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30日星期一

朱瑞:谁教唆了中国人自焚?


最近,不少外媒甚至中国官媒,都报道了温州一男子因劳资纠纷而自焚之消息。不免想起不久前,另一名温州男子因信用卡额度被下调,而在银行自焚的情景。其实,何止温州,中国的其他省市,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少自焚事件,如去年八月郑州教师贾灵敏因抗拆迁而自焚等。选择如此方式结束宝贵的生命,必然是所有的解决途径都被关闭的结果,是走投无路时的一种抗争,清楚地折射着中国社会对弱者的冷漠和欺压,尤其折射着中国法治的缺失。

中国尚且如此,那么,被殖民的西藏,会怎样恶化是不难想像的。我们并不吃惊,从2009年到目前,短短的几年中,已出现了131位藏人自焚!他们遍布西藏三区,包括僧尼、牧人、农人等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藏人。然而,让人吃惊的是,这历史上罕见的悲剧,不仅没有使中国当局稍感羞愧,寻求解决途径,相反,还厚颜地栽赃给了“境外敌对势力”和达赖喇嘛尊者。

目前,中国当局对待自焚藏人的态度是,首先定性为恐怖分子,接下来“实行连坐的‘严厉打击’方式,一人自焚全家全村全乡全寺被株连,抓捕拘留审讯判刑不一而足”(注释)。唯色透露,从2009年至今,遭连坐的藏人已达数百人! 近日中国当局又派军警到寺院抢走了12月19日的自焚僧人次成嘉措的遗体,张贴出“四个坚决不准”:不准聚集、围观自焚事件;不准僧人为自焚者超度、诵经;不准吊唁慰问自焚者家属;不准私自处理自焚者遗体。

那么,对中国人的自焚,中国当局是如何解释的呢?也是“境外敌对势力”和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唆?也是恐怖行为?也实行了连坐的“严厉打击”?不,中国官媒(中国新闻网)提供的信息是:“温州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要求相关部门全力以赴做好救治伤员、安抚家属等工作”。

同为自焚,中国方面采取的不同态度,让一个既使不了解西藏问题的人,也不免生疑,既然中国一再强调“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就拿藏人不当自己人呢?既然你认为自己是西藏合理合法的统治者,为什么老是疑神疑鬼,毫无事实依据地指责“境外的敌对势力”和达赖喇嘛尊者?到底谁是西藏的真正主人?

从西藏现状看,且不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遭到的破坏,但说2008年的秋后算帐和军警遍地,以及目前监视器甚至延至寺院的每个角落和大街小巷, 人们的生存空间正在迅速消失……这种压榨下,出现藏人自焚,还令人吃惊吗?还需要“教唆”和“煸动”吗?

虽然藏人的自焚是为了西藏的自由和达赖喇嘛尊者返回家园,但这不是说,藏人的个人利益,就没有受到侵犯。相反,自从中国入侵西藏,藏人的私有财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抢掠。王力雄先生在《牧民的沉沦》中,就具体地谈了西藏牧民被当局诱惑迁移,离开自己的草原和熟悉的生活方式,坐吃山空,沦落社会最底层的悲剧,尤其是他们的子女也因此得不到好的教育,还将一代又一代地恶性循环下去……这一切,不知要比中国人的一次“劳资纠纷”和“信用卡额度被下调”严峻多少倍,但是,他们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自焚。

不过,无论中国人还是藏人的自焚,都是在所有的解决途径被关闭的情况下,对中国当局的抗议。同时,中国人的自焚,鲜明地暴露了中国官僚统治的的腐烂,那么,作为殖民地的西藏,该是怎样的恶化,是不难想像的。因此,把藏人自焚简单地归结为“境外敌对势力”和达赖喇嘛尊者,正是中国当局不想解决西藏问题,继续对西藏施暴的借口,这种毫不讲理的野蛮流氓行为,在世界殖民史上,怕也是不多见的。


注释:


延伸阅读:
49位自焚藏人的遗言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12/49.html



2013年12月25日星期三

呼吁关注、声援、施救被西藏公安跨省抓捕的堪布尕才(请转发)



康囊谦(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著名的噶举寺院——公雅寺的堪布、住持—尕玛才旺(又称堪布尕才),于2013年12月6日深夜在成都被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的公安跨省抓捕,并被带往昌都拘押,目前情况不明,强烈呼吁国际媒体、国际人权组织、法律机构予以关注、声援、施救。

堪布尕才(全名尕玛才旺),1975年生人,康囊谦人,出家公雅寺多年,曾就学于色达五明佛学院,是藏东康区卓有声誉的年轻一代高僧,在囊谦、玉树、昌都等地被广大藏人信众视为“我们真正的仁波切”。他实修佛法,倡导并主持噶举辩经法会,并向广大信众弘扬佛法,无论城镇还是偏僻乡间的农牧民都得到他的慈悲关怀。他注重教育,多年来在囊谦等地的学校主办假期学习班,与众多僧人教授无数藏人孩童学习藏语文,尤其是学习被译成藏文的现代词汇。他关注生态,竭尽全力保护被无休止开矿破坏的当地生态环境,并在民间宣讲环境保护、卫生健康的重要性并发放相关宣传画,等等。

2010年玉树地震,堪布尕才最先带领公雅寺僧侣赶赴玉树拼力救援,与全藏参与救援的四万僧侣彰显了慈悲利他及团结的精神。一年之后,堪布尕才等参与救援的僧人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自筹资金,奔走在多卫康三地,采访了僧俗藏人近五十位包括幸存者,制作纪录片《灾难中的希望》,颂赞藏人之团结是从毁灭性的地震中得以恢复的动力,却被当局没收光盘,禁止传播。

堪布尕才还参加过2010年舟曲特大泥石流的救援、2013年雅安地震的救援。

2013年12月6日深夜,去成都办理寺院事务的堪布尕才突然遭到昌都公安的跨省抓捕,据悉与近年遭当局迫害、已有多名僧侣被捕判刑的著名噶举寺院——噶玛寺有关。


在堪布尕才被捕后,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僧俗民众签名请愿书并递交当局,表示若当局继续关押堪布尕才,将举行请愿活动,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12月18日,公雅寺僧众及囊谦百姓高举写有“恳求释放堪布”、“请关注与上师分离的学生们的痛苦”,并以磕长头的方式来表达对堪布尕才的信仰与和平请愿。当地官员包括囊谦县县长等要求藏人停止请愿,承诺会负责处理堪布被捕事件。请愿藏人们因此返回。但三天后传出的消息是,有15名参与请愿的公雅寺僧人被当地公安带往玉树看守所拘押。

堪布尕才的被捕,以及诸多藏人精英接连遭受的打压,再次证明了我在三年前写的《我们所面临的危机》 一文中强调的:“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当局对藏人精英步步紧逼的打压。我们所面临的危机不只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更大的危机在于针对我们的文明而进行的摧毁。遭受灭顶之灾的不仅仅是类似拉萨老城的古老建筑,我们这块土地上的许多具备才智、力量和智识的优秀儿女,正在被有计划、有目的地消灭着。可以预见,强权者为的是给终于溃败而不得不臣服的西藏带来精神的枯竭,这远比其他毁灭更为可怕。”

跨省抓捕堪布尕才的西藏昌都当局若不立即释放堪布尕才,将有可能造成囊谦等藏东地区时局不稳、人心不稳。为此,我再次呼吁国际媒体、国际人权组织、法律机构予以关注、声援、施救。并请看到这篇博文的网友们广泛转发、翻译其他文字,谢谢了!

位于康囊谦的著名噶举寺院——公雅寺。
以下图片是堪布尕玛才旺的部分事迹记录:

1、主持修行寺院法会:



2、倡导并主持噶举辩经法会:


3、向广大信众弘法:


4、开办假期藏语文学习班,教授藏人孩童学习藏文新词:


5、保护生态,宣讲环保重要性:


6、2010年救援玉树地震灾民:


7、拍摄玉树地震纪录片《灾难中的希望》:

2013年12月23日星期一

《翻身乱世:流亡藏人访谈录》之 康区理塘 热珠阿旺(八)





热珠阿旺:1927年生于西藏康区理塘。九岁入理塘寺出家。1950年代表理塘寺院和理塘地方民众赴达孜多(康定)与中共接触,前往中国北京等地参观。1957年,以抵抗中国奴役为宗旨的“四水六岗”组织创立者之一。1958年,前往山南珠古塘成立“四水六岗”军,担任要职。多次与中共军队正面交战,并在山南贡噶县境内伏击中共军方车队大获全胜。1959年3月,从扎囊护送达赖喇嘛尊者至琼结后,再次返回山南阻击中共追兵。1959年流亡印度。1962年至1976年在印度西藏特种军22军服役,担任代本(团长)。现居住在印度新德里。


23.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我和潘贝也返回了彭波。我们落脚的那户人家的老头子说:“最近从理塘来了一个老头子,他讲了很多理塘的情况。他有一个儿子在色拉寺,另一个儿子参加了四水六岗。有人说这个儿子被打死了,也有人说是走散了。”我一听,怎么像是我爸?

于是我叫潘贝去召集那些四水六岗的人。我带了一个小伙子一起,去找那个从理塘来的老头。找到他住的那户人家时,听说理塘老人已经走了,说他们当晚要在不远的山脚下设营。我便叫小伙子和我一起去追。追了不久,远远的看到几个骑马的人,其中有一个是我家亲戚,他是僧人,我老远就认出了他,便确定了那些理塘来的人是我父亲他们。觉察到有人追赶,他们停了下来回头探看。走近时我见父亲骑着一匹白马。还没等父亲下马,我就到了跟前,父亲立即下马与我们相互问候。

父亲说:“我们今晚在附近这个村子住下吧。”当晚我们就住在那个村子里,整夜没睡觉。父亲讲家乡理塘的事,我讲四水六岗的事。父亲从1956年起,在理塘开始抵抗中国人。那晚父亲对我说的是:“我们在理塘杀的解放军不计其数,按道理解放军的数量应该减少了,但却反而增多了,杀一个会来一百个,杀一百个会来一千个。我相信你们四水六岗是有计划的,你们按计划行事就是了。但你要知道,杀汉人无法削弱他们,汉人是杀不完的……现在你们兄弟几个都在为人民和达赖喇嘛做事,我就放心了。你们也要各自保重,无论走到哪里,千万不能胡乱造孽。就像我家本来有钱财,是本地的大户,汉人来后,家乡的所有财产都被汉人拿走了,连一根针都不属于我们了。我是经历千辛万难到这里的。对于各地的民众来说,一根针对他们也是很重要的。你们不要随便抢劫民众的财物,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抢劫。钱财是没有用的。当然吃的、枪支、马匹等是必需物资,不得不想办法,有迫不得已的时候。做好事、做坏事都掌握在你们自己手中。”

第二天,父亲一行要继续赶路去拉萨。我对父亲说:“你们在拉萨朝拜完后,就去山南吧,哪里是干净的,没有中国人。”父亲说:“我和你大哥会留在拉萨天天朝拜,你不必担心我们了。我本来可以死在家乡理塘的。我想拉萨不会发生什么事,如果发生了我也会选择死在拉萨。往后假如听到我被抓了,你不要相信。我不会让汉人活捉的,我的手枪是不离身的。我若死在拉萨了,我的儿子们也活不成的,所以你们不要考虑我了。你们按四水六岗的计划做事就是了,不要担忧和考虑我。”

父亲和大哥他们去了拉萨。后来色拉寺打仗时(译注:指的是在1959年3月拉萨事件期间,色拉寺僧人抵抗中国军队的镇压),我父亲曾指挥僧人们战斗。父亲从家乡理塘一路打仗打到拉萨,最后病逝在拉萨。我的大弟弟和幺弟跟着了我,我们兄弟几个后来都到了印度。

24.在贡嘎袭击一个大车队

见过父亲后,我们返回了彭波,这时我有了一支共62个兵的队伍:包括与主力走散的护教军的人,还汇聚了一些从康和安多逃出来的新难民。

那段时间,汉人往彭波、热振等地派遣了很多“假康巴”,来离间护教军与百姓的关系,因为护教军中大部分是康巴人。这些汉人伪装的“康巴人”骚扰民宅,强奸妇女、抢劫财物、砸碎佛像、撕毁唐卡、砸碎民宅中的水缸等。我便对民众解释:“那些不是康巴人。不是说康巴人中就没有干抢劫财物或强奸妇女这类事的,这种事完全有可能发生,但是康巴人绝对不会干摧毁佛像和唐卡等事情。所以那些‘康巴’是汉人伪装的‘假康巴’,是来破坏康巴人声誉的。”我还安排了部下严加防守,以防“假康巴”在该地区捣乱。因此当时没有一个“假康巴”闯入彭波地区。

藏历10月25日是传统节日“阿曲”,我们三四十人去了甘丹曲克寺朝拜。在拉萨的格桑占堆和我哥哥他们,派了一个信使与我们见了面。他带来的信中说:“得到消息说,共产汉人有一队百多辆车的大车队最近要去山南。你们最好赶回山南总部。”

我们马上召集部下开会,通知要去山南,警告大家一定要保守秘密,并做好了如何去山南的计划。我们是晚上出发的。每天晚上赶路,白天藏起来。经林周县,三天到了楚布寺,几天后到了曲水。那一天是藏历11月5日,曲水没有解放军防守,晚上我们就在曲水的一个村子过夜。当晚有人报信说中国人的车队来了,我们派人去查看,却没有发现车队。

第二天我们安排人留守村子观察汉人动静,其余人渡河到对岸哲蚌寺下属的一个村子,在那里过夜。村里有很多四水六岗留下来的食物,但是没有一个四水六岗的人。据村里人说,四水六岗的人几天前刚离开。这里有吃有住,我们便打算在此休整几天。我正在房子里休息,我幺弟到屋顶用望远镜四处看,见曲水那边尘土飞扬,解放军的车队正向我们的方向开来。我们立刻开跑,跑到一座山梁上观望。只见解放军的车队在刚才那个村庄停了下来,架起炮和机枪什么的,而且把村子里所有的村民都聚在一处,分成三组,男人、女人、小孩各一组,分别询问。这个车队就是格桑占堆和我哥哥带信提到的那个车队,是运送武器和士兵的车队。

我们就地开了个会讨论对策。会上一部分人提议,先在这里袭击解放军的车队,然后再去山南总部。我当时想,在这里袭击车队杀不了多少解放军,而且如果没能抢到武器,我们的弹药反倒会消耗很多。会议最后让我做决定,我认为应该在另一个地方设伏袭击车队,这样抢到武器的可能性更大。于是我们马上出发了,在离此地不远的一个地方设伏:我们分成七个小组,在七个点埋伏,还破坏了公路。天很冷,等了一晚上也没等到解放军过来。第二天天亮后,我通知各组撤下来,只各留一人放哨。大部的人撤到贡嘎宗,放哨的人以我们的枪声为信号,听到枪声后就撤下来。

到贡嘎宗后,我们去找了宗本,向宗本打听是否知道四水六岗总部在什么地方。宗本不太清楚,他听说是在拉嘉日,也有人说是在羊卓雍湖那边。我们请宗本派人,去那些风闻有四水六岗总部的地方送信。我在信中写到“我是热珠阿旺,现在在贡嘎宗与解放军打仗,你们马上派人马过来。”宗本向四个地方派了信使。我们还让宗本安排人晚上放哨,我们很累需要休息,如果汉人来了就叫我们。

第二天麻亮麻亮的时候,放哨的人喊“汉人来了!”我当时想,解放军不可能这么快就到,因为路多处已经断了。我马上命我幺弟拿望远镜到贡嘎宗城堡顶上去查看,幺弟传话说:“你快准备,汉人拿着木板铺好了路,正向我们开来了。”我马上召集我的各位甲本,分成七个小组。离我们不远处有一个山口,这个山口非常重要,如果山口失守,将对我们大为不利。我幺弟在家乡时打仗很有名,因此我派他带人去把守那个山口,他们的枪好是好,但没有布朗枪。我的大弟弟在家乡时也跟解放军打过多次仗,因此我也派他带了七、八个人去设第一道埋伏。当时我们人不少,但只有37条枪。

解放军的车队继续向我们开来。我在望远镜里看见,有29辆军车,后来汉人的资料里说是27辆。我当时在第三道埋伏线上指挥。有两辆车已经靠近我们了,这时我听到从第一道防线那边传来了枪声,我们也马上开了火,同时第四道防线也开火了。解放军士兵们跳下车钻进了车底,没有立刻还击。我弟弟他们从理塘来时带了四颗汉人的手榴弹。我们的队伍里有几个人没有枪,他们曾受汉人邀去过中国,我们尚不敢信任这几个人,但还是允许他们跟我们一起行动(译注:当时有不少受中共威逼利诱的地方头领或“翻身农奴”参加了起义)。因此这个时候,我们就让他们扔手榴弹。第一颗手榴弹扔过去没有爆炸,其它三个都爆炸了,扔到车上炸得解放军的身体飞了起来。我们开火的时候是8点左右,到11点的时候解放军还没能有效还击。

有一辆军车里有一个军官,他带着一帮人往山口方向冲,而且用布朗枪猛烈扫射,打得我幺弟他们头都抬不起来。看到那个情形我有些紧张了,起身回到后方,那里有我们的十几个没有枪的人。走了一段后,我看到一辆军车的司机被打中了,车掉进了河里,我方开枪的时候,血水都在往车外溅。地面上也有很多解放军的尸体。我又想去捡武器,但不远处的一片平地上,有一个军官在猛烈地扫射,我没法去捡武器。我就想,一定要先把这个军官打掉,于是我爬到一处,见那个军官身上在流血,可他仍然在射击。我拿出我的英制卡丹枪,放了一枪,那个军官倒下了。我立刻转头喊那些没有枪的人“快来捡枪!”那些人就跑下去捡武器,这时车上有一个受伤的解放军,啪、啪、啪连开了几枪,打中了我们一个人的手,其他的人又跑了回来。那个受伤的解放军又扔了一颗手榴弹,我冲上去朝车上开了几枪打死了他。车上其他的人都死了,我们上前把解放军的武器都拿走了,每条布朗枪配了五百发子弹,我们立刻拿上这些武器往幺弟所在的山口那边冲。到了山口,我们马上架起布朗枪,向解放军扫射,把那帮向山口冲过来的解放军全杀了。然后我们又返回车队那边,放火烧了那些军车。

这个车队有29辆车,士兵死的死,伤的伤。有几辆没有进入我们的埋伏圈,他们架起大炮轰我们,可炮弹没有打中我们,而是飞到我们后头的寺院里去了。

在贡嘎这次袭击中,我们的潘贝战死了。我请了僧人们把他的尸体搬到寺院里超度。我的一个很要好的同伴受了伤,以前打仗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中过弹,听说他的护身符很厉害。这次他中弹了哈哈哈……后面还有七、八十辆解放军的车跟进过来,我们人少,我就下令撤离了。我记得那是1958年11月8号。贡嘎一仗我们打了出名,因为我们的人很少,但是战果不错。

第二天,还发生了一起袭击解放军车队的战斗。我们此前由贡嘎宗派往各地寻找总部的信使中,有一组在路上遇到一支三、四百人的四水六岗军,他们是总部派往贡嘎堵截解放军的。他们的指挥官是:贡嘎桑丹、曲多博、雄日拉嘉。信使把我的信交给了这支队伍的人。这支队伍有接受过美国CIA 训练的人,还有美国空投的武器,有炮。

由于解放军的车队在贡嘎遭到我们袭击,泽当的解放军前往贡嘎增援,他们派了四辆军车。在扎西玛,这四辆军车与总部派出的这支四水六岗军遭遇了。四水六岗军的战士一看到军车,马上设伏袭击。头一辆军车当场着火燃烧,另外三辆还没有进入埋伏圈,马上退到一边,解放军立刻从军车上下来还击。这时四水六岗的人用炮击中了一辆军车。能用炮打中解放军,这在当时成了出名的一仗。这一仗他们缴获了一百来条枪,其中也有布朗枪(译注:音译,据描述是一种机枪)。1958年11月8号、9号连着两天对解放军的袭击,使解放军大吃一惊。

25.必须把山南“弄干净”

从贡嘎撤退下来,我带着人马去了琼结,在琼结遇到了一百多名四水六岗的人。这一百多名四水六岗的人,纪律非常涣散,骚扰民众,还有人强奸了妇女。我们路过一座寺院和一座小村庄时,那里的民众向我们告这一百来人的状,哭诉说:“连四水六岗军都这样的话,那你们打汉人有什么意义?”对此我非常失望难过。我们与这一百来人开了一个会,我在会上说:“如果你们不遵守四水六岗的军纪,那我就带着我的人马自己去跟解放军拼命,而不与你们合并。军队不能没有纪律,按照四水六岗军纪的第一条,别说强奸妇女,哪怕通奸也是犯死罪的!”我当时流泪了。这一百来人的指挥官在会上表示了愧疚和歉意,他说:“我不知道发生过这种事情。从今天起,你说什么我们都听你的。你们不要撇开我们。”然后我们就在会上重申了军纪。

我们终于联系上了四水六岗总部,并陆续整合了从四面而来的新难民和走散的四水六岗人员。由于达赖喇嘛在拉萨的处境已经非常严峻,四水六岗在茸乐岗召集了一次指挥官的会议。会上明确了必须把山南 “弄干净”,如果尊者出走的话,确保从这里能够安全出走。在会上,我们分别部署各路人马,从贡嘎到尼塘、到曲水……一直到拉萨河的然玛岗渡口,都部署了四水六岗的人,每名指挥官有一百多名部下。我们没有在拉萨布置队伍,因为达赖喇嘛在拉萨,我们不能在拉萨打仗。

山南重地泽当的指挥官就是我。因为泽当及周边的泽普、空布、曲库(译注:音译地名)有几处解放军的军营,解放军把这几个军营作为总部,负责清缴山南地区的四水六岗军。这些军营的战备都很充分:军营有引水系统,木柴堆得像小山一样;营房里没有士兵,他们在山上挖了洞和地道,士兵都躲在地道里。四水六岗的人曾两次袭击这些军营,反而被解放军打退了。会上的人一致要求我担任泽当指挥官,降神占卜后的神谕也说应该由我担任。因为我一路打过来,当时已经很有名,成了“恩珠.贡布扎西第二”,所以比较受人敬佩。做泽当指挥官是非常艰难的任务,我只有三、四百名士兵,部署在离泽当不远的琼结,主要任务是包围这几个军营。1958年藏历12月10日,我们在泽当开了战……(译注:跋热·达瓦才仁《血祭雪域》中如此记载:1958年12月 1日,留守部队各部军官在茸乐孔朱喀开会,参加会议的有百余人,会上决定围攻泽塘,有关指挥人选请神谕决定,神谕言:“军官中的军官热珠阿旺去”。随后开始布置,汉人洛桑扎西亲自前往泽塘侦查……)

我在拉萨时就有预感,达赖喇嘛无法呆在拉萨。 1959年3月5日,我在泽当打仗的时候,从拉萨罗布林卡来了两个信使。信中写道:“如果你能来罗布林卡的话,达赖喇嘛将会非常高兴。另外,第十六世噶玛巴将要离开楚布寺出走,若有需要,也会请你们安排卫队护送。”

这封信是以甲本格桑占堆的名义写的。从信的内容我看出,达赖喇嘛无法继续呆在拉萨了。我当然愿意带人去拉萨接应尊者,但我认为山南泽当这个阵地更为重要。因为如果泽当这几个军营里的解放军出来追剿,将对达赖喇嘛的出走造成严重威胁。而目前山南除了这几个军营外,其他地方是干净的。军营被我们包围着,白天解放军都躲在地洞里,我们不会有枪战。我们总是在晚上开战。

我召集所有的指挥官开了个会,告诉他们:“我有事要去拉萨,希望你们好好防守。”他们说:“你派任何人去拉萨我们都接受,但你不能离开阵地。”我的想法其实跟他们一样。所以我立即点了恰珠希热、扎雅阿旺两名指挥官,命他俩各带30人马,连夜赶到拉萨河然玛岗渡口,渡口那儿有我们的人员。然后他俩先去罗布林卡见甲本格桑占堆。

我另派了两名信使去拉萨,并回了一封信给甲本格桑占堆:“由于泽当的情况所需,我本人无法前去拉萨。我已派遣两名指挥官各带30人马前往拉萨了。不用担心山南地区的解放军,这里很干净不会有任何问题……”

26. 护送尊者去隆子宗

1959年3月10日,在拉萨的民众爆发了反抗中国人的起义。3月17日晚上达赖喇嘛从罗布林卡出走,与尊者一起的有扎萨功德林、帕拉等官员。他们要经然玛岗渡口前往山南。在然玛岗渡口有噶厦政府的军队和四水六岗护教军的人员护卫;在拉萨至山南的路上,我们也早已安排了人员护送和防守。

我的信使在然玛岗渡口遇上了达赖喇嘛一行。信使正要把信交给甲本格桑占堆时,达赖喇嘛说:“谁的信,快拿过来我看。”按常规,信应该先交给尊者的总管帕拉,再由帕拉呈给达赖喇嘛。但此时此刻也没顾那些规矩了。达赖喇嘛还让我的一个信使牵着他的马带路。另一个信使立即返回泽当,向我汇报了消息:达赖喇嘛已经过了然玛岗渡口,正在前往山南。我立刻带领三名指挥官、一名朱古(译注:转世化身)共十人,骑马向拉萨方向赶去。

1959年3月20日中午,我们到扎西玛时,达赖喇嘛一行也刚好到达。达赖喇嘛在扎西玛的一户大户人家里休息,他和帕拉等少数随从,以及甲本格桑占堆和二三十名四水六岗的护卫人员住在这户人家里,他的经师、家人等人住在村里其他人家里和寺院里。我到了村子,先见了帕拉,然后我要求拜见达赖喇嘛,帕拉同意了。

觐见的时候,我们把武器都放在屋外,达赖喇嘛在里面说:“快进来,快进来。”我们走进屋去,磕了三个头,献上哈达。我对达赖喇嘛说:“感恩尊者来了!”想到尊者被迫放弃首都离开,又为尊者从汉人手中脱险庆幸,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达赖喇嘛对我们说:“请坐,请坐,大家请坐。”

达赖喇嘛又马上问:“有没有准备好护送噶玛巴?”

我回答:“没有任何问题,山南一路上都是我们的护教军。”

达赖喇嘛说:“你们辛苦了,也有了成果。目前在拉萨极有可能发生战争。噶厦政府和三大寺曾经对四水六岗实施了最严厉的限制(译注:见前述),希望你们不要介意伤心。恩珠.贡布扎西清楚整个过程和真相,我们是在汉人的压力下,被迫对你们说了最难听的话,做了最难为你们的事。”

我们虽然都是指挥官,可个个泣不成声。

达赖喇嘛又说:“帕拉,我们不是带了一些‘觉钦玛耶’吗?送给他们吧。”帕拉立刻给了我们“觉钦玛耶”。达赖喇嘛又对帕拉说:“你们一起商量一下明天的行程吧。” 觐见完达赖喇嘛,临出门时达赖喇嘛特意问我:“热珠阿旺,你会和我们一起走吗?”我说“是的,尊者。”然后我们退出,去了帕拉的房间。

达赖喇嘛最初的想法是,在山南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帕拉向我们了解山南的情况。我们认为整个山南都是安全的,除非中国人派飞机来才会有危险。山南最安全的地方是隆子宗。隆子宗地方很大,周边也安全,噶厦对这些地方也很熟悉,且隆子宗离印度不远,离不丹也很近。所以当时的计划就是护送达赖喇嘛去隆子宗。我和达赖喇嘛的那张照片就是护送尊者去隆子宗前,在扎西坝拍的。

达赖喇嘛安全经过山南,到达了印度。中国人的大部队,包括步兵和骑兵派往山南,增援山南的清剿部队,解放军从各个方向围剿我们,我们再也无力抵挡,1959年的4月1号,我们开始从泽当撤离。

(译注: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的记载:“叛乱武裝 2000余人从 1月 25日起,向我山南工委和两个守备连再次发动猛烈攻击,我三百多名干部战士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激战到 27日,敌进攻不能得逞,遂采用挖坑道的办法,向我实施围攻。牺牲分工委财贸部副部长王一平、社会部副部长赵克俭等干部战士十余人。直到 4月 8日,平叛部队进抵山南,叛匪逃跑 。”
据《血祭雪域》中热珠阿旺提供的数据:在泽当的三个月中,护教军阵亡 36人,伤160余人,中国军队死伤不详。)



图片前者为热珠阿旺,中间骑马者为达赖喇嘛尊者。

27. 我没有背叛图伯特

我从来没有杀过藏人。我第一次杀人杀的就是解放军。除了解放军我没有杀过任何人。杀解放军是从多嘎琼朵开始的,解放军在多嘎琼朵设伏,我们进入埋伏圈以后,吃了很多苦头。从此后我就三三俩俩地杀了。战场上我们能把汉人的脸看得很清楚,他们和我们家乡的那些汉人一样,个子很短小。打仗时我们彼此是敌人,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双方都很愤怒,都设法置对方于死地,解放军除了想杀我们,也设法抓捕我们。本来杀了人以后,应该想到这是在造孽,杀了野生动物也会念六字真言,何况人?可是杀解放军不管杀了多少,我连一遍六字真言也念不出口。杀解放军是一桩让我骄傲和兴奋的事,因为我把共产汉人当作敌人里的敌人,我从心底里认为他们是野蛮的,他们不信佛法,所以我杀了他们以后很高兴,没有想到在造孽,不会流眼泪的哈哈哈……

我对共产汉人的愤怒在于,他们嘴上说得好听,做的却是另外一套。“穷人大会”就让我们知道了,共产汉人说话是没有诚信的(译注:“穷人大会”意指“民主改革”)。共产汉人没有信仰,逼迫藏人摧毁寺院。以头人、活佛、僧人剥削人民为名,屠杀头人、活佛和僧人。他们动用国家军队对康和安多的藏人进行镇压。国家军队有枪炮、飞机、炸弹等,而我们除了私人买的枪支外,没有别的武器。他们对这样的民众进行无情的屠杀,这件事我们藏人会一代又一代讲述下去,永远不会忘记。直到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也不会忘记。这是我最大的痛苦,永远无法消除我的愤怒。

流亡印度后我只有两种想法,一是西藏独立,一是和汉人死拼。我做好了在印度长期呆下去的准备,当时恩珠.贡布扎西、嘉乐顿珠和我们还在继续想办法,希望在美国等找到援助后,返回西藏去打仗。

1986年我和太太回理塘探访过一次。班禅喇嘛访问理塘时我在理塘。那次汉人没有像对待敌人那样对待我。他们带我去参观了达孜多、成都、北京等地,安排住在各大酒店里,对我很好。他们对我这么好,也许是希望我投靠他们吧。哈哈哈……

我非常高兴有汉人朋友们来采访。我相信他们把我说的事实情况写出来,而且是用中文写出来,中国的第二代领导人还在世,他们读后就会发现我知道详细的情况。他们也知道我说的是实话。

虽然我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了,身体也不好,但我要坚持说出来,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知道今天的中国有喜欢共产党的人,也有追求民主的人士,信仰佛教的人也很多。事实写出来后,很多汉人就会知道真相。共产党会非常恼火,但是,他们也会看的。

给我们造成痛苦的是中国政府,都是政府官员让人去做的。对藏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政府没有与中国人民大众商量。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是一样的,希望平安幸福。给我们带来痛苦的都是中国政府官员。

我没有背叛西藏!没有背叛达赖喇嘛!没有背叛理塘头人和喇嘛!我不是叛匪。


四水六岗创立者恩珠.贡宝扎西


(热珠阿旺的采访完)

采访者:唐丹鸿
翻译:桑杰嘉
采访地点:达兰萨拉
采访时间:2010年8月

转自唐丹鸿博客:轮回中轮回的瞬间 http://moments-of-samsara.blogspot.ca


2013年12月22日星期日

看图识“法”:藏人遭遇中国法律的几件证明

转自唯色博客: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12/blog-post_20.html




图1:康甘孜(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甘丹曲林寺尼姑九里拉姆,现年31岁。于2011年6月20日在甘孜县城举抗议横幅,呼喊“让尊者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西藏要自由”的口号并抛撒传单,遭军警毒打、逮捕,后被定罪“煽动分裂国家”,被判刑三年,被关押在四川省女子劳动教养管理所,2013年6月19日提前获释。图为她在四川省女子劳动教养管理所服刑时的“学员卡”。

据查,四川省女子劳动教养管理所又称四川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原位于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扩建新区后迁址四川省德阳市。


图2:康甘孜(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庭卡乡藏人呷吾,现年23岁。于2012年年7月4日在甘孜县城呼喊“让尊者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西藏要自由”的口号,遭军警毒打、逮捕,后被定罪“煽动分裂国家”,被判刑三年,被关押在四川省新华劳教所,2013年12月15日提前获释。图为他被关押在四川省新华劳教所的“定位卡”。我在推特上转发了这张照片后,推友留言:
第一次见到劳教所“定位卡”,一般是学员卡。人还在劳教,能带出来这张卡相当不易,丢卡会受处罚的;可能是接见时拍的定位卡照片。从序号看,半年期内该所已关押545人,全年约千人;四川共有8个劳教所,初判去年四川劳教者接近1万人。 
定位卡?新鮮。估計芯片植入術將被共和國發展于罪犯跟蹤,以至于被跟蹤者致死也不知道其體內的秘密。據說衛星定位可精確到誤差3毫米,變成螞蟻也能找到。 
从这张定位卡上的信息分析,定位卡等同于学员卡——劳教犯个人信息。固定佩戴在左胸,便于识别、管理。奇怪的是这张卡上没有队别,即关押在哪个大队、中队。卡上的个人图片,是标准的囚犯照,看胸前编号和背景牌上的身高划线、光头。 
我猜是RFID卡,就是比公交卡读卡距离更远的无线芯片卡,卡片离开天线范围,系统就能自动报警 
对,也可能是装芯片定位,划定活动范围。多功能卡。因劳教犯会在所外干活,防止脱逃。 
今年有少量的藏人政治犯提前几个月或一年多获释,与被捕被判刑藏人太多有关,另一方面,是不是也与土共的劳教制度改变有关? 
还有一种可能是:劳教取缔,加大减刑幅度,将现有劳教犯尽快释放,为劳教所转型为戒毒所或监狱腾地。 
针对藏人,劳教所可能会转型为监狱,而不可能是戒毒所。。 
我估摸或许会改成不良行为矫正所,或者精神病院。 
从北京劳教所转为监狱来看,四川少数劳教所极可能转为监狱。政府没那么傻,随便弄个罪名就能“名正言顺”关进监狱,没必要弄精神病院大批量关政治犯,政府这个时候往往是要脸的。
四川省新华劳教所位于四川省绵阳市。


图3:康八宿(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八宿县)仲沙寺僧人、纠察师强巴达瓦(俗名次仁多吉),现年28岁。2012年3月9日,他去其他寺院学经,途经类乌齐县检查站时被捕,理由是他录制的传统赛马节与歌舞的光盘上写有“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住长寿”、“祈愿境内外藏人早日团聚”等,他印的名片上有“双狮捧宝”图案被认为是西藏国旗,而被定罪“煽动分裂国家”,遭判刑一年。被关押在昌都地区看守所,2013年刑满获释,但仍无自由,被禁止返回寺院,也不能离开当地,且被警察监视。

图为昌都地区看守所发的刑满释放证明书。


图4:安多拉卜让(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拉卜楞寺)僧人久美江措(身份证名久美),曾为拉卜楞寺寺管会副主任,现年47岁。因2006年去印度参加尊者达赖喇嘛主持的法会,至2011年,五年间遭四次被捕。第二次被捕与2008年全藏抗暴有关,他被刑讯逼供,获释后秘密录制20分钟的视频,对抗暴被中共血腥镇压提供了完整的证言,由美国之音藏语电视节目播出,反响很大。第四次被捕发生于2011年8月20日,他在拉卜楞寺的僧舍被搜查,他的电脑、手稿以及他保存的达赖喇嘛法像和光碟都被没收。

2012年2月初,久美的哥哥索南才让收到甘南州公安局发的“逮捕通知书”,才知久美被定罪“涉嫌煽动分裂国家”。上面签署的日期是2012年元月2日,且“于2012年元月1日15时由我局执行逮捕”,然而通知书最下面写着“如未在逮捕后24小时内通知被逮捕人家属或单位,请注明原因”,足足迟了一个月,久美家人才得到此通知,却并未告知原因。

久美的哥哥为他请的两位北京律师被当局拒绝。据悉他已被秘密判刑,但是刑期及关押何处一概不知。

图为甘南州公安局的“逮捕通知书”。

图5:久美嘉措(别名果洛久美)是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拉卜楞寺僧人,出生于康色达(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牧区,现年44岁。

他曾在2008年和2009年两度被拘捕,原因是他协助顿珠旺青拍摄纪录片《不再恐惧》。这是第一部由境内藏人拍摄的关涉真实与证言的纪录片,顿珠旺青因此被判刑6年,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果洛久美则受尽酷刑,落下疾患。2012年9月初,果洛久美的僧舍被夏河县某个单位拆毁,9月21日,他离奇失踪,被藏人们肯定是被警察秘密逮捕。但是2012年11月28日,甘肃省公安厅通过手机短信、QQ及张贴布告的形式下发通缉令,声称果洛久美“涉嫌故意杀人罪”,举报下落者奖励人民币20万元。从此果洛久美音讯全无,生死不明。

图为甘肃省公安厅对果洛久美的通缉令。

2013年12月19日星期四

朱瑞:中国皇权与图伯特佛法


中国皇权

几千年的皇权统治,使中国人早已习惯了恃强凌弱、落井下石。不仅如此,还越来越圆润地崇尚权力,甚至乐此不疲地对其他法制国家指指点点。曾经我的历史课堂上,学习汉莫拉比法典时,老师就涛涛不绝地批判了汉莫拉比法典为奴隶主服务的本质,完全遮蔽了法治国的重要意义,以至于在我的心中根本没有感受到那是一种文明。直到多年后到美国时才发现,人家最高法院的大厦里,都雕刻着汉谟拉比和他的法典, 事实上,作为立法者,汉谟拉比赢得了所有文明国家的仰视。

皇权文化,扭曲了中国人的价值观,这一点,“西藏问题”是一面镜子。让世界如醉如痴的图伯特文明,被中国共产政权随心所欲地定性为“农奴制”,还煞有介事地划分出了阶级:领主和农奴,編织出了令人发指的故事,比如剥人皮、剔人骨等,甚至断章取义地批判图伯特的法律是对富人的保护和穷人的凌辱等等。图伯特,在被扭曲中,或者说在臆想中,被毫不含糊地批判了几十年,至今仍在如火如荼。其实,这就跟我们批判汉莫拉比法典一样,都是自欺欺人罢了。可悲的是,居然得到了为数可观的中国人的认可。

回看历史,皇权统治虽然导致了中国平民起义(中国历史课本称农民起义)居世界之首。然而,这一切带来的仅仅是朝代的更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形态,甚至多数起义,都是打着“均贫富”的漂亮口号,实则是对社会财富的抢劫,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打土豪分田地”,更是名正言顺的抢劫,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中共建政后,行的仍然是皇权那一套,甚至可以说,它是历史上最为狡猾、暴虐的皇权。

图伯特佛法

与中国的宣传恰好相反, 当你真正走进图伯特时,会发现那里的社会气氛与中国截然不同,生命被尊重,弱者被照顾,穷人被施舍。仅以几件小事为例: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个午后,我与一位古修啦去帕帮喀朝圣,因为前一天下雨的原故,路上积了水洼,古修啦立刻捡起一根小木棍蹲在那水洼旁,把一只扑腾的苍蝇打捞了上来。

“您这是干什么?”我迷惑了。

“不捞出来的话,它会死的。”古修啦说。

那年的萨嘎达瓦节,我看到很多的僧俗百姓,都拿着一捆捆的零钱,分发给帕廓、孜廓、林廓上的乞丐,一个也不落。因此,萨嘎达瓦又被称为穷人的节日。我还在图伯特寺院里看到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年长的出家人,总是呵护比自己小的出家人。今年(2013年)2月,我在加德满都的kopen寺,看到一位只有四岁的小僧人,被比他大的僧人们无微不致照抚的情景,很是感慨。

早在松赞干布时期,图伯特就以“十善法”为治国之法了,这,哺育了图伯特人的价值观,不是以物质的多少、权力的大小而是以精神上升的高低为准的。正因为崇尚精神成就,图伯特出现了数不尽的大师,这一点,是鲜为中国人所知的。 仅宁玛传承已多如繁星,那么,萨迦、噶举、噶当格鲁、觉囊等大师集聚一起,织成了一个怎样的慈悲而智慧的世界?包括整个喜马拉雅地区,千百年来,都被图伯特文明滋养着。这也是为什么, 在喜马拉雅诸国中,达赖喇嘛尊者深受敬仰。

与起义连绵不断,社会财富动不动就遭到抢劫和破坏的中国相比,图伯特社会是稳定的,到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执政时,还大赦了所有的犯人,图伯特的监狱都空了。

荒谬的“政教合一”说


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合理的标准,其动荡与否,当然是不可缺少的元素。然而,中国共产政权不仅没有自知之明,相反,还简单地把图伯特的佛法治国,定性为“政教合一”,再与历史上基督教、伊斯兰教中的政教合一国家等同起来,把人家的问题,牵强地套给图伯特,抹黑图伯特。

让人扼腕的是很多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至今对此没有异议,有些海外异议人士,当然包括民运人士, 甚至把达赖喇嘛尊者的退休看成是与时并进,在赞叹的同时也套用中共的模式定位图伯特社会。

其实,早在西方社会出现民主制以前,印度等地的一些佛教国家,就已经在实施民主管理了。佛法本身,就贯穿着民主思想。再说图伯特,从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甘丹颇章王朝起,基本上实施的就是民主制,理由有二,一,支撑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和世袭的国王不一样;二,甘丹颇章王朝建立的同时,也建立了一个最高的权力机构——“春都杰措”,即图伯特代表大会,由僧人、商人,农民,牧人等不同阶层的民众组成,在当时来说,仅仅图伯特有这样一个最高的权力机构。

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一直希望在图伯特建立民主制度。因此,执政不久,便成立了列居列空,即改革委员会,主要讨论了如何在图伯特实行有宪法的民主制度、免去百姓的债务等,事实 上,尊者的退休,正是图伯特佛法治国的结晶。

总之,图伯特的佛法治国和中国的皇权统治截然相反,一个是提升精神,慈悲中的智慧,一个是追求物质,贪婪中的残忍。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因为“西藏问题”发生碰撞时,也往往是剧烈的,因为这背后,正是佛教文化与皇权文化的撞击。


完稿于2013年12月19日 加拿大

2013年12月18日星期三

北京导游带藏人团队的遭遇:震撼是巨大的 (转贴)


有良心的人说了良心话,朋友你也为藏人说句公道话:

我是北京的一名普通导游。前几天,刚刚带了一个来自西藏的纯藏民团队。在北京的旅游行程当中,他们留给我的震撼是巨大的。

其实在接团之前,我对藏族人民的印象多半来自于电影电视或者别人给予的零星信息,统一来说就是,不洗澡,比较野蛮,文化程度很低,与文明社会脱节……接到团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传说还真没错,电视上演的也很实在,就是那个形象,黑乎乎的,外表普遍比实际年龄老很多,看起来不怎么洗澡的样子,背非常沉重的简陋的大包,全团都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旅行箱……我自以为是的觉得他们的确与文明社会脱节了。

可是,在后来的接触当中,我才发现,我错的很彻底。而且他们的言行,让身为汉族人的我,极其汗颜。

抵达的第一天我们并没有安排走行程,而是打算在酒店休息。因为安排的失误,原本定好的南二环的那个酒店,突然说没房了,接待不了。于是,已经到了酒店门口的他们,还没来得及卸下行李,又被带上车,开到东三环的另一家酒店。下车之后,大家吭哧吭哧的背着沉重的大包,耐心的等待我们发完房卡,然后爬楼梯进入房间。结果意外又出现了,原先定好的那家酒店,又说腾出房间来,让我们过去。旅行社经理赶过来,决定还是调回原来的那家酒店去。于是,刚刚卸下行李还没来得及理顺东西的他们,又开始打包装车,再返回去。当时,身为导游的我,一直提心吊胆,生怕他们闹起来。因为听说藏民比较野蛮,这么辛苦的来回折腾,万一闹起来把这店砸了或者把我们都揍一顿,也是有可能的。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不仅没有闹起来,甚至连怨言都没有,在我们接待方一个劲儿的赔礼道歉的情况下,他们居然都微笑着对我们用不太熟练的汉语说“谢谢”。我有些目瞪口呆了。因为据我带团多年的经验,这要是个汉族团,百分之一万的现在该投诉投诉、该骂人骂人、该要赔偿要赔偿了……最次也得要求从三星换到四星并且要求赠送景点或者加餐等等等等。可是,他们居然连生气的表示都没有。我自问如果我是游客,遇到这种情况,我绝对没有这种态度,即便不占点儿便宜,也是要骂人的。

我怀着不可理解的心情带他们回到刚才到过却把他们拒之门外的酒店。这一折腾完,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他们是中午十二点多到达北京的。团队的全陪,一个看上去很憨厚的男人。在面对这种局面,身负巨大压力的他,居然也没对我说过一句埋怨的话,反而一直在安慰我,没事没事,我会去给他们做工作的。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形容我的诧异。因为我见过太多的全陪了,为了把自己的责任摘干净,不让游客把怨气撒在自己身上,从来都是帮着游客一起责难地接的,生怕游客认为自己在帮着地接说话。可他居然……我诧异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第二天要走故宫。从前门大街下车之后,走了一段,我回头想理理队伍,免得走散了掉人。因为一般带汉族团,一下车就跟一盘散沙一样,拍照的买水的自顾自往前冲的或者一团拥在一起买小纪念品的等等,太正常了。可是我一回头,又一次被惊了!他们居然两人一排整整齐齐一个不乱,安静的跟在我身后。我一停下来,他们马上也停下来了,一脸平静微笑的看着我。我觉得我似乎有点不会说话了,平时老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大家先别散开,跟紧我,不要走丢了”也说不出口了,现在这种状况,似乎会走丢的人是我。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只好冲大家笑了笑,继续带队往前走。

走到天安门广场上,过完安检,也没有一个人趁机先跑到前面去拍几张照片,或者因为新鲜,一出安检口就跑的找不着人。先过去的,仍然在前面排着队,后过去的,也没有任何人去插队,按顺序在后面排好。结果我们一行四十多人,仅花了五六分钟就过了安检并且排好了队。要知道,换成别的团,过个安检,我光收人都要收十几二十分钟!我默默的扶着我的下巴往前走。找了一块空地,我指挥大家把包都放在这里,排队去看毛主席,然后出来到这里集合。也没有一个人把包一扔就跑步去排队,生怕落后似的。而是所有人一层一层把包摞好,然后排好队,再慢慢往前走。没有任何人因为自己的包被压在下面而不高兴或者把包拽出来再放在上面一层。

在他们去排队的时候,我可是反思自己。一向觉得自己是中心的汉族人,自诩为高素质的内地人,在面对藏族人民这样的举动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不自在?会不会跟我一样,非常汗颜?

进故宫之前,我让大家在午门门口等我,我去买票。买完票回来,我的下巴又脱臼了一次。因为我看见那个经常见面的职业乞丐又在讨钱。而他们讨要的对象正是我团上的客人。当时在场的人纷纷侧目,看着我的游客排着队,每人手上举着一块钱。我很想提醒他们,这是个骗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没说出口。全陪在旁边看到我的表情,笑了笑,跟我解释,即便这是个骗子,他们也会给的。因为这是施舍,施舍是积福的。我看着他们脸上纯朴而且自然的神情,突然觉得我的心理是那么阴暗,一块钱而已,给一个生活确实艰难的人,又有何不可呢?即便他是个骗子,可他的残疾确实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啊。我静静的看着那个乞丐一边收钱,一边说谢谢。我想他的谢谢应该是真心的吧。

在故宫的游览中,因为步行距离非常远,而团上又有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我担心会误掉吃中饭的时间。于是偶尔我也会习惯性的蹦出几句“来,大家跟上我了,快一点”。但是我发现,没有人会真的就快一点,不是他们不愿意听我的,而是所有人的速度,都是以团队中被夹在中间的那几位腿脚不便的老年人为基准的。她们的速度就是全团的速度。即便是我说解散去拍照,回来的时候,也必定是带着这几位老年人一起回来的。

在游览故宫之后上车,也是极有秩序丝毫不乱,没有人抢着上车坐前排的座位。大家缓慢而且有序的上车,省时也省力,我一句多的话都没说。只是在门旁帮着上车不方便的人,扶她一把。而她们回报我的都是转过脸来的灿烂的笑容和唯一流利的汉语“谢谢”。相比起平时带的内地团,即便有说谢谢的,也都是例行公事般的一脸漠然,更别提会转过脸来笑着对着我说了。

后面几天的游览中,我发现,无论什么时候,他们永远都是一副很淡然的样子,无论遇到好事或者是坏事,他们永远都会对别人笑,用汉语说谢谢。排队的时候永远是把年龄大的夹在中间;走路的时候从来都是排成整齐的队伍;拍照的时候永远都不知道抢好位置;吃东西的时候永远都是把口袋里的东西挨个分到每个人,即便大家都有;上车的时候永远都是排队上;见到乞丐永远都会给钱;见到佛像永远都是虔诚的拜一拜;需要等待的时候永远都是安静的等待,绝不会叽叽喳喳;遇到高兴的事情永远都会开心的笑;说谢谢的时候永远都是面对别人的脸……

他们谦虚的认为自己没有文化,却不知道,他们懂藏语,也懂少数的一些汉语,尽管不会说,但是能够大致听懂。可身为汉族人的我,却是一个藏文都不认识的。若说没有文化,那应该是我。可我有这份谦逊吗?没有。

几天的行程走下来,他们坚定的信仰,对佛的虔诚,对恩情的回报,对世事的看法,都开始影响我。他们人手一串佛珠,只要手上不拿东西的时候,就一颗一颗的捻佛珠,嘴里也一直嘟囔一句藏语。

去雍和宫的时候,我和全陪,这个藏族汉子聊了一路。我问,他们天天嘴里念的是什么。他说,唵嘛呢叭咪吽,就是六字真言。用你们汉语说,大概就是,希望天下苍生不再受苦。我说,他们每天就念这个吗?为什么是天下苍生?他笑了笑,说,我们藏传佛教的教义就是这样的,以天下苍生为重。然后,他给我讲关于因果报应,六道轮回。我似乎有些明白了藏民的宽容和淡然来自何处。

 我问,为什么这几天总要辛苦的找餐馆?其实吃团餐的地方多了去了。定好多少钱一个人的标准,餐馆给安排,比你这样省钱多了,也方便多了。他说,他们出来玩一次不容易,如果吃的很不好,他们就玩不好,团餐虽然能吃,但是实在是不好吃。找个好点的餐馆点菜吃,虽然很麻烦,也比吃团餐贵,但是他们感觉会好一些,出门在外,尽量让他们舒服一点。我们不过就是少挣点钱,但是钱是挣不完的,够用就可以了,挣很多钱,但是让别人不高兴,那会有报应的。我瞅着他,心里触动极大。平时听这种话多了去了,是个人就会这么说,但是,真正能这样做的,又有几人?

最后一天送站的时候,他们给我戴上哈达,并且放下手上沉重的包裹,轮流跟我握手,道谢。我发自内心的发现,我很舍不得他们。这和以往我带的任何团队都不同。以往送团的时候,都是想赶紧送走完事,玩了几天斗智斗勇的累死了。可是送他们的时候,我从内心觉得非常不舍,不舍他们带给我的几天快乐淡然的日子,更不舍和他们在一起这种轻松无忧的感觉。和他们的相处,让我觉得万事其实都没有太值得计较的东西。接触了中国那么多地方的人,从来没有任何地方的人能让我有这种被感化的感觉。

当他们检票进站之后,全陪又一次出来,再次挥手道别。我说,我们必须要拥抱一下。于是我进到站里,和他拥抱,告别。不知道他是不是会明白,其实作为导游,天南海北见过的人太多了,但让我觉得可以倾心相交的朋友实在不多。他是这不多中的一个。

带了这么多年的团,能认识这样一个朋友,真是人生之大幸。

衷心的希望你们能再来北京,我们再相聚。

转自: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286536