玛钦达拉突然牵来一头装饰华丽的大象，说道：“王叔特派我前来迎请多仁噶伦去阳布王宫。”

我和随从久美策旦俩人骑在那头大象的背上，同玛钦达拉一起，还有象倌，上路了。据说国王已经逃到了毗邻印度的一个村庄，不过，王叔和国师婆罗门长者帕拉、新上任的几位主要大臣都在。我被带到他们面前。同过去在帕摩芡曲相见时大不一样，王叔的架子小了，我也有藏式高坐垫和高桌几。我坐在垫上，满心疑虑，心想，过去来时是步行，坐的是薄垫，现在，上路骑大象，坐的是藏式高坐垫，前面有高桌几，而且这王叔小心慎重，此等是何用意？

拿下吉隆和聂拉木之后，图伯特军和满洲军，在噶伦霍康和福康安的联合指挥下进入尼泊尔境内。廓尔克人在第一次失败后，失去信心，迅速撤退，对前进的大军只作象征性抵抗，他们同时到印度请求英国人（Rona Bahadur Shah)的帮助，但英国人借口出猎，逃走了。夏玛巴服毒自杀。

双方订立条约如下：

1、廓尔克同意每五年派使臣到北京去向皇帝致敬。

2、派一个代表团划定西藏尼边界。

3、双方愿意忘记过去的恶感，从此互不侵犯。

4、廓尔克人同意交还夏玛巴的随从和所有战俘。

5、退还札什伦布寺的所有财物。

后来，夏玛巴的骨灰和他的一位随从的尸体（因为途中自杀）交给图伯特，夏玛巴的妻子和二十名随从获释。西藏的俘虏都获释。这时，有一百名以上的脚夫搬运从札什伦布寺抢去的财物。

后来，夏玛尔的庄园和他在羊八井的寺庙被噶厦政府没收，规定夏玛巴不许转世。


满洲获利和拉萨居民文告

孜本夏格巴. 旺秋德丹在《西藏政治史》中写道：“尼泊尔代表从中国回来时，带回了中国给他们的一个王的头衔和一付孔雀尾花翎。同样的荣誉，也给了王叔临时执政者。”

与此同时，乾隆皇帝的军队驻扎在日喀则和定日，作为前哨防止尼泊尔的入侵。并把安班提升到和四川总督一样的地位，一切以前向皇帝直接提出的申请，现在都必须经过安班。

对此，拉萨居民贴出文告，抗议满洲的夺榨和干预西藏事务，要求撤出皇家军队。包括福康安还在拉萨时，这种传单文告到处流传。传单说皇家军队是未经要求就来到西藏的，他们的出现，给西藏人民造成的损失百倍于廓尔克人的入侵。西藏人完全有能力独立把敌人赶走。为了安慰西藏人，两位安班被撤职送返中国。


夏札. 旺秋杰布与1856年《藏尼条约》

在尼王藏嘎巴都时代，他以图伯特方面向尼泊尔商人加收税额等为借口，背弃了互不侵犯诺言，又派廓尔克军进入聂拉木、吉隆、绒朗、宗嘎、绒辖、普兰等地，西藏方面派兵自卫，不过，没有打胜，后来，又派噶伦前往西藏东部的康地等征兵，派噶伦哲康为指挥，另有三大寺大批僧人支援。

这时尼泊尔提出谈判。图伯特方面，由夏札• 旺秋杰布一行前往加德满。1856年，藏尼双方签定条约共十款。第一款为：西藏是佛教圣地，今后若有其他国家攻击西藏时，廓尔克政府应尽力给予保护和援助。第二款为，西藏方面不准对廓尔克商人征收贸易税，过境税及其他各类之税……

自此，夏札• 旺秋杰布与尼王藏嘎巴都结下友谊。1862 年，当夏札• 旺秋杰布获得摄政王之职、成立新一届图伯特政府时， 特别要求了尼泊尔政府，而不是中国政府予以承认。


汉文中的错误信息

关于廓尔克入侵西藏的历史，汉文的信息五花八门，但都是错误的，以下是几个典型例子：

1、维基百科说，廓藏战争，尼泊尔方面称为“尼泊尔-中国战争”。这是错误的。第一，帮助西藏的不是中国，而是满清；第二，尼泊尔攻打的是西藏而不是中国，满清在当时是作为盟军前去助战的；第三，就算尼泊尔有这个说法，也是特殊人的特殊行为，把特殊现象当作普遍存在，这是误导。

2、维基百科还说：“清軍收復濟嚨，隨後攻入廓爾喀境內”，事实是，当时图伯特军有一万人（由霍康率领），清军有一万三千人（由福康安率领），两军合壁作战。但后来的汉文介绍包括“百度百科”等，都不提图伯特军的作战，改写了这段历史。

3、维基百斜还说：“皇帝……钦定夏玛巴不准转世”，这是错误的，事实是八世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制定法律，不允夏玛巴转世，后来也是十六世嘉华噶玛巴请求十四世达赖喇嘛，允许了夏玛巴的转世。

4、维基百科在解释1854年到1856年的“廓藏戰爭 ”时，称：“清廷令駐藏幫辦大臣滿慶調集內地官兵兩千人入藏增援，尼泊爾遂趁勢提出議和。”“咸豐六年（1856年）三月，中、尼雙方在尼泊爾的塔帕塔利（Thapathali）訂立和約......”

以上信息完全是错误的。当时，尼藏双方独立作战，根本没有中国的参与。其条约也是藏尼双方签定，共十款，可参阅范普拉赫先生所著《西藏的地位》一书。

另外，还有三部书，可供参阅：一是由当时藏尼战争的当事人多仁. 丹增班觉所著《噶锡世家》，详细描写了尼泊尔与图伯特的交战和签定条约过程；二是1856年《藏尼条约》的藏方签属人夏札. 旺秋杰布的后代，夏札.甘丹班觉的回忆录：谈到了先祖与尼王藏嘎巴都的谈判过程和后来藏尼关系的发展；三是孜本夏格巴先生的《西藏政治史》。我前面的叙述，就是基于夏格巴先生的史书完成的。

（此文选自我的长篇纪实作品《被消失的国家》第六章《加德满都》中的第四节“藏尼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