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28日星期一

唯色:当局限办“边防证”以禁止藏人朝圣神山

唯色拍于2002年7月3日第一次朝圣冈仁波齐。

西藏(图伯特)有朝圣神山圣湖的传统。其中,位于今西藏自治区西部阿里地区的冈仁波齐(即冈仁波钦)为所有神山之首,属藏传佛教、印度教、本教和耆那教的圣地。故朝圣冈仁波齐并环绕神山为上千年的传统。尤其每逢马年(佛教徒认为佛陀释迦牟尼与神山冈仁波齐有着同为马的属相,马年为神山冈仁波齐的本位年),更是必去朝圣不可。

今年(2014年)是藏历木马年;值此马年之际,不计其数的宗教信众渴望依循传统,朝圣神圣的冈仁波齐。但是,去往包括冈仁波齐在内的诸多藏地需要办理边境通行证(简称边防证)。而作为藏人,从来办理边防证都非常困难,这些年更是一年比一年难。早有传言说当局禁止藏人今年转冈仁波齐。近日,有明确消息指,西藏当局停止给户籍为西藏本地的人办理边防证。在新浪微博上,从事西藏旅游的网友提示:“基本上等同于在拉萨无法办理前往阿里地区的边防证”,这也就是说,基本上等同于在拉萨的藏人无法办到去阿里的边防证也就无法去转神山冈仁波齐了。

有消息说:“目前西藏本地已经停止给司机办理去阿里的边防证,现有证件截至4月30日为止。”“到五月底之前边防总队最多允许发放不超过1000张边防证,但五月之后目前没有任何消息。”

从事西藏旅游的网友在微博上告诉想在今年去阿里的游客:“把身份证寄回户籍所在地办吧,要是户籍是西藏的就没办法了”,“今年管控比较严,提前内地办好吧”。有汉地游客庆幸地说:“这里到处办不了,还好我在广州办了”。也有游客感叹:“现在在西藏办边防证,比申请申根难。”

显然,有关限制办理前往阿里地区的边防证的规定,是冲着今年马年依照传统朝圣冈仁波齐的藏人来的,目的是为了限制藏人朝圣自己的神山。有网友说:“此举无非就是限制前往朝拜神山的同时,实际阻止前往7月3日达赖喇嘛在拉达克举行的‘时轮金刚大灌顶’法会”。

我在微博上留言:“太伤心了。12年前,我在朝圣冈仁波齐,转了一圈神山时许愿:下一个12年来临时一定要转第二圈。看来我的心愿实现不了了,真的很伤心。。”

以下图片转自新浪微博。

 




转自唯色博客: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4/blog-post_27.html

2014年4月25日星期五

维基让赞:请海外藏胞注意


今年回来探亲的同胞在申请签证时只填写探亲的理由,不要填写去转山的理由,因为国外中国使馆没有开具边发证的权力,这只能成为你被拒签的理由。西藏已停止对当地藏人办理边防证,藏胞必须经过藏胞办往上申请,是否拿到目前是未知数。——维基让赞

转自:http://zhu-ruiblog.blogspot.ca/2009/03/2009310.html

2014年4月23日星期三

刘劭夫 :关于盛雪与中共记者李学江微妙关系的备忘录


1,李学江其人

李学江先生的中共官方身份是《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驻加拿大首席记者。之前,我在跟盛雪的邮件往来和其他谈话中,我把李学江说成是新华社记者。盛雪曾几次很认真的纠正过我。现在我正式更正。不过,我不明白,盛雪为什么那么郑重其事的纠正我对李学江身份的误记;我也不明白,在政治含义上,新华社记者和中共最重要的喉舌的记者有什么区别?


图:被加拿大皇家骑警拖出会场的中共“记者”李学江。 李学江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服役,后为《人民日报》驻澳大利亚首席记者,因向中国当局透露了美、澳欲联合日本遏制中国的动向等有功,被提拔为《人民日报》国际评论组组长、《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并前往美国,为美国分社社长兼首席记者;2010年8月,李学江为《人民日报》驻加拿大分社社长兼首席记者。

中共派驻国外的官方记者(在中国只有官方记者),都是在做着情报工作,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常识。中共活跃在世界各国的记者,他们分别隶属于不同的情报系统,可能是军方的,或者是中共党务系统的,或者是属于国务院的。谁是他们的老板,只有他们最清楚。但是,他们只有一个最大的老板,那就是中共,他们只为中共服务。

前几年(具体是哪一年,记不得了,大约是05年左右),盛雪告诉我,她认识了中共的官方记者。可能她说是《人民日报》的记者,不知为什么我会记成是新华社记者。她的话大约的意思是,是对方主动找上她的,他们一起吃过饭。我感到意外。盛认为,交个朋友也无妨,也可以趁机了解这些人的真实思想,他们在西方长期工作,对西方的社会和民主制度会有自己的认识的,通过交往,我们也可以影响他们。她既然这么说,我觉得言之成理,也颔首称是。


图:那是2013年8月。李学江和其他10位记者随同加拿大总理哈珀北极之行时,因哈珀的工作人员拒绝李学江提问,李欲夺麦克风,结果,与总理发言人云斯(Julie Vaux)发生肢体冲突,被负责保安的加拿大皇家骑警,拖出会场。

这里有一点不确定,盛雪当时跟我说的中共记者,跟李学江是不是同一个人。因为我估计,假如是同一个人,那么李学江在加拿大的任期就是从2005年(?)至2013年,将近九年。中共派驻海外的记者一般任期多久呢?在此就教于了解有关制度的朋友。假如不是同一个人,那么,盛雪就跟中共两任记者保持长期关系了。盛雪什么时候开始跟中共派驻海外的记者建立关系的呢?

大约在08年某日,盛雪对我说,那位中共记者来多伦多了,准备请她吃饭,她想叫上我,问我愿不愿意出席。有人请吃饭,自然乐意。再说我心底里也想见识一下这位中共的记者是何等人物。饭局定在离盛雪家不远的安大略湖畔的一家酒店,我记得吃的是西餐。盛雪带上我和顾明,对方是李先生伉俪。(我一直没有记住他的姓氏,我跟别人说起他,就说那位新华社记者。直到2013年8月采访风波见诸于媒体后,我才记住了他的大名——李学江!)那天具体聊了些什么,我记不得了。依稀记得是我们对国内的形势谈了一些看法。席间气氛还算轻松随意,彼此没有争论。盛雪和顾明看起来跟李学江很熟悉了,只有我还稍觉拘谨。盛雪为什么让我出席她跟李学江的餐聚?我一直不明白。

李学江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中共记者。他在美国和加拿大先后任职,身处西方社会,并没有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我们可以从李学江先生关于达赖喇嘛等的新闻报道以及他在2013年对哈珀总理采访的风波来看,这位记者坚决的捍卫了中共的核心价值。

2, 2013年6月27日的事实

去年,王炳章的亲属发起了在北美、澳洲和欧洲许多城市营救王炳章的请愿活动,多伦多的民阵也积极参与了这次全球营救活动。营救王炳章,我一直认为是中国民主运动应该恪守的政治伦理,所以欣然参加。王炳章的妹妹王玉华计划从2013年6月27日,也就是王炳章被绑架11周年的日子起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中国大使馆前,举行为期一个月的请愿抗议活动。

6月26日下午一时许,盛雪开着租来的小面包车(VAN)前来接上我一起驱车渥太华。同车前去的有盛雪、高升、李菲菲、叶辉、赖建平和我。李菲菲和叶辉是恋人关系。这里要着重介绍一下赖建平。赖建平自己介绍是原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移民加拿大不久。我跟赖建平第一次见面。原以为他跟盛雪是认识很久的老朋友,后来在路上交谈之后,才知道,这位赖先生跟盛雪也是第一次见面,他们是三天前在电话上说过话,盛雪就拉上他参加这一次活动了!在路上,这位赖先生对于我以前的经历很感兴趣,不断的询问我一些很私人的问题,后来我感到有些烦了,就有意冷淡了他。正式的请愿在第二天举行,当晚我们准备下榻渥太华。王玉华为我们多伦多等朋友预定了两间客房,并已付了房款。我们抵达渥太华,正是傍晚时分,当地的侯文卓女士很热情的邀请我们先去她家,晚餐后再去酒店休息。我们一行人在侯文卓家里用餐,见到了从蒙特利尔来的万毅忠,还有当地的一些人权活动的朋友,后来,杨建利也从华盛顿赶来了。当我们来到酒店的时候,时间大约晚上11点钟。王玉华为我们预定的客房,一个是有两个房间的套房,一个是标准间。当时分配,女士们在标准间就寝,男士们则留在套房。这时候发现王玉华并未与我们一同前来酒店,有人就说,她不来了,就睡在侯文卓家里。我说,侯文卓家里比较逼仄,还是让王玉华来这里休息吧,这些天她很累了。盛雪说,她不会来的。我说,那就说,我们要跟她商量明天的活动,她就会来的。于是我给王玉华打电话,请侯文卓的男朋友送王玉华来。我们几个男人在套房里聊天,赖建平还是一个劲儿的询问杨建利,涉及杨建利从事政治活动的许多细节。我也不好打断,觉得无聊就先到房间睡下了,这时候大约是深夜一点左右。

第二天上午,我们一行人先到国会大厦前举行请愿。下午,我们到达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根据警方的安排,我们只能在大使馆对面的路边举行抗议活动。参与活动的人一字排开席地而坐,大约有十来个人。现场有《大纪元》的朋友进行录像,王玉华、杨建利和盛雪等人接受了《大纪元》和《希望之声》的采访。大约在五点多的时候,杨建利赶去机场,搭乘回华盛顿的飞机,万毅忠也离开,赶回蒙特利尔的班车。

此时大约六时许,天空依然晴朗,加拿大的夏天黑得比较晚。这时候,李学江(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从我的左侧走来,举起相机,向着请愿的人照相。在场的人都不觉得有什么异样。我看见李学江,失声说道,“他是新华社记者,怎么给我们拍照”?李学江继续拍照,从不同的角度、远近频频按着快门。我下意识地站起来,向着盛雪叫唤,“盛雪,那个新华社记者给我们拍照了。”盛雪不吭声。我以为她没听见,就走到她跟前。我们这一列人,我坐在最左边第二个,第一个是赖建平,盛雪坐在最右边。我对盛雪说,“你看,新华社那个记者在给我们拍照。”盛雪没站起来,低着头,急速摇头低吼道,“你别管,你别管!”她这个态度,大出我的意外。她的态度如此粗暴,但又不敢面对,似乎隐瞒着什么,我既生气又纳闷,悻悻然回去坐下。这时候李学江继续在摄影,他一会走到马路对面,一会儿又在马路的隔离带,一会儿又离我们一米多,我们这一排人没有谁能避开李学江的相机,我们每个人都毫无遗漏的被他照了去,可能还有脸部特写。赖建平问我,“你认识他?他是新华社记者?”我没好气的说,“怎么啦?”赖建平说,“这个人昨天晚上在酒店的角落跟盛雪密谈了很久”。我大吃一惊,问他,“你没看错?”他很肯定地说,“没错,就是他!”昨天晚上我躺下的时候已经一点左右了,那时赖建平还在跟杨建利絮叨着,他们聊到什么时候,我已经睡着。那么,赖建平结束跟杨建立的谈话,到楼下闲逛撞见盛雪跟李学江的密会,起码也是深夜两点以后的时候了。这样一想,心里的疑虑更重了。李学江对着我们照相大约十五至二十分钟之后,也不跟任何人招呼,没有进入大使馆,而是径自朝着我的左面离开,消失在远端。

此时天色将晚,我们准备返回多伦多,这时,杨建利意外的打车回来了,原来飞往华盛顿的航班因故取消,他只能跟我们回多伦多,由多伦多改道回华盛顿。

车子上了401高速之后,就由我来驾驶。同车只有我跟盛雪有加拿大的驾驶证。一路上我为李学江的事情闷闷不乐,盛雪的表现太反常了,我觉得她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们都被她耍了。

回到多伦多至今,这位赖建平先生再也没有出现过。

3,我的疑虑

这次渥太华之行发生的李学江的事情,是我与盛雪多年的政治合作关系的转捩点。以前曾有人告诫我,怀疑盛雪的真实身份,我都不以为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活跃在多伦多的民运人士在我家里,谈到了盛雪的一些问题,认为她来历可疑的,需要提高警惕。本世纪初,大约在2003年,有一位朋友很正式的劝说我,不要跟盛雪走得太近,说她不仅人品有问题,政治上也十分可疑。该朋友说,“有人怀疑她是特务,一些香港人都不信任她。你知道她丈夫的家庭情况吗?她的丈夫的父母都是五十年代的老公安,弟妹以及弟媳妹夫也都是警察。你说这样的人靠得住吗?她为什么参加民运?”

我觉得,盛雪可能有一些个人的问题,而从事民运,追求中国民主应该不会有诈。但是渥太华之行发生李学江事件之后,我开始对盛雪政治上产生怀疑。回到多伦多,我把这件事情以及自己的疑虑、不满,告诉了朋友,他们也都与我有同感。

不久,我就为此事责问盛雪:为什么这次活动拉上赖建平?你跟他只认识三天,也只是在电话里说过话,就让他参加这样的活动,你对他了解多少?面对我的质疑,盛雪是这样辩解的,她说,这次活动是公开的,没有什么秘密,我希望参加的人越多越好。我说,这是一次政治活动,你不能放到篮子里都是菜,把一个很陌生的人带进来,许多人都不清楚他的背景,甚至跟我们同居一室,我们说话无法避忌,你这是对大家的不尊重。再说,赖建平跟我们大家不聊对民主的认识,对国内局势的看法这一类话题,而是对杨建利和我的个人背景饶有兴趣,一个劲儿的打探我们个人的隐私,你不觉得有点叫人不舒服吗?我继续责问,李学江给我们大家拍照,你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你为什么不让我管?她说,我们的活动是公开的,我们欢迎媒体前来采访。现场也有传媒在录影。我说,现场录影的是《大纪元》的记者,《大纪元》的记者能跟新华社记者相提并论吗?我相信在场没有一个人愿意让新华社的记者给自己拍照,而自己的照片很可能上了中共安全部门的卷宗。你这是欺骗大伙儿!盛雪继续辩解:我请李学江帮助王玉华,写一个内参送上去。我不说,我是为了保护李学江,因为李学江的领导如果知道他在帮助王玉华,对李学江很不利。我说,你这个说法站不住脚,李学江把内参送上去,摆明了他采访了王玉华,他不采访怎么写?李学江如何瞒住他的上级?李学江是干什么的不用我说了吧?李学江写内参也不用给我们全体抗议的人这么照相啊!盛雪对于为什么不告诉我,给出的理由是没有机会说。我说,在回多伦多的路上,你有一百个机会告诉我,但是你却没说。

李学江的事件,我梳理之后,大约是这样才合乎逻辑:盛雪到了渥太华之后,跟李学江秘密接上了头。他们在酒店暗处密谈,决定由李学江采访王玉华,从王玉华嘴里全面了解此次请愿活动的计划以及参与人员。对王玉华说的理由是为了帮助她,向最高层峰反映情况。王玉华不疑有他,自然欣然接受,还对盛雪感激不尽。盛雪和李学江背着其他人完成对王玉华的采访之后,盛雪以为此事干得人不知鬼不觉,不料在跟李学江密谈时候却被赖建平撞见。但是,仅仅是被赖建平撞破,此事还不至于败露,因为赖建平不认识李学江,不知道他的身份。可是李学江做了一件令盛雪措手不及的事情,那就是他的不期而至,他没跟盛雪招呼就直接来到了请愿抗议的现场,大大咧咧的对抗议者进行拍照。李学江万万没想到,在场的人之中,除了盛雪,还有另一个人了解他的身份,这个人就是我!

于是就引发了一系列的风波,至今还没静止。这就能解释盛雪当时那么惊慌失措,支吾其词,装着不认识李学江;就能解释盛雪对我把这件事说出去那么震怒,那么仇恨我,反咬一口,必欲置我死地而后快。

4,简短的感言

今天,我把这件事情的原委、详细经过,加上我个人的分析,告诉所有的人。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我也相信,只要尊重事实,得到合乎客观、公正的结论不是很难的事情。

像盛雪这样一个自称为“中国民主运动最重要领导人”(见《维基百科》)、标榜自己致力于中国崇高的民主事业的人,当组织的同仁质疑她的时候,她只有一个责任,那就是向所有质疑她的人,向自己的组织,向公众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而不是去打击陷害这些质疑她的人。

在去年,当陈毅然女士向民阵总部举报盛雪的时候,盛雪操纵多伦多的民阵,成立所谓的“调查组”,“调查”陈毅然“污蔑攻击民运领袖“的问题。我当时表示竭力反对。我说,陈毅然向民阵总部举报盛雪,民阵总部就应该对盛雪进行相关的调查,或者授权责成加拿大的民阵分部对陈毅然所举报的事情进行调查核实。多伦多成立盛记调查组调查陈毅然是非法的,这就跟共产党的延安整风一样,跟文革的“专案组”一样,是政治迫害。在加拿大,每个公民都可以举报甚至是总理那么高级别的政府官员,而总理绝对无权组织调查组对举报人进行调查。调查只能是相关职能部门,只能是调查举报的事实与否。最后这个“调查组”不了了之。

针对民运中“抓特务”的问题,我跟盛雪在几年前曾有过一次讨论。盛雪认为,“抓特务”的现象,说明了某些民运大佬没有自信。我则认为,在目前民运组织不具备审查甄别能力的情况下,随意的在自己的组织内怀疑谁谁谁是特务,是自我瓦解,自我涣散,是民运组织内斗不息的根源。从去年以来,盛雪把多伦多好几位共事多年的、批评和质疑她的,甚至是不怎么认同她意见的同道诬陷为“特务”,一手挑起了民阵内部的争斗,是难辞其咎的。

批评、质疑盛雪就是特务,盛雪把自己当成什么了?是华盛顿还是杰佛逊?华盛顿杰佛逊也不会把自己当成是不可批评的民主之神呀。她干的哪一件是民主的事情?她就是民主的化身?做几次政治秀,喊几句高调的反共言论就成了“民运领导人”了?就成了神圣的民主尊神了?盛雪挟持着一个以推进中国民主为宗旨的政治组织,党同伐异,构陷忠良,何异于共产党?何异于帮派团伙?她要把民阵引向何处?这个自诩为“民主之母”的人,要孕育什么样的“民主”怪胎,难道还不清楚吗?

上面所说的关于李学江的事情,对于盛雪这个“民运领导人”来说,有一点滑稽的味道。我没有说她是特务。不,我没有资格这么说。她是不是特务,应该由有关的部门来甄别。我只是说出了事情的真相,还有不一定正确的个人感想。我想,作为一个在中国民主运动营垒里呐喊的老兵,我所做的这一些,应该是责任和份内之事吧。

刘劭夫
2014年4月23日

2014年4月18日星期五

朱瑞:圣·尼古拉教堂与“六四”屠杀

 哈尔滨圣·尼古拉教堂,左侧的建筑为黑龙江省博物馆。

           
现在,圣·尼古拉教堂差不成了一个传说,最后,我相信连这传说也会被时间淹没的。不过,她确实存在过,就座落在今天哈尔滨南岗区红博广场的十字路口上。那是一座俄罗斯式木结构建筑,由著名建筑师鲍达雷夫斯基设计、著名工程师雷特维夫主持修建,而著名画家古尔希奇文克完成了教堂内部的大量壁画,可谓建筑史上的奇迹。完工于1900年。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圣·尼古拉教堂立刻成了“破四旧”的对象。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开始动手,因结构牢固,后来动用了各种工具以及消防车、卷扬机等,直到8月24日早晨才将教堂彻底铲除。

我的家,也可以说我在哈尔滨最早的房子,离圣. 尼古拉教堂的旧址不远。不过,我没有见过这个教堂,那里早已成了一个人工花坛,摆放了许多的盆花儿,层层向上,成阶梯形,严严实实地遮蔽了曾经的美和暴力。

圣尼古拉教堂的旧址,也就是如今“红博广场”的南边,是黑龙江省博物馆;东边,是东大直街,通往热闹的秋林商场;西面,是西大直街,通往学府区;北边,是国际旅行社大楼和两三座老旧的精雕细刻的俄罗斯式塔楼木屋,无法想像她们是怎样侥幸挨过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劫的。也许,近在眼前的圣. 尼古拉教堂的辉煌,遮蔽和保护了她们?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了。其中的一座木屋,后来成了意大利比萨店,那是我出国前常去的地方。坐在比萨店里,我会久久地盯着那个人工花坛,偶尔,有人过来跟我搭话:“知道吗,这里原来是个教堂啊,非常美……”

“为什么要铲除美呢?”这是我对这个共产政权最早的质疑。而把这些罪行,都归结到文化大革命头上,也是不诚实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过去了几十年的今天,那些历史性建筑,仍然在被破坏。不仅发生在被中共统治的地方,也发生在被中共殖民的地方,甚至有过之而不及。不久前,唯色还在呼吁《我们的拉萨快被毁了!救救拉萨吧!》,同时,国际藏学家也发出了致习近平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开信,呼吁立即停止对拉萨老城的破坏,不能把古老的东西连根拨掉。

话再说回来。那是初春的一天,我抱着我小小的孩子,走在哈尔滨西大直街上,欣赏着路边盛开的丁香。 哈尔滨是由几个主要的区组成的:道里和道外,属于商业区;动力,属于工业区;南岗,属于学府区,像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大学,师范大学、科技大学等等,都集中在南岗区,还有省政府和主要省直机关,也都选在了南岗区。

我家的窗子,正对着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主楼,离西大直街很近,所以,西大直街,是我常散步的地方。那天,正当我抱着孩子,欣赏着丁香时,偶然看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们,排着长队,举着标语,迎面而来。最前面的标语是:“腐败祭!”

泪水,没有任何准备地盈满了我的眼睛。虽然我对政治毫无兴趣,但我有着本能的对丑的厌恶和对美的渴望。我感到自己的血液,瞬间变成了鼓胀的帆。接下来,是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科技大学等院校的学生,也都举着标语,甚至喊着口号走来了。我立刻跟上他们,到了红博广场,即圣. 尼古拉教堂的旧址。现在,较重要的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学生们也在这里停了下来,渐渐地,所有大专院校的学生,也都集聚在了这里,围观的民众越来越多。

在黑龙江省博物馆这边,本来是几辆公共汽车的中转站,往日很是热闹,不断有乘务员吆喝着乘客上下车,此刻,都静了下来,倾听着这个世界的希望。接下来的几天,南岗区这边的公共汽车完全停运了。西大直街上,一大早就站满了人,夹道支持学生们的队伍。有一天,我看到跃景街路口那里,《北方文学》的鲁秀珍等人,也都出来了,向学生们伸出食指和中指,成“V”形,以示支持;还有黑龙江日报社的人,包括我的朋友,副刊編辑小黑,也出来了,表达着对学生们的支持。 接着,就听说三大动力的工人也要出来支持学生了!似乎整个哈尔滨都在沸腾。

那么突然地,没有任何准备地,传来了天安门的枪声。我不愿,也不敢相信,仍然如往日一样来到西大直街。可是,只有一些行人在匆匆赶路和没完没了的车辆“隆隆”而过,已不见了夹道的人群和学生们的身影。

我踽踽来到红博广场,即圣.尼古拉大教堂的旧址。放眼看去,空荡荡的。那几辆公共汽车又开始了运行,不过,乘务员们没有像从前那样吆喝,怕打扰什么似的。只有几片似乎是前几日留下的纸片,在微风中,刮来刮去,发出“簌簌”的声音。

对“六四”民运人士的敬重,就是从这时起,根植于我心的。后来,在达兰萨拉(西藏流亡社区)遇到他们中的某些人时,我不惜放下自己宝贵的时间,陪之各处参观,差不多有求必应。始料未及的是,失望大于希望。也好,使我有机会重新整理了我对海外民运的印象。在痛苦的沉甸中,我唯一的担心就是,有一天,我们的六四, 会不会也像圣. 尼古拉大教堂一样,被民运中的赝品,利用和糟蹋得,仅仅剩下了一个辉煌的传说?


首发于自由写作网刊: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wk/201404/Article_20140417124409.shtml

2014年4月17日星期四

唯色:當鐵鳥在空中飛翔




現代物質世界的象徵之一:飛機,在西藏很早以前的經典中被喻為「鐵鳥」(有這樣一個始於公元8世紀的預言:當鐵鳥在空中飛翔,鐵馬在地上奔馳,西藏人將如螻蟻般星散各地,而佛法將傳向紅人的領域……據說這是藏密祖師蓮花生大士所作的預言。而「紅人」,有說是生物學意義的西方人,有說是意識形態含義的中國人),它扇動著龐大的金屬翅膀,反射著理性的銀色之光,以一種恆定的姿勢穿行在湧動的氣流和時聚時散的雲朵之間;從這裡到那裡,到更遠的那裡,沒有什麼比它更加物化,它似鳥非鳥,顯然奪走了真正的百鳥的天空,儘管它載負著一批又一批鮮活的生命,大大地縮短了他們與種種希望或失望或絕望的距離。

我又一次把自己放進這隻大鳥的肚子裡。有編號的座位,保險帶,充滿塑料氣息的食物,乾淨而侷促的衛生間,以及那幾張明麗的卻職業化的笑臉,我們無法拒絕如此隔膜的關懷。但此番有所不同,那是一個人瞬息萬變的心情,我很難描述。我僅僅知道,隨著地面高度的上升(我從未像此次這般敏銳地注意到)──拉薩,在向下的視野中淡化為一個點。這是世界上最美的一個點,被八瓣蓮花所環繞,花蕊中珍藏著白米和黃金一般的寺院(西藏人稱之為哲蚌貢巴和色拉貢巴),還有那座往日的輝煌宮殿──「孜布達拉」(「孜」在藏語裡是「上面」或「頂峰」的意思),只要念及,就忍不住想痛哭一場!而我所熟悉的,混合著酥油、青稞與梵香的某種特別的氣味,在迴盪於整個機艙的漢語或英語或更多的外語的口音中,正漸漸地瀰散、消失,卻又似乎在漸漸遙遠而清明的某處暗暗地聚攏。

而北京,正是這只「鐵鳥」的棲息之地。因為眾所周知的特殊性,顯而易見地成為一種象徵。

記得我曾和一個江南女孩愉快地游移於綿長、紫紅的宮牆與林立的高樓之間。那時候,我們年少,感官的體驗多於內心的體驗,基本上和通常的觀光客的興致無甚分別。唯有一次,是在琉璃廠的一個下午,此刻憶起,那可真的是一個灰濛濛、陰沉沉的下午。而且,很偶然地,我是獨自一人,由一輛彷彿從漫長的歲月中奔來的舊式三輪車(車伕那如刀削斧砍一般深刻的臉上,像是還殘留著昨夜裡在古老的城牆下歇息時沾上的塵土)帶到這裡的。

琉璃廠可能是整座北京城中最虛幻的一處了。或者說,它恰好是在那個下午如此,使我覺得它和僅有數步之遙的喧嘩與騷動的現代文明世界恍如隔世。寒冬的風一陣陣地穿過闃無人跡的街道和兩旁錯落有致的仿古建築,卻無聲無息,不著痕跡,甚至見不到一片被捲走的落葉或紙屑。似乎只有我,是的,只有我是這刺骨的風中,這宛如剛剛搭起來的舞台布景前唯一正在活動的生命。我因而在那些間羅列著各種陳舊什物(發黃的字畫、黯淡的銀飾、破碎的綾羅綢緞以及鼻煙壺、瓷器、紅木傢俱等等)的小屋裡躊躇、遲疑,對長相亦如出土文物的店主那濃重、滑溜的捲舌音置若罔聞,更對剛剛套在手腕上的一隻鏤空的紅木手鐲那難以想像的重量十分費解。我夢幻般地看見,許多逝去的時光正在這樣的空間裡奇異地疊現著,交錯著,其中穿梭著一個若有若無的影子,這影子恍若人形,卻分明蘊積著一種令人生畏的力量,很難說清是神力抑或魔力,也不清楚這是剛剛離去的背影,還是即將到來的投影,而我倒像是一個與這影子有著一份祕不可宣的特殊關係的小動物。我不由得趕緊低頭尋找裝有一尊小小的白度母佛像、一粒潔白而圓潤的舍利子和一位活佛賜予的數粒「秦婁」(藏語,法藥)的「嘎烏」(藏語,護身符)小方盒,還好,它被一根受過加持的「松旺」(藏語,金剛結)繫著,仍然緊貼著我的胸口,在具有鮮明的西藏風格的外套下,默默地庇護著身處異地的人兒。

要說明的是,在這裡,我絲毫沒有半分強調地域的意思,即便是在拉薩,我也遭遇過相似的感受。

那亦是一個下午,我原本輕鬆地走在圓形的帕廓街上(帕廓街和琉璃廠有多少不同呢?當然,它們都無一例外地具有十分強烈的戲劇感,足以讓人暫時地脫離現實,沉浸在一種難以細說的暈眩之中。然而,逐漸地,你會看見,無論如何,帕廓街的指向始終都如同一幅常轉不止的法輪,或者說,大法輪套小法輪,一圈復一圈),信手翻看著古玩攤上銹跡斑駁、真假難辨卻別具一格的器皿,往身上比試著曳地的藏式綢緞長裙或尼泊爾棉布小背心,忽然,一陣異常兇猛的大風裹脅著遮天蔽日的灰塵,猶如一個張牙舞爪的魔鬼尖嘯著一掠而過,頃刻間,先前熙熙攘攘的鬧市如鳥獸散,一下子只剩下三五個手忙腳亂地收拾東西的人了,一串斷了線的紅珊瑚念珠散落一地,但誰也顧不得將之拾起。

我怔怔地站著,攤開著空空如也的雙手,心底裡湧起莫大的幻滅。

這時候,我無意瞥見一個模樣瘦小的女人正匆匆地從不遠處一幢絳紅色的房子前閃過,一身長途跋涉的朝聖者的裝束分明,更醒目的是那一個在她的手中飛快地轉動著的碩大的、銀光爍爍的嘛尼輪!

嘛尼輪由左至右,旋轉得是那般地快,似乎要脫離她的掌握,又似乎要攜帶著她奔向某個不可言喻的美好之所在。我頓時平靜下來,注視她遠去的背影如同注視自己的親人,注視那幢絳紅色的房子如同注視自己的家。


* 2009-10-10
旺报专栏


转自唯色博客: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10/blog-post_9014.html

2014年4月13日星期日

唯色:藏人自焚是一种政治抗议


一直用绘画记录、纪念自焚藏人的日本艺术家Tomoyo Ihaya的画。

藏人自焚是一种政治抗议

文/唯色

必须要说明的是,自焚这个词的真实意义一定不是字面上的。如果只停留在字面上,就会有曲解。很多人把自焚看成自杀,因为表面看,那是一种自己点火燃烧自己的行为。可是,如果仅是想死,方法有很多,为什么要去让身体的每个细胞被烈火逐一烧焦?理解的关键恰在于此:自焚者就是要以常人无法承受的极端痛苦,去发出最强烈的抗议,以赢得自身的尊严。

绝食作为一种抗议已被世人普遍接受和尊重,自焚却往往被避而不谈,原因就在于那种痛苦超过了多数人哪怕在想象中也难承受的极限。但是,人不必自身敢于自焚,只要敢于在想象中正视自焚,就可以看到自焚者以渺小的一己之躯,与庞大的暴政机器抗争的英勇与悲壮。

2009年迄今134位藏人的自焚,除了两位玉树妇女是因住房被拆迁而自焚(类似的自焚在中国发生过多起),其余都不是出于个人利益。仅仅用“自焚”来定义这世上罕有的义举,只能说明语言的贫乏与苍白。因此,对藏人的自焚是否应该用另一种重新发明的语言来描述?否则无法与如此众多的牺牲者的行为相匹配。在被限制自由发声的中国网络上,年轻的藏人们用“供灯”这个词汇来指代以身献祭的族人,或者用“点灯”来暗喻又一次发生的自焚,以表达自焚行为中舍身利他的宗教意义。

正如1963年的一天,越南67岁高僧释广德(Thich Quang Duc)自焚并留下遗言:“在我闭上双眼去见佛祖之前,我恳求总统……能以一颗同情心去对待人民,并履行许下的宗教平等诺言……我已经呼吁各宗教人士及广大佛教徒,在必要时为保护佛教而牺牲。”之后,数月内又有六位僧尼在越南街头相继自焚。


一位越南高僧评价:“新闻界称这是自杀,但是本质上这并不是自杀……这些僧人在自焚前留下的信件中说明了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警醒,为了打动压迫者的心,并唤起全世界对被迫害的越南人民的关注……通过自焚来表达意愿不能被视为破坏,相反它是一种建设,即为人民而受苦并身死。这并不是自我了断。”

在我来看,藏人的自焚当然不是自杀,而是2008年3月遍及全藏地的群体抗议的延续。2008年的抗议,是继1959年3月尊者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之后,在整个藏地爆发的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群体抗议,显示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中国政府仍未赢得西藏民心,藏人仍在反对中国的统治。而中国政府的反应,照样还是暴力镇压,并且开动宣传机器,将藏人刻画为“恐怖分子”、“分裂分子”,并把藏人的抗议歪曲为阴谋破坏北京奥运会,毁损正在崛起之中国的形象,在汉人民众中激发起种族对立与仇恨的情绪。
2014年3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广播节目,转载请注明。)

转自唯色博客: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4/blog-post_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