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伯特电影和电影院的故事
作者：嘉央诺布
译者：John Lee
发表时间：2010年2月22日
原文网址：http://www.jamyangnorbu.com/blog/2010/02/22/the-happy-light-bioscope-theatre-other-stories-part-2/
我无法在本文中涵盖所有我喜欢的图伯特电影。这一方面是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们身处流亡之境而无法得到很多在图伯特境内拍摄的电影。而由于信息和传播等方面因素的制肘，即便是流亡的图伯特电影制作人的作品也并非总能得到。我很可能还遗漏了读者们一些富有价值的电影评论。很抱歉没有如约在“新年初三”（ tsepa sum）发表此文。我前往纽约过新年，却把苹果笔记本的充电器忘在家里了。
图伯特电影人
从最初接触现代世界开始，博巴（Tibetan）似乎对摄影这样的现代发明就没有显得多么大惊小怪——尽管外人认为西藏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forbidden land）。据我们所知，在1881年到1882年期间，就有一位博巴在使用照相机并且编辑了一本摄影手册。当然，电影摄影机进入图伯特要稍晚些。我们知道，擦绒（Tsarong）在1920年就拥有一台幻灯机并且在后来几年得到了一部电影摄影机。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说，他曾经看过一些擦绒的儿子Dundul Namgyal拍摄的影片，并且对这些影片的专业水准留下深刻印象。而擦绒自己在1936年曾经拍摄过在拉萨城外举行的英国人和博巴之间的足球比赛。
哈勒还说，年轻的14世达赖喇嘛非常热衷于电影摄影。我们知道，哈勒曾经被派去在罗布林卡（Norbulingka）为达赖喇嘛建造一个私人放映室。哈勒提到，他在安装调试幻灯机时有些笨手笨脚，在一旁看得有些不耐烦的尊者把他推到一边，还向他演示这个机器是如何工作的。哈勒写到，年仅14岁的达赖喇嘛曾经“……把一台幻灯机拆成各种零部件然后又重新组装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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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持摄影机的久美达仁 |
久美达仁（Jigme Taring）是另外一位拥有摄影机的图伯特官员，他同时也是一位狂热而干练的电影摄影师。他拍摄过拉萨的各种节日和日常街头生活。他拍摄的最广为人知和最重要的作品或许是有关14世达赖喇嘛尊者正式巡访色拉寺、哲蚌寺和甘丹寺的纪录片，以及尊者参加宗教考试，尤其是1948年通过格西学位时辩经的纪录片。
已故锡金王（Chogyal of Sikkim）巴丹•东珠南杰（Palden Thondup Namgyal）也拍摄了大量有关锡金和他在上世纪50年代访问图伯特的影片。达赖喇嘛在59年逃亡时的影片是由Tsonkha Janjup Jinpa拍摄的，他是一位从事抵抗运动的摄影师，他还拍摄了一些“四水六岗”在洛嘎（Lhoga，即现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在图伯特执行过几次空投行动，提供了一些照相机和摄影机，并指示（抵抗战士）尽可能尽量记录他们的作战行动。
第一部由博巴拍摄的故事片很可能是由已故贡唐慈成（Gungthang Tsultrim）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拍摄，他是位于德拉顿（Dehradun）地区克莱门特镇（Clement Town）的流亡博巴社区的理事，同时也是博巴定居点第13团组（tsokha chuksum）的首领。慈成在60年代初创建了安多舞蹈戏剧协会（Amdo Dance and Drama Society）并且创作和执导了一部有关藏王松赞干布生平的音乐剧。为了拍摄这部故事片，慈成从孟买租借了设备，聘请了专业的摄影师和其他技术人员。我听说，这部电影在克莱门特镇当地拍摄了一些镜头，但大多数镜头是在拉达克（Ladakh）拍摄的。受访者相当肯定地说，这部电影有一个明确的故事情节，再现了老图伯特，尤其是安多地区的生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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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上的世界杯》海报 |
由于慈成与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以及流亡政府在政治观点上存在分歧，这部图伯特电影制作史上的开创性作品在博巴社会中一直鲜为人知，而这部电影的胶片和拷贝在慈成于1977年遭谋杀之后也下落不明。我记得《印度画报周刊》（The Illustrated Weekly of India）曾经登载过一篇关于这部电影的评论文章，还配有电影剧照，但是我一直没能找到这期杂志。我最近了解到这部电影已经失而复得，我希望能尽早一睹为快。
由于缺少关于慈成拍摄的影片的确切资料，我们只能将钦哲诺布（Khyentse Norbu）在1999年拍摄的《高山上的世界杯》（Phorpa，英文片名为“The Cup”）看做是博巴拍摄制作的第一部标准长度的故事片。由杰出的喇嘛宗萨蒋杨钦哲仁波切（Dzongsar Jamyang Khyentse Rimpoche）制作的这部《高山上的世界杯》是第一部获得巨大成功的影片，这部电影荣获嘎纳电影节大奖并且在世界各地获得了各种奖项和赞誉。这部影片真实反映了流亡僧侣社会的生活侧面，尽管有些让人捧腹的“不敬”。仁波切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故事，一些小僧人对佛教的虔心投入受到了他们钟爱的足球和1998年世界杯的挑战，不过同时他也用出众的技巧和微妙的手法，让我们意识到图伯特的悲剧从来不曾远离我们的生活。作为不丹博巴（Bhutanese/Tibetan），仁波切以不丹为主题拍摄了他的第二部电影《旅行者与魔法师》（Travellers and Magicians），这部影片于2004年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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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马》海报
题头文字：在图伯特最危险的是真相 |
在1998年上映的《风马》（Lungta，英文名“Windhorse”）尽管是由美国人保罗•瓦格纳（Paul Wagner）执导，有大量博巴参与了电影的拍摄制作。土登次仁（Thupten Tsering）担任了编剧，并有很多其他年轻博巴加入拍摄，这是为数不多的直接表现在中国占领下的图伯特所遭受的政治压迫的影片之一。影片中有大量镜头是用一种“打游击”的方式在拉萨秘密拍摄的，这使得这部影片有一种纪实影片的冷峻风格。
图伯特表演艺术协会（Tibetan Institute of Performing Arts，TIPA）制作了一部由嘉央多杰（Jamyang Dorjee）执导的录像影片《忠诚》（Tsampai Shenkhok，英文名为“Loyalty”），影片于1999年上映。这部影片讲述了拉萨的年轻博巴如何对抗中国占领军。这个故事改编自印度电影《烈士》（Shaheed）。另一部从印度电影获取灵感的影片是白玛顿珠（Pema Dhondup）的《我们不是僧人》（We Are No Monks，2004年）。这部影片描写了年轻的流亡博巴所处的两难境地——他们试图在流亡世界建立自己正常的生活，但却感到他们的爱国主义总将他们推往另外的方向。宝莱坞演员古山•格罗维（Gulshan Grover）在片中扮演了一名与这些困惑而愤怒的年轻人打交道的当地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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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想拉萨》海报 |
或许在《高山上的世界杯》之后最具专业水准和艺术感的作品是来自夫妻组合丹增索朗（Tenzin Sonam）和瑞图萨琳（Ritu Sarin）制作的《梦想拉萨》（Dreaming Lhasa）。影片在2004年底上映，讲述了一位年轻的图伯特女人同时也是一位来自美国的电影制作人，在印度的图伯特流亡社区获得友情，偶尔也感受挫折和痛苦的故事。在达兰萨拉，她卷入了一位刚刚逃出图伯特的难民奇异的寻父行动，这位难民的父亲是一位失踪已久的抵抗战士。这部电影引领我们走遍了遍布印度的图伯特流亡世界的各个角落：摩洛甘济（McLeod Ganj）、斋普尔（Jaipur）、疆塔尔曼塔尔（Jantar Mantar）、沙德市场（Sadar Bazaar）、玛努卡迪拉（Majnukatilla），甚至包括位于高山上的Triund。通过充满戏剧性和引人入胜的探寻，最终不仅找到了失踪的父亲，也在某种程度上找发现了图伯特的真正含义。
丹增和瑞图还是成功的纪录片制作人。他们制作的纪录片中有五部是关于西藏的：《钦哲仁波切的转世》（The Reincarnation of Khentse Rimpoche，1991）、《德罗仁波切的磨练》（The Trials of Telo Rimpoche，1994）、《故乡的陌生人》（A Stranger in My Native Land，1998）以及《影子马戏团：CIA在图伯特》（The Shadow Circus: The CIA in Tibet，1998）。他们最近完成的影片《乌云背后的太阳》（Sun Behind the Clouds，2010）赢得了棕榈泉电影节（Palm Springs Film Festival）的“最佳影片奖”，这也使得北京方面非常恼火并撤下了两部参展影片。
居住在加德满都（Kathmandu）的次仁热达（Tsering Rhitar）拍摄的影片《神灵不再》（The Spirit Doesn’t Come Anymore，1997）赢得了一项重要的南亚地区纪录片奖。1999年，他还拍摄了一部故事片《Mukundo》，讲述了一个尼泊尔女巫师的故事。另外一位住在尼泊尔的图伯特电影制作人格桑才登（Kesang Tseten）也拍摄了多部纪录片，其中包括《We Homes Chaps》（2001）和《On the Road With the Red God》（2004）。
随着价格平易的数码摄影机的出现，图伯特流亡社区制作了相当数量的电影短片。其中包括《New York Mare Meyok Ray》、《Richard Gere is My Hero》、《Pun Anu Thanu》以及其他一些影片，故乡网（Phayul.com）经常出现这些影片的评论和广告。这些影片直观地反映了新一代图伯特电影人的活力与热情。当然，如果这些年轻的电影人在目前的以年轻流亡博巴为主的观众群之外还想吸引更多的注意力，那么他们还需要在学习研究上下更大的功夫，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扩展在电影制作方面的总体经验。
图伯特被占领后的电影制作
最早进入图伯特工作的两名共产党电影人似乎是捷克人——导演弗拉基米尔•西斯（Vladimir Sis）和摄像师约瑟夫•凡尼斯（Josef Vanis）。他们在1953年至1955年期间在图伯特从事电影拍摄。他们是中捷合作摄影队的领队，负责拍摄建造从打折多（即四川康定）至拉萨的“川藏军用公路”的彩色纪录片。其间，他们还拍摄了自己的专题纪录片《On the Road Through Tibet》，这部纪录片在1956年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和卡斯拉巴德电影节上获奖。西斯和凡尼斯似乎还参与了培训中国的纪录片摄制人员。
中国人在图伯特摄制的第一部重要的宣传影片是纪录片《平息西藏叛乱》（Zingtru Lhingchak，英文名“Peaceful Suppression of Rebellion”），这部纪录片拍摄于三月起义刚刚结束之后并在图伯特和中国各地放映。片中绝大多数作战和图伯特战士包括前图伯特军队总司令擦绒投降的镜头，都是后来摆拍的。中国士兵向甲波日（药王山）防御工事发动全面进攻的戏剧性场面则完全是“情景再现”式的补拍，这个场面几乎出现在后来每一部反映图伯特斗争的纪录片中。这部影片的最后是特意安排的“两万”拉萨市民示威游行，高呼“坚决支持彻底平息叛乱”，并以在布达拉宫前的盛大群众集会作为结尾，画面中充满了无数的红旗和巨大的横幅标语。
这部电影还展示了“刑具”、腿骨法号、头盖骨等等，这些在后来都成为了中国视觉宣传的必不可少的元素。在一个反映图伯特残暴封建制的场面中，“目击者”图登噶尊（Thupten Khetsun）（见《回忆在中国统治下的拉萨生活》“Memories of Life in Lhasa Under Chinese Rule”一书）揭露了布达拉宫里“充满蝎子的地牢”。这个场面彻头彻尾是伪造的，场面中出现的蝎子是由孩子们奉命为拍摄而抓来的。
80年代以前，在图伯特摄制的绝大多数电影都是此类宣传纪录片和新闻影片。只拍摄了很少的几部故事片。拉萨的次仁旺秋（Tsering Wangchuk）在接受采访时肯定地说，实际上在60和70年代在图伯特只拍摄了三部故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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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奴》剧照 |
《农奴》（Shingdren/ Serf）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在1963年拍摄，由李俊导演。这部电影（也叫做《强巴》）讲述了一个年轻农奴的故事，他是一个孤儿，父母都被凶狠的地主杀害了。强巴吃尽辛苦给地主的儿子当“人马”，由于饥饿难耐而偷吃了寺院里供养的糌粑团（torma /多玛）。他被面目凶狠的僧人们抓住并遭到无情的毒打。僧人们对他说，由于他偷吃了神圣的多玛必须被禁止说话。从那以后，这个农奴便不能再开口讲话并且受到他的封建领主更多的酷刑折磨。最后，“人民解放军”开进了图伯特。在一些战斗和镇压的场面过后，我们的农奴终于获得了解放。强巴终于发出了一声怒吼，并且说出了他的第一个词——“毛主席”！
这部电影在中国和图伯特各地放映，学校的孩子们也被要求观看。尤其对于中国观众而言，这部电影或许有效地传达了这样的讯息——旧图伯特是“人间地狱”。但是，把博巴描写得肮脏而野蛮，则触怒了很多博巴，尤其在拉萨。我听说，圣城的民众不用官方名称《农奴》称呼这部电影，而是把这部电影叫做《多玛贼》（Torma Kuma /The Torma Thief）。在博巴心目中，偷盗宗教物品（哪怕是像多玛这样微不足道的东西）的严重性要超过电影里的阶级斗争和革命。
《雪山泪》（Gangri Mikchu，最初的中文名字是《不准出生的孩子》）摄制于1964年，故事讲述的是一位农奴妇女被她的封建主禁止生孩子（是不是当今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但是她不顾禁令生下了孩子。孩子被从她身边带走并遭到杀害。孩子的皮被做成了寺院里法鼓的鼓面。每当寺院的法鼓敲响的时候，孩子的父亲（还是爷爷？）便痛苦地哭喊着“我的孩子”（ngae pugu）！
第三部电影也摄制于60年代，是关于康区发生的事情。受访者告诉我，这部电影里有很多动作和歌舞场面。[1]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一些演员和群众演员，博巴在这部电影的制作中一无作为。在1980年前后，还摄制了一部电影《Siri Metok》（Alpenrose），讲述的是一位流亡博巴回到安多，与他从未谋面的女儿团聚。
从80年代中期开始，“西藏自治区”和其他地区的电视台着眼于商业推广，与一些电影制片厂和剧团合作，出品了很多“藏区题材”的电视剧、电视连续剧、喜剧小品和纪录片。这些影视作品中虽然采用了图伯特演员和编剧，但都是由中国电影人担任导演和制片人。1989年，“西藏自治区剧团”与峨眉电影制片厂联合推出了一部高预算影片《布达拉宫秘史》（Potalae Sangtam/Budala Gong Mishi）。张一担任该片导演，影片讲述了五世达赖喇嘛和他的摄政第司•桑吉嘉措（Desi Sangye Gyatso）的故事，这位摄政据说曾经哄骗过中国皇帝。这部电影在中国被禁演，据传闻是由于片中展现了五世达赖喇嘛在1652年会见中国皇帝，并且没有行磕头礼。[2]
CCTV在2000年拍摄了电视连续剧《西藏风云》（Bhodjong dhus gyur/ Wind and Clouds over Tibet），描述了中国对图伯特的入侵和图伯特统治阶层的无谓抗争。片中包括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图伯特的行动和三月起义，当然，所有这些描述都是站在中国官方的政治立场上。尽管如此，片中仅有的真实依然反映了中国入侵前的图伯特拥有自己的政府、国旗和抵抗共产党入侵的军队（无论是如何无济于事），而这些对于图伯特境内的很多年轻博巴而言无异于醍醐灌顶。这部连续剧有部分内容遭到删节。
在这部作品之后还拍摄了另一部反映旧图伯特人民生活（主要是贵族！）的电视连续剧。我的一个朋友给我送了一套20集的《拉萨往事》（Lhasae ngonjung tamgyud/ The Tale of Lhasa’s Past）的光盘。这部电视连续剧由CCTV和“西藏电视台”联合录制。这部电视连续剧改编自图伯特作家央珍的小说《无性别的神》，并于2001年播出。另外一部由“西藏电视台”在2002年拍摄的连续剧是《朝着拉萨的方向》（Lhasar chogpa/ In the Direction of Lhasa）。
首部在西方发行的图伯特题材的中国电影是由田壮壮执导的《盗马贼》（The Horse Thief，1986）。这部影片是中国人眼中野蛮而神奇的图伯特传统和风俗习惯的臆想式的大拼盘，比如天葬、“跳神”（“羌姆”表演），还有一些毫无事实依据凭空捏造的所谓“风俗”，例如因盗窃马匹而将名义上的诺布从他的部落放逐，并由“人偶代为受过”。这可能是断章取义地演变自洛萨（图伯特新年）仪式上的“替罪羊国王”（logong gyalpo）表演。这部电影充分利用了图伯特壮丽多彩的自然景观，并在西方广受好评。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3]认为这是他最喜欢的90年代影片。
我的有些图伯特朋友那是不同意我对这部电影的看法，认为《盗马贼》相对以前的中国宣传影片而言是一个可喜的进步。确实，它不是《农奴》那样的电影，但是至少它是种族主义的。毫无疑问，它假定了博巴都是些野蛮人。或许像诺布这样的人算得上是高贵的野蛮人，但归根结底还是野蛮人。我的朋友认为我不应该被自己的个人情感所蒙蔽而看不到这部电影的艺术和技术价值。我不认为这部电影有什么价值可言，但即便有，我的感觉也是如同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4]那样的，他在自传中曾回忆起蜷缩在底特律的一家电影院里第一次看《飘》（Gone With the Wind）时的感受。
在《盗马贼》之后中国拍摄了不少图伯特题材的电影，其中包括那部有关1904年英国入侵的搞笑的烂片《红河谷》（Red River Valley）。我无意对中国人执导的图伯特题材影片做更深入的探讨，不过我倒是很想和读者们分享我所了解到的在图伯特境内的博巴电影人的一些情况，他们已经开始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我想说清楚的一点是，很多这些电影我都无缘观看，而只是通过听他人讲述或阅读新闻报道才略知一二，如果有读者能告诉我在哪里可以得到这些电影的DVD或CD，我将不胜感激。
在安多，MTV导演帕姆扎西（Phagmo Tashi）在1993年推出了作品《渴望》（Longing）。随后，曾经创作过一部图伯特电影简史的安多作家和学者江瀑（Jangbu，又名吉纳仓•多吉才郎/ Dorji Tsering Chenaktsang），在2006年制作了纪录片《阿尼拉仙木》（Ani Lhacham），记述了一位年轻的尼师找寻幸福真谛的故事。江瀑早先曾为中国电影人的图伯特题材电影写作剧本。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万玛才旦在2004年制作了纪录片《草原》（Tsathang / Grassland）。万玛才旦生于一个图伯特牧民之家，是家中三个兄弟姐妹中唯一完成学业的。一年之后的2005年，他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故事片《静静的玛尼石》（The Silent Mani Stone）。去年（2009），万玛才旦拍摄了另一部故事片《寻找智美更登》（The Search），这部影片获得了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5]，并被选中在将于瑞士洛迦诺（Locarno）举办的电影节上展映。《寻找智美更登》一片的开头是为改编自图伯特戏剧《智美更登王》[6]的电影挑选演员，智美更登（Drime Kunden）是一位虔心向佛的国王，他舍弃了所有的身外之物，包括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好莱坞报道》杂志评论说，这部电影“有机地呈现了一幅图伯特大众非同寻常的文化画卷和一次电影版的朝圣之旅，从而让人们了解博巴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传承。” 来自NPR（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丽萨•琳（Lisa Lim）报道说，“这部电影和它的导演微妙地走着钢丝，小心翼翼地处理各种有争议的政治问题。作为一部图伯特电影，这部影片要比其他中国电影面临更加严格的审查。审查这部影片的部门包括中国国家广电总局，以及宗教事务局和负责处理中国内部少数族裔关系的统战部。”NPR的有关报道可以通过下面这个网址链接看到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106089201，在这个网址还可以看到电影的片花。
锡金、拉达克和不丹的电影制作
锡金的电影制作有一个幸运的开端——开始于萨耶吉特·雷伊(Satyajit Ray)[7]为这个喜马拉雅王国摄制的一部纪录片。受锡金王的委托，电影《锡金》拍摄于1972年。在印度吞并锡金之后，这部影片被禁演。雷伊表达了对印度政府这个决定的失望，他说“这部电影拍摄的时候锡金很显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部电影现在可以被当做是一份关于过去的文献”。 锡金的第一部故事片《罗密欧在锡金》（1977？）是由锡金商人K •B •普拉丹（K. B Pradhan）出资制作，并由他的儿子夏玛（Shyam）导演同时在片中担任主角。这部影片的摄制人员全部从孟买聘请。但是该片在甘托克（Gangtok）的明星电影院（Star Cinema）盛大首映之后便没能走的更远。它的失败并非由于它的制作风格完全是孟买式的，而更多是由于影片的男主人翁（夏玛体型瘦小）不具备宝莱坞男主角必备的英雄主义的外形特质。
拉达克的第一部故事片《索朗多玛》（Sonam Dolma，1996）是流行歌手和演员彭措拉达吉（Phuntsok Ladakhi）的作品。这部电影用拉达克方言拍摄，影片内容涉及年轻的拉达克人由于旅游开发和捞外快而逐渐背离佛教文化等社会问题。这部电影由“全印电视台”（ Doordharshan）[8]出资并用35毫米胶片拍摄。
与钦哲诺布不同，大多数新近的不丹电影人似乎都很谨慎地从拍摄视频电影起步。这些作品中我最初看到的一些是来自廷布（Thimphu）的一个青年组织“Nazhon Phuntsok Drayang”，其中有一部是巴丹多吉（Palden Dorjee）导演的《父母》（Phama）。这位导演在1998年还用胶片拍摄了另一部故事片《男人的痛苦》（Mieyi Dugnyel /Man’s Suffering）。影片讲述了一个在“神龙之国”（ the Dragon Kingdom）[9]里发生的有关吸毒、酗酒、走私天珠、酒吧打斗、偷盗佛塔的故事。片中的两个主人公是辍学少年，最终受到了报应，得了麻风病。从那之后，不丹的电影产业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们在不丹的英文报纸《奎塞周报》（Kuensel）上可以看到才仁旺杰（Tshering Wangyal）、噶玛才仁（Karma Tshering）、宁玛玉则（Nima Yoezer）、噶藏久美（Kesang P Jigme）、索朗益西（Sonam Yeshey）、拉姆竹巴（Lhamo Drukpa）和其他电影人的名字。不丹甚至有了自己一年一度的电影颁奖庆典。我理解为何不丹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在图伯特流亡社区，至少是在达兰萨拉广受追捧，这些作品通常在当地的有线电视上播放。共同的佛教价值观、相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以及容易听懂的语言再加上宝莱坞式的歌舞和动作，这些元素的结合看来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流亡首都的电影教育
我在1980至1985年担任TIPA（图伯特表演艺术协会）导演期间，一直致力于通过推介世界电影作品帮助我的学生和演员们扩展他们的文化视野。当时还是前视频时代。和印度的大吉岭或穆索里（Mussoorie）那样的山区城市不同，那里的当地影院经常上映西方电影，而在达兰萨拉只有“喜马拉雅电影院”每年除了印度电影之外放映一次《雪兰多河》（Shenandoah）。TIPA有一部（流亡政府）教育部秘书热卡•洛桑丹增赠送的16mm放映机，我设法找到了孟买的一家电影资料馆，那里收集了大量16mm胶片的好莱坞早期经典影片而且以合理的收费出租。之后不久，TIPA的学生们终于看以看到《金刚》（经典的老版本）、《巴格达窃贼》（the Thief of Baghdad）、《曾达的囚徒》（Prisoner of Zenda）、《飞侠哥顿》（Flash Gordon）、《罗宾汉》、《铁血船长》（Captain Blood）、《贝克•罗杰斯》（Buck Rogers）、《劫后英雄传》（Ivanhoe）、《人猿泰山》（Tarzan）、《幻影侠》（The Phantom）、《碧血烟花》（Destry Rides Again）、《辛巴达七海传奇》（The Seven Voyages of Sinbad）、《杰逊王子战群妖》（Jason and the Argonauts）、《巨猩乔扬》（Mighty Joe Young，这部影片中有伟大的雷伊•哈利豪森制作的定格动画）等等以及其他一大批在我的童年留下深刻记忆的经典老片。不久，“图伯特儿童村”（ Tibetan Children’s Village）的校长请我挑选一些电影为孩子们放映。
TIPA的秘书茨仁米玛（Tsering Migmar）和放映员噶玛坚赞（Karma Gyaltsen）为摩洛甘吉的公众在学校操场上露天放映了这些影片。这些露天电影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后来还放映了日本东宝电影公司（Toho）的经典影片《哥斯拉》（Godzilla），当那头怪物喘着粗气跺着脚将东京摧毁殆尽的时候，一位老博巴听到有人带着渴望的口气说：“现在我们应该把这样的怪物送到北京去。”
我们还放映了两部分别对后来的吸血鬼电影和德国表现主义电影产生重大影响的影片《诺斯菲拉图》（Nosferatu，1922）和《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The Cabinet of Dr. Caligari，1920）（这两部电影的拷贝都是由驻德里的西德使馆提供的）和由贝拉•卢戈西（Bela Lugosi）主演的早期的《德拉库拉》（Dracula，1931）。博巴把“Dracula”一词发音为“dre-ku-la”，其中“dre”这个音在图伯特语中通常的意思是指幽灵、恶魔和怪物。德拉库拉的助手Renfeld（我想他应该是这个名字）在博盖（藏语）中被巧妙地翻译成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词“dre-yok”，意思是“恶魔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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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泽明回顾展海报 |
在达兰萨拉，一个更有组织也更为广泛的电影教育活动是由阿尼玛卿协会（Amnye Machen Institute，AMI）举办的。最初是组织了“世界电影欣赏之夜”（ World Cinema Appreciation Evenings），放映并组织讨论一些经典的民族解放主题电影，诸如《阿尔及尔之战》（The Battle of Algiers）和由获奖匈牙利电影人桑德尔•萨拉（Sandor Sara）拍摄的《起诉》（The Prosecution），他本人也参加了在达兰萨拉的放映活动。在伟大的导演黑泽明（Kurosawa）去世后还举办了他的电影回顾展。丹增索朗和瑞图萨林拍摄的纪录片《影子马戏团：中央情报局在图伯特》的首映式也在这里举办。AMI还为首次亮相的图伯特导演和电影人主办过一次纪录片和视频短片专场展映。
1997年，与瑞士艺术委员会（Arts Council of Switzerland）、苏黎世院线（Cinema Xenix of Zurich）、图伯特表演艺术协会（TIPA）以及瑞士驻印度使馆合作，AMI在达兰萨拉主办了瑞士电影节。2000年，与日本驻印度使馆合作，主办了类似的日本电影节。萨耶吉特·雷伊电影回顾展和科幻电影节也正在筹划准备中。
很遗憾的是流亡政府从来没有真正把电影看做促进斗争或是教育鼓舞图伯特民众的有效手段。电影和视频录像主要是用来记录尊者教导、高僧传法和高官活动。这本身当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未免太局限了一些。我早先在《电影的1959》（Cinema ’59）一文中曾经提到，俄罗斯革命把电影作为传达政治讯息和激励农村大众的手段，这种方法对于图伯特的自由运动肯定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我的一个朋友为此目的（或许可以称之为“电影的1959”）开设了一个讨论网站，我们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探讨这样的可能性，甚至是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对于我们未来的目标，当智项欠（Dhondup Wangchen）的《不再恐惧》（Leaving Fear Behind），即便不是行路指南，也至少是一种可以让我们得到鼓舞的行动主义电影制作。
电影与佛法
在给这篇文章喊“停”和按下“打印”键之前，再附带说几句“形而上”的话或许能让文章更圆满。电影的力量本质上来自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用放映机投射出一连串图像——一种幻象。这一事实让电影成为一种生动的比喻，可以用来表达类似“轮回”（samsara）和“虚妄”（maya）这样的佛教概念。在十一世纪的Neyshapur还没有电影，奥马尔加亚姆（Omar Khayam）用孩子们手中的“走马灯”告诉我们下面的这首四行诗：
我们无非是一行行移动的幻影
来来去去，在漆黑的午夜
围绕着表演大师手中
被太阳点亮的灯笼
我想我还没有从当代的高僧大德的讲经布道中听到与此相像的表述，因此我给读者们留下一首以前读过的韵律诗，这首诗据说是更登群培作于郎子厦（Nangtseshar）监狱。原作据称已经佚失。听说目前的版本是由一位与他熟识的喇嘛根据记忆整理而成。
在影院的沉沉黑暗中
我们的心智
如炽白的光，投射于银屏
自性本空。
光影变换，具形具象
一切皆为梦幻。
演艺明星，如妃如后
她的种种魅惑
她的眼泪与欢笑
她的美貌与丑陋
她的爱恋与憎恨
无非缘起缘灭。
【说明】
除文字资料外，本文绝大多数资料来自笔者（数年来）与众多受访者的交谈，其中包括已故诺囊•噶丹啦（Nornang Ganden la）、林仓•图登茨仁啦（Lingtsang Thupten Tsering la）、已故喜德林•阿旺达克巴啦（Chitiling Ngawang Dhakpa la）、已故坚•鲁擦啦（Gyen Lutsa la）、坚•诺布茨仁啦（Gyen Norbu Tsering la）、扎西茨仁啦（Tashi Tsering la）、茨仁旺秋啦（Tsering Wangchuk la）、嘉央多杰啦（Jamyang Dorjee la）、我的叔叔TC Tethong、我已故叔公巴丹坚赞（Tesur Palden Gyaltsen）、我已故的母亲以及其他很多亲朋好友。我还一定要感谢索南达杰啦（Sonam Dhargyal la）给我从西藏寄来很多影片的CD，感谢Isrun Engelhardt提供有关在德吉林卡放映电影的文献记录，还要感谢阿尼玛卿协会的平面艺术家扎西嘉措（Tashi Gyamtso）提供的电影海报和广告画，其中有不少事他本人设计的。
【译注】
[1] 很可能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于1960年的《五彩路》，故事背景是修造“川藏公路”。
[2] 这部电影由峨眉电影制片厂和西藏电影译制厂联合拍摄，关于被禁演的原因还有一种说法是影片涉及到历史上的藏蒙关系问题，或说是对于主人公第司．桑结嘉措的评价问题。
[3]马丁·斯科西斯(Martin Scorsese) ，美国的现实主义电影导演，他是一个真正多产的导演。1942年11月17日出生，美国新好莱坞一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往往是关于这些主题：意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天主教意义上的罪恶与救赎、美国社会的暴力问题等等，他被公认为美国战后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导演之一，奥斯卡最佳导演奖、金球奖最佳导演奖、戛纳金棕榈奖及柏林金熊奖得主，世界电影大师。
[4]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于1925年出生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东部的奥马哈市，少年时期是个不学无术的街头混混，贩毒、吸毒、滥交、抢劫、杀人几乎无恶不作。终于自食恶果，被抓入监狱。入狱后，他居然从看字典开始，学习了世界历史，哲学，政治，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并参加了黑色穆斯林组织。出狱后，他投身黑人运动，成为声望仅次于马丁·路德·金的黑人运动领袖。他在1964年4月3日发表的著名演讲《选票还是子弹》中有这样一句名言：“是选票还是子弹。是自由还是死亡。如果你还没有准备付出代价，那么就请不要说什么自由。”1965年2月21日，在曼哈顿奥特朋舞厅的一个报告会上，“伊斯兰民族”组织派出的三名歹徒连开15枪残忍地杀害了马尔科姆。
[5] 万玛才旦导演的这部《寻找智美更登》完成于2007年，2009年6月在上海电影节获评委会大奖。
[6]著名的传统藏戏《智美更登》，取自佛经故事，是藏戏中比较古老的剧目。故事来源于藏译经藏《方等部太子须大（上奴下手）经》，是根据释迦牟尼为其弟子讲的一个故事改写而成的剧本。按剧中一些人物和事件来推算，剧作应产生于１３世纪以后，但作者不详。据民间部分艺人相传，是１５世纪下半叶由汤东杰布晚年在家乡迎·日吾齐寺创建蓝面具的迎巴戏班时首先编演的剧目。
[7]萨耶吉特·雷伊(Satyajit Ray)1921年5月2日生于加尔各答，是印度著名导演。曾在物理学、经济学、绘画领域有所建树，他改编拍摄的《大地之歌》让他一举成名。又执导了《大河之歌》、《大树之歌》，合称“阿普（培）三部曲”。他使印度电影的写实主义传统更上一层楼，也使得印度电影从此摆脱了只有歌舞片为世人所知的状况，让印度情节故事片也开始在世界获得瞩目。1963年9月，美国时代周刊将他列为世界十一位最杰出的导演之一。1992年，美国电影学院将奥斯卡终生成就奖颁发给这位老导演。但雷伊却在一个月后的4月23日与世长辞。
[8]全印电视台（DoorDarshan，简写为DDI），是印度的国家电视台，也是印度最大的电视台。隶属于印度政府新闻广播部下属的印度广播公司（Prasar Bharati）。全印电视台成立于1959年9月15日，并于1965年正式开播。全印电视台开始阶段，为全印广播电台的一个分支机构。1996年，全印电视台脱离全印广播电台，并开始播出电视广告。全印电视台总部设在新德里，在孟买、加尔各答等地设有分支机构。
[9] “神龙之国”是不丹王国的别称。“不丹”在梵语中意为“博（即西藏）的边陲”， 该国的国名当地语言叫“竺域”（或作“朱玉”Druk Yul，藏文：vBrug-yul，），意为“龙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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